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每当朋友们问起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时，我总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难回答。直到把修改后的稿子交到编辑部，如释重负地休息了两天之后，才突然明白，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等。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而构思、创作这部小说的最早起因，也是因为声音。
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像两个迷人的狐狸精一样纠缠着我，使我经常地激动不安。
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从我有记忆力开始，每当天气阴沉的时候，就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像沉闷而悠长的牛叫，紧贴着地面，传到我们的村子里，钻进我们的房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便传来火车驶过胶河大铁桥时发出的明亮如冰的声响。火车鸣笛的声音和火车驶过铁桥的声音与阴云密布的潮湿天气联系在一起，与我的饥饿孤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每当我被这对比鲜明的声音从深夜里惊醒之后，许多从那些牙齿整齐的嘴巴里和牙齿破碎的嘴巴里听来的关于火车和铁道的传说就有声有色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首先是用声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才是联翩的画面，画面是声音的补充和注释，或者说画面是声音的联想。
我听到了然后看到了在1900年前后，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是吃奶的孩子时，在距离我们村庄二十里的田野上，德国的铁路技师搬着据说上边镶嵌了许多小镜子的仪器，在一群留着辫子、扛着槐木橛子的中国小工的簇拥下，勘定了胶济铁路的线路。然后便有德国的士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为将来管理这条铁路准备人才。这肯定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后来我曾经咨询过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中国孩子学习德语，是不是真的需要修剪舌头？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的，需要。然后他用哈哈大笑证明了我提出的问题的荒谬。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对于这个传说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把那些能讲外语的人，统称为“修过舌头的”。在我的脑海里，驮着小男孩的骡子排成了一条漫长的队伍，行走在胶河岸边泥泞曲折的小道上。每头骡子背上驮着两个篓子，每个篓子里装着一个男孩。大队的德国士兵护送着骡队，骡队的后边跟随着母亲们的队伍，她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的哭声震动四野。据说我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就是那些被送到青岛去学习德语的孩子中的一个，后来他当了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每年的薪水是三万大洋，连在他家当过听差的张小六，也回家盖起了三进三出的深宅大院。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和画面：一条潜藏在地下的巨龙痛苦地呻吟着，铁路压在它的脊背上，它艰难地把腰弓起来，铁路随着它的腰弓起来，然后就有一列火车翻到了路基下。
如果不是德国人修建铁路，据说我们高密东北乡就是未来的京城，巨龙翻身，固然颠覆了火车，但也弄断了龙腰，高密东北乡的大风水就这样被破坏了。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传说：铁路刚刚通车时，高密东北乡的几条好汉子以为火车是一匹巨大的动物，像马一样吃草吃料。他们异想天开地用谷草和黑豆铺设了一条岔道，想把火车引导到水塘中淹死，结果火车根本就不理他们的茬儿。后来他们从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三毛子”口里知道了火车的一些原理，才知道浪费了那么多的谷草和黑豆实在是冤枉。但一个荒诞故事刚刚结束，另一个荒诞故事接踵而来。“三毛子”告诉他们，火车的锅炉是用一块巨大的金子锻造而成的，否则怎么可能承受成年累月的烈火烧烤？他们对“三毛子”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这条俗语。为了弥补上次浪费的谷草和黑豆，他们卸走了一根铁轨，使火车翻下了路基。当他们拿着家伙钻进火车头切割黄金时，才发现火车的锅炉里连半两金子也没有……
尽管我居住的那个小村子距离胶济铁路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里，但我十六岁时的一个深夜，才与几个小伙伴一起，第一次站在铁路边上，看到了火车这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从身边呼啸而过。火车头上那只亮得令人胆寒的独眼和火车排山倒海般的巨响，留给我惊心动魄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虽然我后来经常地坐着火车旅行，但我感到乘坐的火车与少年时期在高密东北乡看到的火车根本不是一种东西，与我童年时期听说过的火车更不是一种东西。我童年时听说的火车是有生命的动物，我后来乘坐的火车是没有生命的机器。
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猫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传说一个跟随着儿子闯了关东的高密东北乡老奶奶，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从老家来的乡亲，带来了一盘猫腔的磁带，她的儿子就用录音机放给她听，当那曲曲折折的旋律响起来时，命若游丝的老奶奶忽地坐了起来，脸上容光焕发，目光炯炯有神，一直听完了磁带，才躺倒死去。
我小时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萤火虫满天飞舞，与地上的鬼火交相辉映。远处的草地上不时传来狐狸的鸣叫和火车的吼叫。经常能遇到身穿红衣或是白衣的漂亮女人坐在路边哭泣，哭声千回百啭，与猫腔唱腔无异。我们知道她们是狐狸变的，不敢招惹她们，敬而远之地绕过去。听戏多了，许多戏文都能背诵，背不过的地方就随口添词加句。年龄稍大之后，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里跑龙套，扮演一些反派小角，那时演的是革命戏，我的角色不是特务甲就是匪兵乙。“文革”后期，形势有些宽松，在那几个样板戏之外，允许自己编演新戏。我们的猫腔《檀香刑》应运而生。其实，在清末民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民间一些老艺人还能记住一些唱词。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右派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是为了编戏“体验生活”。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对猫腔的爱好被繁忙的工作和艰辛的生活压抑住了，而猫腔这个曾经教化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心灵的小戏也日渐式微，专业剧团虽然还有一个，但演出活动很少，后起的年轻人对猫腔不感兴趣。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当我从火车站的检票口出来，突然听到从车站广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传出了猫腔的凄婉动人的唱腔。正是红日初升的时刻，广场上空无一人，猫腔的悲凉旋律与离站的火车拉响的尖锐汽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我感觉到，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牺牲。
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是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最后，我应该特别地感谢贾平凹兄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我还应该感谢十五年前他高举着题写着“莫言”两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上迎接我、把周围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的一段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