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1903—1942），1903年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凤岗乡（今属象湖镇）竹岗村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声沐，字浴沂。他9岁开始读书。1922年7月在县群德小学高小毕业。因家庭贫穷，无力升学，只好在家务农。1924年以后，先后被聘任本县松山小学、性定小学教员。这个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接受了新思想，并在教学中以科学、民主的新思想教育学生。
1927年，他在瑞金城开米店期间，结识了中共瑞金地下组织负责人，暗中参加革命工作，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长汀开到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正是在这个时候，刘英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正式投身革命队伍。当时红四军内文化人很少，所以军部对他很重视；又由于他开过米店，会算账，所以先后让他当了军部会计、供给部出纳股股长。由于工作积极，这年9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特地把他调到军部当了文书，从此直接在毛泽东、朱德亲切教导下锻炼成长。他立下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的誓言，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随后，他主动要求离开军部机关，到第一线去参加战斗。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他下到了第一线部队，从此就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1930年起，刘英被调到红军中任职，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等职务，跟随毛泽东、朱德转战于赣南、闽西，并连续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特别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刘英所在的部队遭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刘英端着一挺机枪断后，边打边退，直到部队完全撤出战斗。刘英的英勇精神，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大家的一致称赞。
1931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参加红一方面军，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五军下辖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刘英被调到第四十四师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长先后为苏进、王洪章。1932年2月，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由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发起攻打赣州的战役，历时33天，不但没打下赣州，红三军团反遭受到很大损失，并腹背受困，被包围在赣州城下，不能脱围，形势十分危险。根据毛泽东大胆起用原来被用作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上前线的建议，朱德总司令立即下令调五军团前往驰援。红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在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的率领下紧急行军，冲上前线，阻挡住了国民党增援部队陈诚部主力第十一师，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红三军团得以解围脱困。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作战方针，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月底，苏区中央局又在瑞金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毛泽东率领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组成的东路军东征龙岩、漳州。刘英和王洪章率第四十四师随毛泽东向漳州进攻，和红一军团密切配合，在漳州城外西北部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将闽敌张贞部第四十九师打得一败涂地，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发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战斗顺利结束，东路军占领漳州城。通过这些战斗的锻炼，刘英成长为红军里的著名将领。
1933年10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九军团，下辖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刘英调任第三师政委。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该师一直在会昌县筠门岭担负中央苏区南线防守任务。
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苏区中心区逼近，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突围转移。此前中央决定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出发北上，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吸引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后，中央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中央代表曾洪易，刘英由第九军团调任第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北上抗日路。从7月到10月，抗日先遣队东西转战在闽、浙、皖、赣四省的几十个县境，历时近4个月，行程1600多公里，历尽艰险，部队由6000人减员到3000人。
1934年10月下旬，按中革军委指示，先遣队转战到了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会师，两军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在刘英和该师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率领下，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刘英、寻淮洲在这段时间里，从实际情况出发，率军在广大地区内机动游击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5年1月，先遣队2000多人又在江西怀玉山陷入敌人重围，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和其他几位同志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刘英和粟裕在怀玉山突围后，机智地越过敌人封锁线，回到闽浙赣苏区。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命令闽浙赣省委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随后，刘英、粟裕率部在闽北苏区的崇安坑口和车盆坑进行了一个月的部队整训。2月底，誓师出发，部队翻过了闽北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为了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并在龙泉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接着，挺进师又相继在松阳玉岩、遂昌王村口、龙泉柱溪建立起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发展到近1000人，地方武装也有1000余人，还建立了后方基地。这样，从1935年5月至9月中旬，前后4个半月，挺进师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1935年8月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率领32个团约六七万人，向浙西南根据地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为摆脱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大军的包围，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动撤出了浙西南根据地，渡过龙泉河向浙南广大地区进军。
10月初，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等人胜利会师，双方领导人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经过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11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浙南地区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弱，而革命势力影响很深，在地方党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挺进师很快就在浙南地区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浙南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到1936年11月，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从东段到北边，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两岸，纵横达250余公里，挺进师部队也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1936年底，蒋介石不顾“西安事变”答应的和平条件，命令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调集43个团约10万兵力，对浙南游击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刘英和粟裕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在浙南地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面对强大的敌军，领导挺进师，出生入死，进行了艰苦的游击转战。由于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终于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了“围剿”的进程，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9月16日，在刘英主持下，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同国民党浙江当局持续近5个月的谈判终于结束，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10月，按中共中央的统一指示，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平阳集中，改编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总队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英、粟裕一面着手整训部队，一面在平阳山门地区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培养抗日干部。表现出了他们的远大政治目光。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从南昌到温州，向刘英传达党中央新的指示：“闽浙边游击总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陈铁军率领开赴皖南前线作战，刘英等留在浙江坚持斗争；取消浙南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5月，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9月，中共中央批准以刘英为书记的浙江省委。
由于国民党到处搞摩擦，1939年起，连续发动反共高潮，浙江的形势也越来越险恶，省委机关不得不从温州转移到丽水。刘英住在郊外夏门村，以百货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辗转在省委和各个地下交通点，领导全省工作，辛苦备尝，历尽艰险。浙江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6个特委和55个县委或县工委，全省党员发展到2万名。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凤卧乡冠尖村和马头岗举行，刘英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刘英任省委书记。同时，选举12人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
党代会结束后，刘英率领参加党的七大的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10月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刘英就坚持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斗争情况向东南局作了汇报。在皖南期间，刘英撰写了《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这篇回忆，是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宝贵资料。不久，刘英根据中央指示，回到浙江。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到处搜捕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和县委机关，形势紧张，险象环生。这时，温岭县委书记陈方汀、浙南武装工作团团长李小金叛变投敌，向国民党浙江中统组织出卖了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台州特委的组织以及浙江省设在温州的秘密联络点等情况，刘英不幸在温州被捕。
刘英被捕后，押到永嘉县警察局。国民党反动当局获知刘英被捕，如获至宝。国民党浙江省行政督察员张宝琛得意地说：“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10万。”
2月，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把刘英从温州押到永康县方岩。为了使刘英屈服，敌人对他连续不断地审讯，施以老虎凳、炭火烤等残酷刑罚。但每次审讯，都让敌人失望。刘英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斥责敌人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敌人从刘英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
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专门从重庆电令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从速处决刘英。”5月18日清晨，刘英被枪杀于永康县方岩汽车站后的山坡上。
刘英实践了他的庄严诺言：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刘英的英名，将永远留在党和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撰稿黄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