西汉一朝，是察举制度的形成期。大致而言，汉初是萌芽期，在此时期内，文帝的察举诏书最具有启示意义；武帝时期，则是察举制度的成熟期，各种察举形式渐渐明晰，察举的内容和方法渐渐成型，武帝的察举诏书成为后来两汉诸帝察举诏书的嚆矢和典范；昭、宣以后，察举步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因为新时期新思潮的影响，阴阳灾异和儒家学说成为察举的动力和标准，以德取人渐渐成为主流。
第一节 西汉初期
西汉察举制度，始于高祖刘邦，汉代察举诏书的规制也是由刘邦奠定的。
刘邦平定天下之初，百废待兴，仅仅依靠帮他打天下的丰、沛集团，根本不足以应付繁杂的行政庶务。何况丰、沛集团无文，在这个集团之中最有文化的萧何，也不过是前朝的狱掾。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策，论者多方美化，但个人揣度，统治集团文化的短板，应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将视线落在埋藏在众庶之中的士子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邦察举征贤，也是其善于任用贤人的一贯风格的继续。在西汉建国初期，他在洛阳南宫宴请诸位功臣，他要求各位文武功臣谈谈自己为何能够战胜项羽夺得天下。高起和王陵的回答代表了大多数功臣的看法：“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对于这一回答，刘邦认为“知其一，未知其二”，并不全面。他对自己提出问题的解答是：“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81]也就是说，知人善任是高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打天下时就已经具备的领导才能。因而，在和平年代，他依然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一优长，在战胜项羽六年之后的196年二月，高祖面向全国下诏征贤：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82]
刘邦以尚贤选举的周文王、齐桓公为鹄的，因为他们都是依赖贤人辅佐而终成美名。他相信当今自己治下的帝国，贤人数量和质量不比周文王、齐桓公差；他判断，之所以贤人不出，错在自己。作为一位文化素养差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儒术、虚文客套，他干脆直接地以功名利禄来引诱贤人为自己服务。为了避免官员推诿搪塞，他明确了各级官员在荐贤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和相关的惩戒措施；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又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地方郡守对于自己辖境内的贤人要了如指掌，要恭谨有礼，必须“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汉书》文颖注：“有贤者，郡守身自往劝勉，令至京师，驾车遣之。”
刘邦的这道求贤诏书，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察举诏书。
首先，它为后来的类似诏书确立了卑身求贤的主题。皇帝必须自己承认靠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治理天下的重任，必须依赖贤人出山辅佐才能臻于至治。从高祖开始的汉代诸帝王的察举诏书，都注意要言辞恳切，以诚意打动士子。
其次，在诏书形式上，这道求贤诏可谓是察举诏书的范例。即先罗列历史上往圣先王依赖贤人成功的模范先例，然后道出时势的需要和贤人襄助的紧迫性，然后提出选贤的标准和要求。
对于天下的贤能士大夫，刘邦是赤裸裸地以利相诱，开了汉代察举贤士的先河。到了文帝时期，察举的内容和方法又有了新的变化。
文帝在诸吕作乱被诛后上台，朝中三公九卿或是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功臣，或是隔岸观火的中间派，缺少自己的心腹。所以，对于文帝而言，大量选拔忠于自己的贤能士大夫，是一件刻不容缓的紧急要务。对于优秀人才的渴求，使得文帝能够在古代帝王中能够少有地以战国鲁缪公、燕昭王、魏文侯的形象出现，卑身厚币，礼贤下士。他在位期间，经常就重大问题坦诚地咨询臣下，例如在后元年三月，特下《求言诏》：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83]
就时政困局，求问臣下贡献解决良策，鼓励臣下“无有所隐”。他首先列出了自己种种不德、无能的表现，以打消臣下直言获罪的顾虑，而使他们说出心里话。值得指出的是，文帝之所以成为后世士子仰慕的明君，他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是一个主要原因。据《史记·文帝本纪》载，他每次上朝，只要是有郎或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则置之，言可用则采之；他在位第二年五月，废除了诽谤、妖言法，大大放宽了言路，使得臣下不必畏首畏尾。正是因为他的这些举措和表现，他发布求贤诏书，才会收到士子良好的回应。
统观《汉书·文帝纪》，文帝在位期间发布的求贤诏书有两通。而这两通求贤诏书，都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文帝上台后第二年的十一月，发生了日食，在迷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西汉，这被认为是天父对天子（皇帝）施政不满的体现，是对天子的严厉警告，乃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文帝于是紧急发布诏书：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84]
文帝的这道诏书，在中国诏书历史上具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开了皇帝勇于承认过错的罪己诏先例，它开了皇帝因天象异常而警惧求变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它开了察举优秀人才的先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在后来都是察举诸科中很重要的科目。文帝不尚空言，在这里明确地设题指事，较之高祖诏书的泛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其实可以视作是延续两千年的皇帝考察人才的两个重要举措——射策与对策制度的起源，是隋唐科举制度的源头。在这道诏书中，文帝诚恳地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不要有所顾虑，要“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鼓励他们勇于上书说实话。这道诏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各地的人才纷纷上书言事，既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也显现了作为自己进身台阶的能力和学识。这种以上书言事的方式来展示自己见解与学识，以期收到引起皇帝注意的效果，在后代渐渐成为人才自荐的一种主要方式。
《汉书·晁错传》记录了文帝十五年九月的《策贤良文学诏》：
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隠。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文帝亲自策问这些从各地按员额征举到长安的贤良文学，他在诏书中，远举大禹、近取高祖两个因为信任贤才而终得大功的成功先例，以自谦的口吻称自己“不德”，“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然后引出自己追踪大禹、高皇帝的志向，要求各级官员推举贤良和直言极谏者，以匡救自己的不足。文帝在这里具体提出受推荐者必须围绕“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这四个问题来集中回应，这实际上是武帝策问孝廉、茂才诸科人才的滥觞，是由汉至清历代王朝对策制度的最早、最完备具体的先例。
文帝之后，景帝嗣位。在景帝统治下的后二年五月，发布了一道与尚贤相关的《重廉士诏》：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闵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85]
景帝认识到，廉洁而又有能力的士子，乃是为国家服务的官僚体系的基础，但汉初的士子进入仕途的门槛存在问题。当时的入仕规则是士子只有家产达到十算才有资格当官。汉代的税制，家产万钱为訾，应缴纳税（算）一百二十七钱。至于此项规则的理论依据，应劭注谓：“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官，故减訾四算得官矣。”[86]景帝以四算取代十算，其实是降低了士子入仕的经济门槛，有利于数量众多的下层优秀贫寒士子进入官僚体系，这也是对选贤举能理念的认可。
接续文景二帝执掌西汉帝国的是武帝。武帝的外立武功、内兴建制，都是在高祖以来数十年厚实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众所周知，察举制度的真正成型，要归功于汉武帝，但高祖、文帝和景帝在察举制度发展的历史上为武帝所打下的铺垫，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第二节 武帝时期
汉武帝的上台，使西汉王朝的一切方面都臻于极盛，仅就政治文化而言，武帝在秦始皇和汉初七十几年政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专制王朝体制与文化方面的弊病，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察举制度也正是在武帝治下，才正式成熟为一种健全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武帝对于人才的招徕，并非仅限于儒生。当武帝之时，庶事草创，各方面人才奇缺，武帝于是“唯才是举”。在发布于元封五年的诏书中，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87]考之史书，武帝也的确践行了自己唯才是举的命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由衷地赞美道：“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88]《汉书·东方朔传》也称许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89]。在其践位之初的建元元年十月，他便征举贤良对策，并在这次对策中将严助、董仲舒选拔出来。对于汉武帝的广纳贤才，即便是对他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90]
班固的叙述，说明了武帝所用人才的出身、职业、性格、特长等各不相同，武帝用人的多样性、广泛性令人钦佩。
武帝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是他完善察举制度的主要保障。但武帝采纳察举制度，还与他扭转汉初七十余年的黄老治国方略改而采用儒学有密切关系。
而武帝之采用儒学，董仲舒的对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更化、置五经博士、兴办学校，及尚德治王道而贱法治霸道的儒学主张。董仲舒的动议，武帝在形式上加以采用。武帝察举士子的标准，基本上符合儒生的呼吁。据严可均《全汉文》，武帝在位期间，至少两次派遣特使巡行天下。元狩元年四月，武帝发布《遣谒者巡行天下诏》，要求特使代表自己“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91]。即是对察举科目之一的孝悌力田者加以表彰之意。元狩六年六月，武帝再次派遣以褚大为首的六名博士循行天下，在诏书中，武帝要求六名特使任务之一是察举“举独行之君子”与有特殊才能的贤能之士。[92]
对于各地推举来的优秀人才，武帝则要亲自考察。元光元年五月，他面向察举来京的士子发布《诏贤良》：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捜，氐羗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93]
武帝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希望。他的治国理想是达到古书中所描绘的唐虞时代治世图：“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捜，氐羗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这与元光五年的《策贤良制》中的文字几乎一模一样：“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屮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94]他希望做一个尧、舜、成、康那样的贤明君主。尧舜时期，画象而民不犯，应劭注谓：“二帝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敢犯也。”颜师古补充道：“《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着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象而画之，犯宫者屝，犯大辟者布衣无领。”[95]贤明君主不以严刑峻法震动臣民，而以道德教化熏染臣下，使之乐于向善，导致祥瑞频出，民风淳朴。武帝坦白自己德行不够，他要求征召来的贤良能够放言着论，为自己指明方向。就是在这次考察中，汉代第一大儒董仲舒、汉代第一位以儒学封侯拜相的公孙弘脱颖而出。
对于来应诏的贤士，武帝求贤若渴，将自己困惑的政治问题一个个抛出来，祈求贤士给出答案。例如，元光元年，武帝亲拟《策贤良制》：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榖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96]
汉武帝一口气抛出来三个政治大问题，即王道正统如何延续？“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迫切需要博学之士的解答。为了打消士子的以言受罪的顾虑，他向士子们保证“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正是在这样宽容的政治背景下，士子之一的董仲舒才能言无不尽，上《天人三策》，“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于是进一步策问：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辅徳，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97]
董仲舒的对策，虽然部分解决了汉武帝的疑难，但却令他产生了更多的困惑，他亟须针对现实弊端的解决之道，但包括董仲舒在内的贤良们的对策“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即理论性很高，但现实针对性不够、可操作性不足。他细心地为对方考虑，“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要求贤良们“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即放心大胆，不必考虑后果，来提出真正有用的解决之道。在武帝的鼓励下，董仲舒二次对策。针对董仲舒等人的二次对策，武帝穷追不舍，紧接着发出了第三次策问：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寝微寝灭寝明寝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98]
由此案例可以证明，汉武帝对于察举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真诚地希望用好这一制度，为帝国选用最适合的官员人选。对于被察举者的提问，不是一次考察了事，而是针对士子的回答逐渐深入，由一个问题引申来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提问。这既有利于考察受荐举者的真实能力、水平，也体现了武帝对于引贤才辅佐自己以再现盛世这一宏大目标的渴望。
元光五年，武帝对此年征召来的贤良再次发出类似的策问：
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99]
武帝重视察举选士，对于虚应故事、不认真察举贤才的地方官，武帝在元朔元年十一月特下《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录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100]
这一道诏书，恩威并重，奖惩结合，针对某些高官“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的不作为，他本着“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古代规矩，要求百官们讨论不作为者应得的惩罚。《议不举孝廉者罪诏》体现的是武帝一贯的雷厉风行做事风格，是武帝在察举一事上能够成功的有效保证。
统观其察举诏书和用人实例，汉武帝察举贤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兼容儒生与其他学派的学者。
武帝重视儒学，在刚即位的建元元年，便曾有过一次推高儒学的尝试，该年十月，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但当时好黄老的窦太后尚在，所以武帝的这一诉求被强行压下去，倾向儒学的丞相卫绾、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儒生出身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儒士进入政府。窦太后去世，武帝得以按自己的治国理念来行事，于建元五年单独为儒学置五经博士并罢除原有的非儒学各学派的博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01]。汉武帝意识到儒学对自己统治的便利，于是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兴学校，并在察举人才时给予儒生以优裕员额。
虽然重视儒学的作用，但武帝对于其他学说也并不忽视。传统的意见以为武帝既然已经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那么儒学在武帝时便已经是一枝独秀而百家杂说彻底退出政权核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建元五年，武帝罢诸子传记博士，但并不禁止民众自由收藏、研究百家著作，仅就《汉书》所记，武帝时的杨王孙，“学黄老之术”，至于以非儒生的身份晋身高官行列的，如主父偃、汲黯等即是。在武帝尊儒开始的建元元年，就在武帝发表求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后，儒士出身的丞相卫绾不满意此次察举的人才中多有非儒生在内，于是奏请对那些属于法家、纵横家的学者予以遣返，不得录用。对于卫绾的奏议，武帝虽然同意，但他实际上还是擢拔了包括治纵横之术的严助在内的一些学者为官；建元三年前后，他又擢拔杂家东方朔、纵横家主父偃、徐乐为侍中。元光元年五月，武帝举贤良对策，“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看似儒学一统天下，但“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范围有限，并未普及到国家各级别行政机构中，非儒学的学说依然有其存活的机会。法家、纵横家、黄老道家、方士，这些董仲舒憎恶的“邪僻之说”的研究者依然可以通过察举的方式进入汉政权，为武帝所用。所以说，汉武帝的罢诸子传记博士，绝不可以简单等同于董仲舒以灭息“邪僻之说”“皆绝其道”为目的的“罢黜百家”，他对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学术是量体裁衣式的兼容并包，在汉武帝看来，百家各有所长：儒学迂腐，但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则最为合适，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臣民，最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法家严酷，但却是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手段；其他各家也是各有千秋，如兵家，在武帝外事四夷的频繁征战中就是不可替代的。汉武帝是个现实的统治者，他外事四夷、内兴建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仅仅依靠儒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司马迁评论说：“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02]班固也大致得出相同的结论：“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103]汉宣帝后来总结的“汉家制度”，实际上就是在汉武帝手里炉火纯青的“霸王道杂之”的帝王之术，它并不“纯任儒术”，或者说，儒学在武帝那里，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外儒内法才是“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的精髓所在。
汉武帝重用儒学，体现在察举诏书、策问中，一是引儒学经典来加强论证力量，二是强调儒学伦理道德的作用，三是渴求儒学对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给出有效的回答。武帝重视其他学术，体现在察举诏书、策问中，是当亟须某类人才如将军、可使绝国异域者、财务管理者、方士、法律精英时，明确无误地发布全国，专门予以征求。
察举制度是在武帝手中成型的，他开创或发展的包括察举、征辟、公车上书、太学养士与选士、纳赀、任子等选才方法，成为后来帝王的龟鉴。
在众多的选才方法中，主要包含贤良、孝廉、茂才三科的察举制度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后代的影响也最大。武帝的察举诏书，也成为后代帝王征选人才诏令的楷模。在武帝的诏书、策问中，他往往先标举古代传说中的盛世为鹄的，再自认德行能力的不足，然后就自己关注的现实紧迫政治问题一一提问，最后要求士子畅所欲言，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正是由于武帝能够真诚地对待这些特殊的臣子，能够放下偏见，唯才是举，吸纳有才干、有雄心的各阶层人才，所以才会有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优异人才放言直论并最终襄助武帝臻于盛世。
第三节 西汉中后期
昭帝在位十二年，也踵武其父，重视察举。
始元五年六月，昭帝下《举贤良文学诏》：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104]
昭帝十四岁即位，年龄很小，所以他在诏书中强调自己的渺小、能力的缺失和责任的重大，所以他邀约贤良文学辅佐自己，就显得谦逊、诚挚，易于打动对方。事实证明，昭帝的诏举贤良文学也的确是出自共谋国是的急切愿望。在第二年即始元六年春二月，他又再次下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105]。看来，昭帝的急招贤良文学，是有专门的指向的。武帝因为穷奢极欲、外事四夷，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于是用桑弘羊主抓财政，行盐铁酒专卖制度，即盐铁榷酤。官员朝服坐市，与一般商贾没有区别，与民争利。盐铁榷酤，导致物价提高而质量窳劣，所以民怨沸腾。武帝在位，无人敢议论；昭帝上台，这种反对的声浪日渐高涨，以至于昭帝无法忽视，不得不紧急召集民意代表——贤良文学赴京商议。这其实是皇权在民意面前不得已的一次妥协和低头。几十位应召的贤良文学在朝堂上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唇枪舌战，最终成功地迫使昭帝下诏部分废除了盐铁榷酤，在诏书发布后的第二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106]。该事件的前前后后被详细记录在宣帝时期桓宽的《盐铁论》一书中。贤良文学虽然代表民意，理直气壮，但昭帝的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也确实与这通《举贤良文学诏》前后一贯，体现了这位年轻君王的气度和智慧。
宣帝继位，一扫武帝末年以来的颓势，西汉国势重新上扬。作为一位公认的中兴明君，汉宣帝非常重视武帝以来的察举成功经验。在地节三年十一月，宣帝下《举孝弟诏》：
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107]
因为巫蛊之祸，武帝将自己的儿子戾太子一门族灭，唯一的幸存者即是尚在襁褓中的宣帝。虽然因丙吉等人的怜悯而得救，但却被放民间，成了皇族中的流放者。正是因为身在草野的时候，就已深刻了解社会的种种不平、细民的种种不幸和官员的暴虐骄横，宣帝才会有在上台后的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圣德”，是即位后欲有所作为的宣帝的如实描绘。在深通儒术的宣帝看来，社会的治乱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民风民俗。风俗淳美，是理想盛世的终极目标。但承武帝严刑峻法之余，到宣帝上台时，社会已是民风浇薄、乱象四起。服膺儒学导民向善说教的宣帝引《论语》为证，宣扬仁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吏民本着仁慈爱心去忠君孝亲。在儒家看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08]。社会中的人是分层的，精英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细民一道臻于至善。正是在这一儒家理念的指导下，宣帝才会顺理成章地要求各地贡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以为民极。本着同样的理念，宣帝在元康元年八月颁布《博举诏》，谓“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109]。关于察举的人数，刘攽注以为，诏书是下丞相和御史的，所以“各二人”是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要分别察举二人；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没人负责察举一人。
史书记载，宣帝为政，秉承武帝以来的“汉家制度”，奉行外儒内法的霸道治术，明察秋毫，治官吏甚严。他来自于民间，熟谙官场的种种弊端，因而能不为官僚集团所遮蔽，能针对吏治的弊端做出有效的调整。在察举问题上也是如此。自武帝以来，官官相护渐成风气，本着肥水不外流的原则，官僚集团意图将一切好处自己独揽。察举是入仕的最重要途径，于是官员之间互相推举，以期共同富贵，渐渐成为察举的毒瘤。它泯灭了官僚集团之外的士子通过自修道德、艺业以脱颖而出迈入仕途的希望，而使得官僚集团内部的成员独家获得升迁的机会，因而损害了皇权和国家利益。针对这一现象，宣帝在自己人生最后一年的黄龙元年四月颁布《毋得举六百石为廉吏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110]这道诏书有着强烈的指向性，宣帝认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已经拥有了特权，获得了大量利益，所以他们不应该再享受察举的待遇，而应将这一机会无私地交还给白衣士子，从而使社会趋于公平和正义，这是宣帝远见卓识的体现。
元帝刘奭，史书称其“仁弱”，为人偏听偏信，仁爱有余而决断不足。在他之前的汉代皇帝，以武帝和宣帝为代表，他们推崇儒家，是因为意识到儒学对于风俗文化的熏染力量非其他学派所能及，他们利用儒学但不迷信儒学，而仅仅是以儒术来缘饰霸王之术。但元帝与父祖不同，他是汉代第一位真心实意鼓吹儒学的最高统治者。据《汉书·元帝纪》，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111]
元帝个性，诚如乃父宣帝的评价，不达时变，拘泥慕古。他仰慕的是“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他恐惧的是灾异事象，因为他坚信“安民之道，本繇阴阳”，所以一切灾异事象都可以视作是阴阳失调的表征，他是西汉第一个真正迷信灾异学说的皇帝。当灾异袭来，元帝都会放下自己皇帝的自尊心，下诏求臣下批评自己的过错。如初元二年七月，“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初元三年六月，“阴阳错谬，风雨不时”。对此，元帝将之归咎于“朕之不德”，他希望朝中百官敢言皇帝的过错，“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112]。元帝看似勇于纳谏，但他的动机却是迷信。即便如此，因为恐惧上天的惩罚，元帝还是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和妥协。
例如当初元二年，灾异事象频发：“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为此，元帝自责“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认为是自己的治理出了问题，才导致黎民万姓受灾害之苦。他降诏：“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113]
元帝在继位后即屡次发布求贤察举诏书，他加大对于贤才的招募工作力度，乃是出于对上天的敬畏。
元帝在位十五年，仅发诏遣使巡行天下察举士子，便有两次。第一次遣使发诏，是在元帝刚刚即位的初元元年四月：“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14]元帝继位之初，灾异频出，因此派出使节安抚民众，其任务之一是“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即察举士子。元帝笃信儒学，引《尚书》益稷之辞来表达自己仰赖贤俊的心情。颜师古注谓：“言君能任贤股肱之臣，皆得良善，则众事安宁。”第二次是在建昭四年四月：“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115]内容与第一次发布的诏书类似。
统观元帝的察举求贤诏书，灾异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的诏书千篇一律，虽然也不乏诚意，但恐惧的力量更大。这是由元帝的个性和学养所决定的。
当成帝即位，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他的母亲王太后掌握实权，信任王凤等兄弟，刘氏政权岌岌可危。成帝对于帝国的危机漠不关心，以醇酒妇人打发时日。但在形式上，他却表现得如一位爱民节俭、能力突出、德行高尚的古圣先王。他的察举诏书，正是体现了他这一新的特点。
和元帝一样，成帝即位不久，便以遣使巡行天下的形式，摆出来求贤、忧民的姿态。
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京城发洪水，惊扰民众，被视作是大灾难。成帝于是在本年的九月下诏：“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夘，晦，日有蚀之。当此天灾，成帝再次下诏：“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史举惇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116]
成帝诏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灾异。对于天现灾异，元帝和成帝已经没有了文帝、武帝、宣帝等人的自信，适值西汉衰乱之世，他们已经是惶惶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联系到自己的失德举动，于是想尽办法攘除灾异。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时人李寻谓：“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今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金历库土逆度，辅湛没火守舍。”[117]
李寻劝谏翟方进的话，道出了成帝末年灾异遍地的亡国征象。关于李寻口中的这些灾异事象，颜师古注征引学者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张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朓侧匿，星孛营室，东井荧惑守心。”张晏曰：“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镇，宜固而崩，水逆流，反于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后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服虔曰：“提，摄提星也。扬眉，扬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绥和元年正月，枉矢从东南入北斗，摄提与北斗杓建寅贯摄提中是也。”张晏曰：“矢，一星贯中者，谓正直弧中也。”张晏曰：“狼，一星奋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则盗贼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犹张也，兵起之象。”张晏曰：“库二十星在轸南。金，太白也，历武库则兵起。土，镇星也。逆度，逆行也。”张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辅沈，没不见，则天下之兵销。三十日为守舍，谓日月所经宿舍也。”[118]
在大的灾异面前，成帝急于寻找替自己挡灾的人，于是召见翟方进讽喻。当翟方进回家，成帝又迫不及待地赐册，再次催逼翟方进自绝：“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吏民残贼，殴杀良民，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朕惟往时之用与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増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増益盐铁，变更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后议者以为不便，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醪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醪。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务便百姓以辅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成帝将自己的过错推得干干净净，而将一切罪责推诿到丞相翟方进的身上，名义上是赐给他礼物，要他“强食慎职”，实际上是要求他担当起一切罪名，以自杀的方式向上天祈求原谅。面对天灾而命丞相自裁以当大难，这种奇怪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成帝的迷信灾异。所以，当河平元年四月，发生日食。成帝下诏：“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着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修其职，惇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119]
在成帝的察举诏书中，灾异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建始三年十二月，前有日食，后有地震未央宫殿，成帝下诏：
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屡发，以告不治。朕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交车，朕将览焉。[120]
阳朔二年九月，下《举博士诏》：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121]
鸿嘉二年三月，又有《选贤诏》，原来，在该年春，当博士行饮酒礼时，“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这与《尚书·高宗肜日》所记类似。据《尚书》，殷高宗在祭祀日，有雉飞临鸣叫，高宗于是警戒，通过自己努力，改善政治，于是坏事变成好事，国家康宁。成帝显然是要模仿殷高宗的举措，于是下诏：
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122]
成帝将自己治下乱象四起的世道归咎为“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和“举者未得其人”两条，他向世人宣示自己为治的决心，布告天下察举敢于切谏自己的“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在建始四年夏，成帝在白虎殿对察举方正直言而来的四方士子出题策问：“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123]也是遵循着类似的思路，希望以学术、道德、勇气为标准来选取士子，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以度过灾殃。
哀帝继承成帝的帝位时，西汉已经陷入了末世的衰颓之中。此时西汉国势式微，乱象迭出，民心思变，内忧外患爆发，哀帝为了挽回颓势，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哀帝在位的六年，是西汉最动荡的时期。当时的名儒鲍宣上书痛陈时政缺失，谓民有七亡、七死：“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最后，鲍宣大胆地指出：“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124]
哀帝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鲍宣的意见。他的第一个举措是罢乐府官。传统的儒生一向认为乐府代表了帝王奢侈淫糜的感官享乐思想，耗费了大量钱财；更重要的是，正统儒学认为乐府音乐是俗乐，与雅乐格格不入，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哀帝顺应儒生的诉求，罢乐府机构，是为了缓解儒生的不满，为自己的统治赢得知识界的支持。
哀帝的第二个举措是意欲采纳师丹的建议，限民名田。西汉两百年的历史，就是豪强兼并的历史。在哀帝时期，土地兼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富户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动荡很大的一个诱因便是土地的分配不均。师丹担任哀帝的辅政大臣，他建言以古时的井田制度来取代当时的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他的设想是：“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哀帝于是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认可师丹的建议，他们更进一步细化了限民名田的措施：“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这一措施起到了一些成效，“时田宅奴婢价为减贱”，但是因为触犯了权贵的利益，于是还是被迫取消。[125]
哀帝挽回人心的另一个举措是废除诽谤诋欺法，使百姓得以宣泄自己的不满。
其他如准许宫内三十岁以下的宫女出宫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奴婢得以复为庶人，为三百石以下的官吏增加俸禄，免除河南、颍川等遭水灾的郡县的租赋等，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哀帝的一个重要的向民众宣示革新意愿的行动是察举贤良、共商国是。
建平元年二月，哀帝下丞相大司空《举贤诏》：
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哀帝这道简洁的诏书，要求丞相大司空以下的高官，都要举荐贤才。哀帝这里特别看重的贤才，是“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者，颜师古注谓“言有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虽在侧陋，可延致而任者，皆令之”，这已经颇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意味了。
当时势变得更加险恶，仅仅凭借“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者已经无法完成目的的时候，哀帝便转而追求察举明习兵法的杀戮者。建平四年冬，眼看国内造反者日渐增多，边患日渐严重，哀帝乃下《举明习兵法诏》：
间者灾变不息，盗贼众多，兵革之征，或颇著见。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简练戎士，缮修干戈，器用盬恶，孰当督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将军二人，诣公车。[126]
察举的人数，刘攽注谓：“将军二人，但谓令将军举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从全国察举几十人的军事人才，规模已经很大了。
哀帝的察举诏书，看似唯才是举，其实是当时政治乱象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面对令人绝望的现实，哀帝甚至想到了改元太初，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这样粗劣的应对之策。这是皇帝为了拯救自己的帝国，不得不展示自己亲民、礼贤的姿态而已。哀帝诏书所言，与他在现实政治上的实际举措，其实是不吻合的。
和此前的西汉帝位察举诏书相比，哀帝的诏书数量明显减少，内容寡淡无味，这说明皇帝对于以察举人才的方式来度过时坚，已经是信心不足，热情自然也就减退。平帝是王莽的傀儡，年纪幼弱，在位时间短，所以没有发表察举诏书。
王莽以外戚篡权的方式取得刘姓的政权，据《汉书·王莽传》，王莽在位二十余年，事事追求复古，内外扰攘。他在位的这段时间，没有一通察举贤人的诏书，看似他无暇顾及察举这一重要的汉代制度，实则不然。王莽没有察举诏书，不意味着他忽视察举。西汉的察举有岁举和特举两种主要的形式，岁举即年年按例举行，如各州郡多少员额，只需按此员额岁举来中央即可，不必再三令五申；特举则多是逢天灾、大事时，由皇帝特发察举贤才的诏书。《汉书·王莽传》未载录王莽的察举诏书，仅仅是说明王莽没有特举，而基本上是循规蹈矩地岁举贤才为新朝服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