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原名黄端章，别号一鸣。1900年4月出生，横峰县人。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北京三一八惨案中脱险归来，创建中共横峰支部，组织了横峰县农民协会。北伐军进入江西时，他在南昌工作，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与方志敏一道领导了“弋横暴动”，建立了赣东北苏区。历任弋阳区委书记，赣东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赣东北省委和闽浙赣省委执行委员，闽北分区委书记，闽赣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职。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黄道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寻求真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考入南昌二中，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他奔走于街头巷尾，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团结一致，反对北洋军阁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黄道由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决心以组织进步团体和创办刊物、撰写文章等方式来扩大宣传阵地，达到唤起民众、改造社会之目的。1919年下半年，黄道与袁玉冰、徐先兆、黄在漩等七位同学结伴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探求中国之前途，并酝酿成立了“鄱阳湖社”。1920年底，易名为“改造社”，以标明其改造社会之目的。
1921年元旦，“改造社”正式成立。此后，黄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向全社会做宣传，改造社于同年5月1日创办了社刊《新江西》，黄道是《新江西》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难道女子不是国民吗》《暑假中之杂感》《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等笔锋犀利的文章。他的文章，划破阴霾，喊出了时代的声音，促进了江西人民在思想上的解放。随着《新江西》的创办，改造社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要求加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改造社迅速发展到100多人。
1923年秋，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学校，他结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经常听他们的讲演，在他们的帮助和引导下，黄道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并参与北京学联工作。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辛勤地为革命工作，领导北师大学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并与江西旅京学生创办《博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黄道回到家乡横峰姚家垅，和吴先民、雷夏等一起在楼底村、青山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8月，方志敏从吉安回到弋阳漆工镇湖塘村，邵式平也由南昌回到弋阳邵家畈。他们会合后，听取了方志敏关于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了赣东北地区敌我的形势，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决定继续宣传、组织群众，积极建立党组织，发展骨干力量，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12月10日，黄道和方志敏在横峰楼底蓝家率先举起了农民起义的红旗，紧接着邵式平在邵家畈、吴先民在青板桥分别发动了农民暴动。一时间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起义烽火，燃遍了弋阳、横峰大地。这就是江西历史上著名的弋横起义。从此，赣东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旗帜高高举起来了。
1928年6月25日，在弋、横交界的偏僻的方胜峰破庙里，召开了两县党、团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形势，统一思想。当时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失败思想，主张解散红军，“埋枪逃跑”；另一种是坚定执行既定的反“围剿”的基本战略。黄道坚决反对第一种主张，他说：大革命时期，我们曾放弃过武装斗争，结果不少同志被杀，组织遭破坏，教训深刻。现在我们不能遇到困难就埋枪逃跑，这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方志敏、邵式平支持黄道的意见。经过激烈讨论和斗争，党内统一了思想，到会同志中大多数主张克服困难，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方胜峰会议后，1928年6月26日，邵式平、黄道指挥根据地军民在横峰金鸡山打败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一次局部性“围剿”。
1929年3月，黄道以行医为名，抵贵溪县周坊，在邵家、白沙岗一带进行活动，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发动革命群众，组建农民革命团，同时成立了中共贵溪县委，黄道任县委书记。在黄道等的努力下，以周坊为中心的贵溪革命根据地发展很快。革命群众公开打着自制的红旗，脖子上系着红带子，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弋横指挥部也派同志带8条枪前来支援。1929年5月29日，黄道、邵棠等以周坊为中心，组织小田毕家、标溪夏家以及万年、余江交界的农民革命团召开大会，举起了暴动的红旗。当地群众积极参加起义队伍，形势喜人。黄道指挥农民革命团分三路逼近贵溪县城，其中，向贵溪东路进攻的农民革命团到达泗历区（河潭埠），这里的农民革命团在舒翼、余汉朝、刘贵华等同志领导下，全部加入了起义队伍。1929年秋，中共贵溪泗历区委成立，余汉朝任区委书记，刘贵华任区团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苏维埃区政府。这次起义，开辟了赣东北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万永诚到赣东北，改组赣东北特委，万永诚为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特委常委兼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为军委主席。
为了排除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中央派到赣东北的代表曾洪易对革命事业的干扰，1932年9月13日，红十军抵福建崇安县大安与闽北红军汇合。9月15日，方志敏、黄道、周建屏、黄立贵指挥红军，分兵两路，同时进攻赤石和星村两镇，分别歼灭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林秉周部一个团和一个营，占领了两镇，并首次在赤石缴获电台一部。9月20日，红十军和闽北独立师乘胜强攻浦城，歼敌两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9月29日，红军回师赣东北，途中在武夷山车盘岭一带，与阻击红军的国民党第七十九师王锦文部激战三天；10月2日红军击退敌人三个团后，顺利翻过车盘岭。10月4日，红军凯旋回到葛源镇，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二进闽北，历时22天，既锻炼了部队，又发展了苏区，使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连成了一片。1932年10月上旬，曾洪易下令逮捕赣东北苏区创始人之一的吴先民。黄道和方志敏、邵式平一起坚决反对，并且严正指出：“吴先民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不会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你说吴是反革命，难免不是反革命的诬陷！”遗憾的是，最后吴先民还是被曾洪易以“AB团”的名义给处决了。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以12个师、2个旅、3个保安团的兵力，改变以往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的战术，采取“堡垒主义”策略，步步推进，妄图迫使在数量上、装备上处于劣势的闽北红军与他们进行阵地战、速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蚕食闽北苏区的目的。
10月下旬，国民党驻闽、驻浦城绥靖公署联合行动，从福建浦城和江西各调一个师及驻建阳张鑫基第四十五旅分三路进攻崇安县城当时闽北苏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下，闽北军分区军事指挥员在“左”倾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不切实际地采取“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 的所谓坚守策略，使闽北红军陷于被动，苏区形势急转直下。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被迫后撤大安，崇安县党政军机关撤回黄墩，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也被切断，闽北苏区陷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黄道就是在这个关健时刻，接任闽北分区委书记。他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适时提出了“扩大红军，加紧备战，粉碎敌人的围攻”的正确方针。
在黄道的正确领导下，闽北、崇安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苏区广大中青年纷纷拿起自制武器，配合红军作战，形成乡自卫战、村自卫战、全民皆兵的局面。同时在苏区群众中开展募捐活动，以充实红军经费。在国统区开展“反拉壮丁、反筑碉堡”的斗争，给敌人很大打击。为了保卫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四渡桥阻击战坚持了数月，打退了敌军上百次的进攻，消灭了敌军残部，为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往大安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5年1月， 在决定闽北苏区命运的关键时刻， 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大安主持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上长征前关于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等待中央红军主力总反攻的胜利的指示， 否决了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大安” 的错误军事主张。会议认为， 闽北苏区能够在历次反“ 围剿” 斗争中得以巩固和发展， 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反“围剿” 斗争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后， 苏区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处于劣势的闽北红军已失去固守苏区的客观条件。因此， 黄道主张保存实力， 主动撤出大安， 依托武夷山区， 坚持游击战争。会议最后决定：一、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随军分区撤出大安， 在崇安苏区范围内坚持游击战争；二、撤退已公开身份的干部， 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网， 继续领导群众斗争；三、加强四渡桥阵地的防守力， 阻击国民党军的正面进攻，同时设法通知各主力团，在大安外围牵制敌军， 以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四、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 改变领导方式，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初，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集中万余兵力把“ 围剿”的重点放在闽北分区领导机关和红军活动中心区的崇安。敌军采取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户通匪十户连坐”的法西斯“连环法”，以切断红军游击队同老百姓的联系，企图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给养，困死、饿死红军。
大敌当前，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保存实力，黄道决定在组织领导上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化体制，把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秘密斗争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军事上重建闽北独立师，实行统一领导，分散活动打击敌人。2月中旬在崇安县坑口区长润源村成立了闽北独立师，下辖4个团。其中第四团由闽北独立团和崇安县独立营组成，团长丁日升，政委彭喜财。刚成立的闽北红军第四团，在崇安游击队的配合下，在崇安县北路的黄村歼灭敌第四十五旅的一个连，打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打乱了国民党的分区“清剿”部署。
在敌我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竭力避免与敌主力正面接触，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在十分艰难的形势下既保存了自己，又给敌人有力的打击。
1935年8月，黄道在崇安县岚谷黄龙岩召开了分区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教训，果断做出了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决定：一、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防御与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打击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二、在政治上， 实行“白皮红心”的政策，争取多数保、甲长和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兵力打击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三、在经济政策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同时提出：“以苏区为依托， 挺进敌后， 开辟新区，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以乡为主，时分时合，奇袭、伏击出奇制胜，善于捕捉战机，又善于摆脱敌人，紧紧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建立秘密党组织，发展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到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学会了应付各种恶劣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方法，在政治、军事上开始变被动为主动。
1938年1月，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成立，黄道任办事处主任。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中华民族，黄道积极支持江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工人俱乐部、省农民工作团、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江西青年救亡学会、省抗敌后援会青年分会等抗日团体相继成立，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遵照毛泽东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指示，黄道身先士卒，积极动员并领导社会力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妇女界，他创办了《妇声》半月刊，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形势，扩大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文化教育界，组织了战时文艺社，以话剧、文学、歌咏、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 同时，还将许多要求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爱国青年介绍到延安、抗大和抗日的最前线，扩大了抗日力量。他还巧妙地利用各方面关系，扩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当时，南昌有个《剑报》，是国民党黄埔系学生办的。黄道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为《剑报》写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社论，指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而团结了广大的爱国分子。
黄道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发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在办事处周围安插了不少特务，对办事处进行监视，动辄逮捕办事处工作人员。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黄道仍忘我地工作着。
1939年，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奉命撤往安徽泾县军部，途经江西铅山河口镇时，黄道因操劳成疾，不幸染病。当时，部队缺乏军医、药品，战士们非常焦急，个别领导认为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便放松了思想警惕，向国民党伤兵医院求医。国民党铅山县县长派遣特务冒充医生，在注射剂中充进毒剂，黄道不幸遇害。
（撰稿李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