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达罗模型的诞生在劳动力转移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的原则下，“推力—拉力”理论和“新劳动力转移经济理论”分别从劳动力转移动因和分析的基本单位方面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扩展。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D.J.Bogue）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理论。该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第二，假设人们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信息都充分了解；第三，人口迁移是自由流动的，完全由迁移者自主决定。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较高生活水平、较多发展机会和较好文化教育条件等成为人口迁移的拉力；农业科技进步、农村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减少、环境破坏加剧、受教育机会和发展前途受到限制等成为人口迁移的推力。许多国内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如陆学艺认为，在中国，一方面是城镇工业化，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有了强大的拉力；另一方面，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城乡存在巨大差别，农民要增加收入，特别是青年农民要寻找出路，有巨大的推力，进城打工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7）.
虽然说唐纳德·博格较形象地解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但该学说的理论形态并不深刻。尤其是当我们运用“推—拉”理论解释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第三个假设即人口迁移是自由的不能满足。因为，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户籍制度，与这种户籍制度相联系的还有居民住房、子女入学、各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从而限制着人口自由迁移，改革后虽然有所改观但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农村人口自由迁移的最大障碍。
总之，人口流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或人口稠密的地方向人口稀少的地方流动，或从食物匮乏的地方向食物充裕的地方流动，或从发生天灾人祸的地区向未发生天灾人祸的地区流动，或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向条件好的地方流动。除个别情况以外，人口流动能使人口与自然资源的配置趋于和谐，使地球的人口分布趋于均衡。人口流动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变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所出现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动理论对城乡人口流动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人口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并无矛盾，相反农业的贡献必将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尽量使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工业部门）流动，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却反映了人口流动并非与工业化、现代化完全兼容。过度流入的农村人口不仅未能促进现代化经济的健康成长，反而伴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一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问题日渐突显，从而影响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社会流动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农民及其转移问题的著作，但是，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观点散见于其著作之中。
（一）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农村人口转移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为此对社会分工的起源与发展都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马克思在探讨分工的起源时，强调分工的客观基础，即“纯生理基础”及各公社所处的自然环境。马克思认为“在家庭内部，随着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自然分工是建立在性别和年龄差别的基础上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389—390页.
但是，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只有当以“生理为基础”的分工发展到“原来的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成为必需时，真正意义的分工也就产生了。因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了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的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389—390页.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活动地域范围的拓宽，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接触和交往逐渐增加，并且产生了彼此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引致了产品的互相交换，由此便形成了最初的社会分工。
分工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的进步与提高，反过来又促使社会分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农村人口的转移。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的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5页.
分工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进而引起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分化。随着生产行为的分化，必然形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说，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5页.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这三次社会大分工都必然引起社会生产部门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大转移。因此，没有社会分工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农村人口的转移是不可能的。
（二）机器大生产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都论及到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认为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作了这样的论述，“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58页.“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58—759页.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机器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致使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增加了农业产量，也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的这一巨大变革，无疑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这种进步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正如马克思在《强迫移民》一文中所说：“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19页.“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74页.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迁又会进一步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可见，农业革命同人口迁移之间的循环链是：农业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过剩——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更大规模的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农村人口转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692页.尽管“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694页.但是由于资本的运动时而呈周期性变化，加之其要素时而在各个生产部门间呈不均衡分布，必然引起资本对劳动力绝对量的吸收也呈周期性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规模扩大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必然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和更多的雇佣工人。换言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696页.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必然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674页.也即“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的悖论，而这种悖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要件。因为，一方面，由于资本积累、技术的革新，劳动生产力不断地提高，“……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越高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698页.显然，“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厂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28－729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04页.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条件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作过深入的分析，认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781页.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首先表现为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因竞争而破产的手工业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过程，其次还表现在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过程。再次表现为用立法的手段将血腥的雇佣劳动制度合法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法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805页.马克思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残酷历史，而且展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
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工业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否则，经济结构的转换不可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为国内市场的建立奠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816页.“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816页.“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厂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的过程发生了。但是，真正的工厂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816—817页.也就是说，当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时，农业生产的自给性就很难打破，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难以提高；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固的农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