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戈公振先生，只是一些片段的回忆。因为从认识到他的死亡，虽然至少在七年以上，但我们有着见面谈话的机会，恐怕至多远不到二十次。
他并不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们更不必因他死了，而去过分的恭维。过分的恭维，只是使虚骄狂妄的活人，听着高兴，在道德水准，达到相当程度的人们，活时听着，固然要感到肉麻，死后有知，灵魂也会要不安的。我们同时代同职业的朋友们，在他生前，或者既很诚恳的不忍，或者很吝惜而别有怀抱的不肯让他肉麻，那么，当他死后，我们又何苦反要使他，或许要增加灵魂上的不安，所以，在我理性的认识中，无论生死公振只是一个平常人物。不过，正因为他平常，才可以显出他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的敬佩，和追忆！
现在就过所能浮起的一些片段记忆，写在下面：
第一，公振是一个很谦和而不自满的人。记得民国十八年，当我出国的时候，他曾将新著的《中国报学史》，送我一部，并很郑重的说，因为这种东西，在中国还是初见，我大胆尝试，一定有不少错误，希望朋友们能尽量替我校正。三十五天的海上旅程，是最好替我校书的机会，希望你能细细的看一遍。公振这本书，在中国确是创作，一经出版，早已誉满天下，而他还这样不肯自满。我虽然不配替他校正，但我却很细心的在船上一页一页的读过。有几处地方，觉得有可怀疑的就圈出来，预备将来写信或当面供给他一点意见。其中有几句话，在全书并不重要，然我却觉得十分奇怪的。就是报学史中曾说，英国的报纸，真能替民众说话，如果一个人为着公共利益的事件，投函到报馆，一连三次，报馆仍不登载，那么，这个投稿的人，是可以向法庭控诉的。大意如此，因手边并没有这本书所以没有引录原文。我想，英国报纸，如果真能有这样法律，那就不愧为“舆论机关”。到了伦敦以后，我时时设法，想得到这段话的证明，问了好些人，都说不知道。
有一次，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约程仓波先生和我，在他家里茶会，同座的有好几位英国名记者。我当时曾将这话，问一位《泰晤士报》的编辑，他赶着连忙摇头说：“没有，没有。”还说：“假若英国有这种规定，我们报馆，只有天天打官司了，因为即就《泰晤士报》而言，每天登出来的‘致记者函’，总不过占投函总额中百分之二三，最大多数，都是掷在字纸篓的。”我记住这话，回国时，公振请我吃饭，我首先告诉他这件事，同时还提出一些别的意见，在我本觉得太直率了，不料他竟很坦白的答应：“这本书，错误和应该补充的地方太多了，我正在准备修正。”这是如何诚恳而光明。的确我在欧洲的时候，同时听到公振在欧的许多朋友告诉我，公振几乎每个月都有信给他们，指出一些可以搜集中国报史材料的地方，或书籍，请他们代为抄写或购买。像这样求真实的态度，试问现在一般东抄西抹自命学者的人们，那真能比上他的毫末。何况公振这本报学史，无论如何，在中国报学著作中，总可以算得不朽呢！
第二，公振办事，责任心特别强烈。当他第一次归国以后，曾担任某大报整理参考部材料的服务。参考部之于报馆，在欧美，恒以为报馆的灵魂。在前五六年的中国，甚至现在，其重要性却似乎还没有被一般报馆主人，和编辑先生所认识。所以在那时期，虽然添了这一部，实际只是虚设。但公振却不因为别人不重视，而即放弃责任。我每次从北方到上海来，访问他，总可以看见他，在一些像片和剪报的纸堆中，埋头工作。我笑着问他：“这不是劳而无功吗？”他叹着气说：“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其勇于负责之精神，大抵类此！
第三，公振待人的诚恳。我在北方，曾接到好几封公振介绍青年人到报馆请求工作的信。普通替人写介绍信总是当面写好一封信，让被介绍者拿去，就算人情做到。公振则几乎每次都另有几封更详尽的私信说明这个人那几点是他的长处，那几点是短处，因为这人的长处多于短处，所以敢介绍，请给他练习的机会。这种态度，对两方面都可算诚恳到了极点。这次他由海外归国，恰巧我也旅居在沪，在他死的前三天——十月十九日——他有一封信，给我和严谔声先生，信里说道一个医生被诬的事件，他说明他和这个医生的友谊，同时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偏袒这个医生，只要我们据实纪载。他写这信那天，听说病况已很严重，但他还能够扶病写信，一方面不负朋友的请托，一方面也不愿意要朋友因为友谊而牺牲了“报纸应该忠实”的天职。这都是可以使我们十分敬佩的！
我所知道的戈公振先生，仅仅只此。不自满，能尽责，和待人诚恳。老实说来，这只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最低条件，既然要做人，自然应该向人的路上走。公振所具备的三个条件，本只是人生大道的起点，很平常而并不特别，但就是这样平常的起码标准，恐怕举世滔滔，尤其我们贵行同业，没有好多，可以像公振那样的做到。我们不必过分恭维公振是超人，我们只很忠实的说，活了四十六岁的戈公振先生，他现在死了，我们可以盖棺论定，上他一个等号，他是做了四十五岁的“人”，尤其是在这乱七八糟的报人社会中，做了几十年的一个真正“报人”。
这就是我献给公振先生的一个最后的敬礼。
二四，十，六，上海
（本文摘录自《大上海人》杂志，1935年第2期“追思戈公振特辑”，曾刊于《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李磊录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