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秋》之季，有一蒿目时艰，专以救世为志者，是为墨子。墨家者流，《汉志》云：“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胡适之作《九流不出王官论》，于此数语，攻击最烈。此胡君未解《汉志》之说也。《淮南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服上当夺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说最精。清庙即明堂，见蔡邕《明堂月令论》。周之明堂，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为神教之府。《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帝命验》。古代制度简陋，更无宗庙、朝廷、学校、官府之别。一切政令，悉出其中。读惠氏栋《明堂大道录》可见。古人制礼，于邃初简陋之制，恒留诒之以示后人。《记》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筅簟之安，藁鞂之设。”《礼器》。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史记·封禅书》。即此所谓茅屋采椽。明堂建筑，至后来已极壮丽，见《大戴礼记·明堂》篇。而犹存此简陋之制，正是不忘其初之意。不忘其初，则所以示俭也。养老之礼，后世行诸学校。古辟雍清庙合一，故亦行诸清庙之中。选士本以助祭，见《礼记·射义》。其行诸清庙，更为义所当然。顺四时而行，则《礼记·月令》、《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训》所述之制。农牧之世，人之生活，全赖天时。其时知识浅陋，以为日月之运行，寒暑之迭代，以及风雨霜露等，咸有神焉以司之，故其崇奉天神极笃。久之，遂谓人世一切，皆当听命于天。《月令》等篇，条举某时当行某政，非其时则不可行。苟能遵守其说，则政无不举，而亦无非时兴作之事，如农时兴土功之类。国事自可大治。《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首告以行夏之时，精意实在于此，非但争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也。此诚便民要义，而古人之信守，则亦由于寅畏上天。观《月令》等所载，行令有误，则天降之异以示罚，其意可知。此等天神，皆有好恶喜怒，一与人同。若如其他诸子之说，所谓命者，于己于人，皆属前定；更无天神降鉴，以行其赏善罚恶之权，则明堂月令之说，为不可通矣。此墨子所以非之也。《礼运》：“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所谓“夏时”者，郑《注》以《夏小正》之属当之，而亦不能质言。窃意《月令》等书所述，正其遗制也。严父配天，事始于禹。见《礼记·祭法》。鬼者人鬼，故曰右鬼。古诸侯多天子之支庶；虔奉大君，不啻只事宗子；而敬宗之义，原于尊祖，故曰“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也。《吕览·当染》篇曰：“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墨学出于清庙之守之诚证。《汉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尹佚即史佚。王居明堂之礼，前巫后史。《礼记·礼运》。故清庙之礼，惟史氏为能识之。墨学之出于史角，与墨家之首列尹佚，二事正可互证也。《庄子·天下》篇言墨子称道禹，“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今《公孟》篇载墨子之辞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此为庄子之言之诚证。《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乃《汉志》宗祀严父之说；卑宫室，则茅屋采椽之谓也。《节葬》篇载墨子所制葬法与禹同，又《淮南》用夏政之注脚。此类尚多，孙星衍《墨子注后序》，可以参看。知《汉志》及《淮南》之言皆确不可易矣。
又《墨子·非乐》篇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罄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勿式。”其辞不尽可解。然谓夏之亡，由启之荒于乐，则大略可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说正相合。后羿篡夏，《史记》不言其由。《伪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畋，乃移羿之恶德，以植诸夏，殊不足信。观《墨子》、《楚辞》，则知夏祚中绝，实由憙音沉湎。盖后世遂悬为鉴戒，墨子之非乐，亦有由来矣。
墨出于儒，亦有佐证。《墨子》书中，与儒家相诘难者，为《非儒》、《公孟》两篇。《耕柱》亦间见其说。而《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实为儒家言。《修身》、《亲士》，与《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相表里。《所染》与《吕览·当染》略同。因有疑其非《墨子》书者。案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非儒》上篇已亡。合下篇及《耕柱》、《公孟》观之。其所非者为儒家之丧服及丧礼，以其违节葬之旨也。非其娶妻亲迎，以其尊妻侔于父，违尚同之义也。非其执有命，以申非命之说也。非其贪饮食，惰作务，以明贵俭之义也。非其循而不作，以与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胜不逐奔，揜函勿射，以其异于非攻之论也。非其徒古其服及言；非其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勿击不鸣，以其无强聒不舍之风，背于贵义之旨也。此外诋訾孔子之词，多涉诬妄，则古书皆轻事重言，不容泥其事迹立论。又墨之非儒，谓其学累世莫殚，穷年莫究。然《贵义》篇谓：“子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也？子墨子曰：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然则墨子之非读书，亦非夫读之而不知其要；又谓已知其要者，不必更读耳。非谓凡人皆不当读书也。其三表之法，上本之古圣王，实与儒家之则古昔称先王相近，而其书引《诗》、《书》之辞亦特多。《淮南·主术》云：“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说盖不诬。《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固不得谓非墨子书矣。
墨子宗旨，全书一贯。兼爱为其根本。《天志》、《明鬼》，所以歆惧世人，使之兼相爱，交相利也。不利于民者，莫如兵争及奢侈，故言《兼爱》，必讲《非攻》、《守御》之术，正所以戢攻伐之心。而《节用》、《节葬》及《非乐》，则皆所以戒侈也。《非命》所以伸《天志》，说已具前。《尚同》者，封建之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诸侯咸有所忌，而生民可以小康。自诸侯出，已不免连搂相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则不可一日居矣。故墨家之尚同，正犹儒家之尊君，皆当时维持秩序，不得不然之势。或訾其邻于专制，则彼固主选天下之贤可者而立之矣。故《尚贤》之说，与《尚同》相表里，而《尚同》以天为极，则又与《天志》相贯通也。惟《经》、《经说》、《大取》、《小取》六篇，多言名学及自然科学。在当日，实为高深学术，距应用颇远，与墨子救世之旨不符。盖古清庙明堂合一，明堂为神教之府。教中尊宿，衣食饶足；又不亲政事，专务遐思，遂有此高深玄远之学。史角明乎郊庙之礼，盖曾习闻其说而世守之。而其后人又以授墨子。此虽非救世所急，然既与闻其说，亦即传习其辞。正如墨子非儒，而《修身》、《亲士》、《所染》等儒家言，未尝不存其书中也。然则辩学由墨子而传，而其学实非墨子所重。今之治诸子学者，顾以此称颂墨子，则非墨子之志矣。诸篇虽讲论理，仍有发明兼爱之辞。见上章。孔子言夏人尚忠，《墨经》实其一证。而墨子之用夏道，更不足疑矣。
欲知墨子之说，必先明于当日社会情形，不能执后人之见，以议古人也。古者风气敦朴，君民之侈俭，相去初不甚远。而公产之制，崩溃未尽，生产消费，尤必合全社会而通筹。《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以三十年之通。虽天子，亦必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可日举以乐。此可见墨子之《非乐》不足怪。《曲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祀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凶岁如此，况于民之饥，不由于岁，而由于在上者之横征暴敛，役其力而夺其时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世之人，习焉则不以为异，墨子之时，人心不如是也。古者地广人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星罗棋布于大陆之上，其间空地盖甚多，故其兵争不烈。疆场之役，一彼一此，不过如今村邑之交哄。倾国远斗，如楚阳桥、吴艾陵之役者，已为罕闻；长平之阬，西陵之焚，不必论矣。席卷六合，罢侯置守，非墨子时所能梦想。欲求少澹干戈之祸，惟望率土地而食人肉者，稍念正义而惜民命而已。此如今之唱限制军备，立非战公约者，孰不知其非彻底之论？然舍此，旦夕可行者，更有何法？岂得诋唱此等议者，为皆迂腐之谈乎？故执后世之事，或究极之理，以议墨子者，皆不中情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