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1906年生于江西省寻乌县，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倡导成立了“寻乌留粤校友会”和“寻乌县平民合作社”等进步组织，创办了《石溪新潮》和《犁头周刊》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当革命形势日益恶化时，他拒绝长辈的劝告，毅然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平远、蕉岭等地的工农武装起义。随后，奉命回寻乌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中山学校”。
1927年冬，与共产党员刘维炉等组建中国共产党寻乌县支部，任委员，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3月25日，组织领导了“寻乌暴动”，任副总指挥。暴动失败后，转移至广东梅县，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部长。5月，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秘密返回寻乌，组织游击队。1928年8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9月，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党代表，率部以阳天嶂山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1929年冬，率第二十一纵队打下了寻乌大田反动土围子，分了外祖父大地主梅洪馨的土地财产。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二次到寻乌，他协助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6月中旬，调任红一军团前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0年10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内务部部长。1932年2月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同年5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在江西开展反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古柏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没有放弃原则，同“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被撤职，分配到会昌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他继续抵制扩红运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1934年春他到中央政府粮食部任秘书，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被留在赣南坚持斗争，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后任闽粤赣边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2月，被派往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突围时牺牲，年仅29岁。
192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乌葛蒲圩。古柏闻讯后，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乌党组织领导革命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并指示古柏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
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乌地主武装联合对第二十一纵队进行疯狂进攻。古柏在阳天嶂到龙廷、雁洋、李坑、留车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密切注视敌人的军事行动。只要敌人一出动，游击队就能及时转移，然后寻找时机伏击敌人。敌人见围攻不成，就又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他们在阳天嶂周围驻扎军队，把上下山的通路封死，还到处张贴布告，以高达千元的赏钱，5次悬赏通缉古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第二十一纵队的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不少同志因此产生了急躁的情绪，认为“困死不如拼死，干脆下山跟敌人拼了”，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时，古柏的六弟古松在同敌人作战中刚刚牺牲，古柏强忍悲痛，耐心地教育启发大家：现在我们在山上，敌人对我们无计可施，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拼命，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为了带领大家战胜困难，没有粮食，古柏就领着大家打猎，采野菜、野果；晚上山里蚊叮、虫咬，战士们睡不好觉，古柏就和一些同志轮流值班，用树枝给露宿的战士驱赶蚊虫。
就在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处境极其艰难的时候，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乌。毛泽东让红四军留下一些同志帮助寻乌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随后，第二十一纵队扩编成三个中队，活动范围由粤赣边扩大到会昌、安远境内。
1929年冬，为了扩大以阳天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古柏率领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开始消灭大田乡的地主武装据点。大田乡是寻乌县境内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寻乌县地主武装最强大、最顽固的一个武装据点。大田地主武装民团团长就是古柏外祖父梅洪馨的继孙，而且与古柏是儿时的同学。当古柏率领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正做着战斗准备时，突然收到那个表兄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梅老太爷死了，请古柏去大田吊丧。”古柏看完信，分析认为，这是民团看到红军势力强大，想用这个办法和红军取得暂时的妥协，争取时间，以便伺机反扑。
古柏将计就计，他先把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布置在大田附近，然后自己只带一个名叫陈必达的红军战士，来到表兄的大田民团团部。在民团，古柏找机会向团丁们宣传革命形势，他还告诉团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你们也都是穷人出身，不要再替地主卖命，红军是优待俘虏的。说完，古柏与陈必达扬长而去。当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攻打大田的枪声一响，那些听过古柏宣传的团丁们，大部分缴械投降或者不战而逃。就这样，第二十一纵队胜利地打下了大田，而且活捉了民团团长。
占领大田乡后，古柏立即发动大田的农民，分掉了外祖父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那些逃亡在广东的梅家地主们，大骂古柏“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古柏听说后，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吃人的豺狼倒谈起良心来了。良心，他们的良心就是叫一家饱暖千家哭！我们没有那种良心，我们穷人有穷人的良心。”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三次来到寻乌，并一举攻克寻乌县城。当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党内、红军中的部分同志盲目乐观，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有所抬头。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决定作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他挑选了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作为调查对象。在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在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所医院里，召集寻乌各阶层共11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就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乌调查”。
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调查会，古柏不辞辛苦地日夜工作着。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乌的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深入各阶层认真仔细地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特别是推荐了熟悉寻乌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参加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担任记录，因为寻乌方言不好懂，有时他还要给毛泽东作翻译，会后，他还要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这一切为后来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现实依据。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还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年后，毛泽东将这次调查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这篇光辉著作。
寻乌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很欣赏古柏的忠诚和才干，要古柏夫妻一起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930年6月5日，古柏来到闽西武平县城，感慨万分，写下了一首名为《新起点感赋》的诗：“已经革命掀高潮，要有坚贞不屈挠。任何飘摇多挫折，中流矗立阻狂涛。风餐露宿须欢受，弹雨枪林莫惧劳。故土家乡休恋念，与民团结共同袍。”随后，古柏被毛泽东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这期间，他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党代会（赣南会议）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鼓吹“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古柏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也在这里养病。面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博古等人既没有军事经验，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做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被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
1933年4月16日至22日，在一次工作总结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古柏等人进行“残酷的斗争”，还要古柏他们“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古柏不但没有放弃原则，而且依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左”倾领导者以“开除党籍”对古柏进行威胁，对此，他泰然处之。古柏被撤职后，曾经被分配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工作中，他继续抵制扩红运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因而再次受到“处分”。1933年12月14日，在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上，古柏被错误地撤销了突击队长职务。1934年1月5日，《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古柏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闽粤赣边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职。由于环境日益险恶，古柏把大儿子寄养在一位乡苏维埃主席家里，同时留给他两件东西，一件是一张自己相片的底片，一件是刻有“古柏之印”四个字的印章。后来，这位乡苏维埃主席被国民党杀害，乡苏维埃主席的妻子背着古柏的儿子，带着这两件物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刚从九江监狱出狱的古柏的爱人曾碧漪。
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以“匪属”罪入狱，最后惨死在狱中。不久，中央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古柏率领的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1935年春，古柏带领2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当他们走到广东龙川上坪的鸳鸯坑时，因交通站叛徒的出卖，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3人同100多名敌人英勇搏斗，从清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
直到1937年秋，古柏牺牲的噩耗才传到延安，悲痛之中的毛泽东亲笔题写：“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4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1984年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撰稿牛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