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力所以为人所畏服者，实以其为必至之符。人则任情为治，不免忽出忽入，黠者遂生尝试之念，愿者亦启侥幸之心，而法遂隳坏于无形矣。设使人治之必然，亦如自然律之无或差忒，则必无敢侥幸尝试者，国安得而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曰：“董阏於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此赏之所以贵信，罚之所以贵必也。不特此也。人有所求而无术以致之，固亦未尝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数，不足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为可必而已矣。《韩非子·显学》篇曰：“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勿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故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
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韩非子》曰：“古之毋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南面》。此即务察其实，而不眩于虚论之精神也。又曰：“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此则既明实际之情形，而断以行之者矣。商鞅、吴起之徒，所以一出而收富国强兵之效者，以此。
术家之言，千条万绪，而一言以蔽之，不外乎“臣主异利”四字。盖社会之组织，非至极安和之境，则公私之利害，终不能无相反之处；而凡人之情，必皆先私而后公，此督责之所由不可废也。不特有特权之官吏为然也，即受治之人民亦然。故《韩子》又言“法为人民所同恶。”此法、术二家之所由相通也。臣主异利之义，《韩非子》中《八奸》、《奸劫弑臣》、《备内》诸篇，言之最切。法为臣民所同恶，见《和氏》篇。
职是故，法家之治民，乃主大处落墨，而不主苟顺民情。《韩非子·心度》篇谓“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民利”是也。今有孺子将入井，人见而止之，或不免婴孺子之怒。然谓孺子之入井，为有求死之心固不可，则止之若违其欲，实顺其欲也。人孰不欲利？然能得利者卒寡，不能得利者卒多，何哉？昧于利不利之故，不知利之所在也。故顺人之欲者，未必其为利之；反人之欲者，未必其非利之也。特欲或隐而难见，或显而易知。当其隐而未见之时，无从家喻户晓耳。故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义主张太过，有时亦有流弊。盖不从民欲，当以民利为期。若径以人民为牺牲，则失其本意矣。韩非《备内》篇曰：“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即坐此失。《商君书》、《弱民》篇主张尤偏。
凡为国家社会之害者，非把持则侥幸之徒。把持谓已得地位之人，侥幸则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之人也。法术家务申国家社会之公利，故于此曹，最为深恶痛绝。凡裁抑大臣之说，皆所以破把持；而力诋游士之言，即所以绝侥幸也。见《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子·问辩》篇曰：“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辨；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此说也，即李斯之所以焚书。《管子·法禁》其说略同，可以参观。知斯之行此，乃法家固有之义，而非以媚始皇矣。人性原有善恶两面，法家则专见其恶，彼闻上令则各以学议之者，岂必以私计之便哉？亦或诚出于大公，冀以其所学，移易天下也，而自法家观之，则恒以为自便私图之士，遂不得不取此一切之法矣。然韩子但欲采其言责其实，则似尚未欲一概禁绝之，而斯又变本加厉耳。
言行以功用为彀的，推之至极，遂至列文学于五蠹，目诗书为六虱，此亦失之太过。然《韩子》又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其意自欲以救时之弊，非谓平世亦当如此也。
人之情，恒不免先私而后公，此特凡民为然。豪桀之士，固不如此。此少数豪桀之士，则国之所恃以立，而亦人民之所托命也。韩子之意，当时上而贵臣，下而游士，无非国之蠹，民之贼者，惟法术之士为不然。其说见于《难言》、《孤愤》、《说难》、《奸劫弑臣》、《问田》诸篇。此或亦实在之情形也。贵族腐败不可救药。游士则多数但为身谋。
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万事一决于法，而持法者为君主，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今之议会，不与政府狼狈为奸乎？议会与政府，非遂无争，又多各为其私，非必为国与民也。故曰：此事实问题也。
法之本义为模范，乃有所作者之所当则。术之本义为道路，则有所之者之所必由。自法术家言之，其学殆不可须臾离也。执法之不免拘滞，法家岂不知之？然终斤斤于是者，则以其所失少所得多也。《韩非子》曰：“释法术而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谓此矣。即谓苟有尧舜，虽释法术而心治，亦可正国；苟有奚仲，虽去规矩而意度，亦可成轮；然“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而一治；抱法而待桀、纣，是千世而一乱也。”况乎释法术，尧、舜亦未必能治；即能治，亦事倍而功半耶？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思想全与法家同。特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人与法并重，不如法家之侧重于法耳。然苟法严令具，则虽得中主，亦可蒙业而安，此亦儒家所承认也。则法家所谓抱法而待桀、纣，千世而一乱者，亦不背于儒也。
以上征引，十九皆出《韩非》。以今所存法家之精义，多在此书也。至《商君书》之所论，则“一民于农战”一语，足以尽之。《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索隐》曰：“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是耕战书也。”释开塞义，与今书开塞篇不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司马贞未尝见其书，安为之说。今案开塞耕战，盖总括全书之旨，非专指一两篇。《索隐》意亦如此，晁氏自误解也。然《索隐》释开塞亦误。《尉缭子·兵教下》篇曰：“开塞，谓分地以限，各死其职而坚守。”此则开塞二字之古义也。《商君书》重农战，度必有及分地坚守之说者，今其书偏亡，而其说遂不可见耳。
《李子》，《汉志注》云：“名悝，相魏文侯。”近人云：“《食货志》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与《史记·货殖传》言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正合，故知克、悝一人。”陈群《魏律序》言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黄奭有辑本。《汉志》所著录之《李子》则亡矣。
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已见第六章第六节。此为道家言。《吕览·慎势》，《韩子·难势》皆引其言，则法家言也。《慎势》篇：“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同犹。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览》引此，为“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之证。盖位之所存，势之所存，欲定于一，必先明分也。然则慎子势治之论，即是法家明分之义。《荀子》谓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天论》。盖指其道家言言之；又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解蔽》。则指其法家言言之也。此亦可见道、法二家之相通也。今本《慎子》五篇，皆普通法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