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到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不过宋江之杀李逵，又和汉高祖之杀韩信不同，而有似于唐太宗要杀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李逵是个鲁莽的人，有话便说，毫无顾忌。这种人本来不受人家欢迎，除了人家想利用他之外。李逵虽是宋江的心腹，但是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宋江的秘密。第一次，宋江打破了无为军，活捉了黄文炳，得意洋洋，坐在聚义厅上面，细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童谣，而李逵竟然跳将起来，说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回）。第二次，梁山泊和祝家庄交战，宋江因为扈成牵羊担酒，前来投降，而李逵杀得高兴，竟把扈家的人也杀得干干净净，不禁勃然大怒，说他违抗将令，李逵应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要思量阿舅丈人”（第四十九回）。第三次，晁盖中箭身死，林冲等议立宋江为梁山泊领袖，宋江因为晁盖遗嘱，不敢接受，后因诸首领力劝，便暂时坐了第一位椅子，这个时候，李逵又在旁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做便个大宋皇帝，你也肯”（第五十九回）。第四次，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宋江请卢俊义为领袖，卢俊义不敢从命，在他们两人互相推让的时候，李逵又大叫道：“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第六十七回）。这种的话，在李逵，固然言之无心，而由宋江听来，实在不堪。当宋江尚欲利用李逵的时候，固然只有忍耐，一旦宋江得到天下，则狡兔死，走狗烹，李逵的话实可招杀身之祸。
本来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较地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则常残酷，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因为公卿爱讲礼貌，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家臣，平日对他，已经“鞠躬如也”，不敢轻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功臣能够严守朝仪。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不但功臣忘记了朝仪，便是皇帝也忘记了朝仪。汉九年，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在群臣之前，竟对太上皇说这种话，太上皇实难为情，而群臣又随和大笑，可知当时高祖与群臣均忘记了严肃的朝仪。因此之故，平民皇帝对付功臣，实在不易，迫到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剪除的一法。汉高祖夷戮韩、彭，吕后在高祖身死之后，又想尽诛诸侯，其理由是一样的。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史记》卷八）
但是不管公卿皇帝也好，或平民皇帝也好，群臣争功，又是免不了的事。平民的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固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而公卿的唐太宗，在论功行赏之后，群臣也暗中“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当时情形如次：
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营，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通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辈何可妄诉。”（《旧唐书》卷六十六）
群臣争功，有的“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有的“攘袂指天，以手画地”，这种行动何能保全朝廷的尊严，而维持政权的安定？因此，遂有朝仪的必要。汉高祖与群臣争功之后就命叔孙通制定朝仪，朝仪制成之后，群臣朝见，比以前严肃多了。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中国人喜欢说礼，礼是什么？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政治上的权威。怎样维持政治上的权威？制定朝仪，当然不失为一个方法，因为严肃的朝仪可以使人发生畏惧的情绪。马基维利（Machiavelli）以为君主与其使臣民亲爱，不如使臣民畏惧，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亦以畏惧为专制政治的指导原理。即不论古今或东西，政治若是专制，畏惧是很必要的，严肃是很必要的，朝仪也是很必要的。
君主要保全自己的威严，须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须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要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以寡言为贵，要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以深居为贵。唐太宗喜欢与群臣辩驳，刘洎上书谏阻，以为“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要住在秦的宫殿，樊哙、张良都不赞成，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萧何竟然乘高祖东击韩信之际，“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史记》卷八）。就是刘洎欲其元首寡言，萧何欲其元首深居，以保全君主的威严。
这种寡言深居，用之得法，固然可以保全君主的威严，用之不得其法，又容易受人蒙蔽，秦二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话，在专制政治之下，确有一部分的真理。君主聪明，已宜深居寡言了；君主愚呆，而又喜欢同群臣说话，同百姓见面，其结果，更容易使人轻视。二世的失败在于行之过甚，而又信任奸臣。像晋惠帝那样，愚呆而又装做聪明，听见虾蟆叫，向左右说道：“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听见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又说：“何不食肉糜？”实足以启权臣问鼎轻重之心。天子所居，叫做禁中，就是使百姓可望而不可即，以保全君主的尊严。
总而言之，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持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像李逵那样性质的人，最容易触犯天威，而损害皇帝的神圣，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后，李逵纵不被诛，至少也要同尉迟敬德一样，受了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