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罗明大使、萨安娜夫人，完全可以说你们是中罗关系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不仅因为你们的一生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因为你们的儿女继承了你们的事业，为中罗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差不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例子是，女儿与母亲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婿与岳父都曾任过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儿子也是在中国读的本科和硕士。你们的事业不仅为他们所继承，而且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我这次来罗马尼亚首要的当然是采访你们二老，但同时也想就相同的主题采访他们。在同他们访谈之前，我想先听听你们对他们的看法。
罗明：我认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在回忆起罗马尼亚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是在回忆我们一家人在中国学习，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和萨安娜退休之后在罗马尼亚展开宣传有关中国的文化、文明知识的一些工作。我们的女儿、女婿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好多年，其中，女婿在中国当了8年大使，2011年底到布鲁塞尔在欧盟对外行动署工作，主要负责欧洲共同体同亚太地区国家国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很忙，因为欧盟非常重视同亚洲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我们的儿子罗阳也曾经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很多年，在那里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文凭。他在传播有关中国知识和中国的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目前在罗马尼亚的广播机构工作。他还曾经主持过一个他本人的教汉语的节目，对中国、对北京语言大学的感情都很深。2012年9月，北京语言学院将庆祝他们建校六十周年。到时，罗阳将作为校友应邀去中国参与庆祝活动。罗阳有两个女儿，今年一个4岁，一个9岁。她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很喜欢中国。我希望她们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将来也到中国去，成为我们家第三代在中国学习过的留学生。
萨安娜：我女儿叫达迪亚娜(Tatiana Isticioaia)。她很小就会说中文，因为她是在中国出生的，中文实际上成了她的母语。我们刚回到罗马尼亚的时候，她知道的罗文的句子很少。有一天，她从幼儿园回来问我：“妈妈，我到底是哪国人？我在中国的时候，人们叫我小外国人。我回到了罗马尼亚，人们又叫我小中国人。”所以，她一开始就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每次去中国都带她去。我们从澳大利亚回来，她要考英语系，因为她在澳大利亚读了三年中学，英文水平是很高的。可很奇怪是，她没考上，这也是罗马尼亚教育制度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让她去中国学习，那个时候是教育部的一个同志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是1973年去的北京大学，先学了一年语言，后来也在历史系学习。可是，她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正式上什么课。可是，她放假回来还很高兴。我问她用的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她说：“我们不需要别人写的书，教科书由我们学生自己写，我写的是太平天国的那部分。”那时候，她与其他同学一起都被下放到大兴，在那劳动，完全跟中国同学在一起生活。她在中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了她的丈夫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Viorel Isticioaia）。伊斯蒂奇瓦亚那时在南开大学学习。我还记得，1975年，女儿打来电报说他们想结婚，问我们是否同意。她还特别告诉我们：“伊斯蒂奇瓦亚很像我爸爸，所以，我很喜欢他。”我和罗明都尊重女儿的选择。但是，罗明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同时也采用我们的姓氏。所以，女婿的名字就成了Viorel Isticioaia-Budura，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呢。从那时起，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把他当成我们的儿子，让他与我们女儿一起继续从事我们的事业。1976年，他们结婚了，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孩子，我对女婿感情非常好。那个时候由于罗明的情况，他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很多人对他们都很不好。另外，那时齐奥塞斯库规定，大学毕业生先要下放到基层工作四年。可是，四年之后，学生们脑子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了。好在外交部很需要他们，所以，1985年他们就被派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到1990年才回来。他们的女儿小安娜一直由我带着。2002年，我女婿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女儿也在使馆里当文化参赞。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孩子，在这8年做了很多对中罗关系非常有用的工作。
孔寒冰：听二老的简略介绍，我对你们的女儿、女婿和儿子有了初步了解。
萨安娜：罗阳就住在布加勒斯特，我们后天带你去他家。我女儿和女婿这几天也从布鲁塞尔回到布加勒特参加外交部的一个活动，他们明天下午来我们家，你可以采访他们。
（采访罗明和萨安娜的女儿达迪亚娜·伊斯蒂奇瓦亚和女婿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
孔寒冰：达迪亚娜女士，伊斯蒂奇瓦亚大使，你们好！2010年，大使先生陪同罗马尼亚国际行政学院多布列斯库（Paul Dobrescu）校长访问北京大学，我参加了周其凤校长与多布列斯库先生一行的会见。周其凤校长向客人介绍我是研究中东欧问题的专家时，我顺势提出希望去罗马尼亚访问。多布列斯库当场说欢迎，伊斯蒂奇瓦亚大使先生则告诉我签证没有任何问题。2011年5月，我随周其凤校长访问罗马尼亚时，罗明大使一家设宴招待北大代表团，我就挨着达迪亚娜夫人坐着。就是在那次宴会上，我提出对罗明大使一家做口述历史采访，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赞同。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终于成行。一周来，我每天都听您父母讲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与中罗关系、两国社会发展有关的事情，和他们一起沉浸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分享二老的甜蜜与苦楚，常常被他们的真情流露而感动。今天又有机会与你们夫妇交谈，我真地非常高兴。
达迪亚娜：我也很高兴，您也在做一件对中罗关系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伊斯蒂奇瓦亚：所以，我们也应当感谢您。
孔寒冰：你们一家与中国的缘分是非常深的。您爸爸妈妈告诉我，为了表明这种情缘，他们甚至按中国的习惯为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女起了中国名。您叫罗家幸，您弟弟叫罗阳，罗阳的两个女儿分别叫罗玉娜，罗玉琳。
达迪亚娜：是的，我的中文名字叫罗家幸，从我们一家人的名字上的确能看出一种情结。但是，我不像我爸爸和罗阳，我的这个中国名不怎么用，因为容易产生误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用的名字就是音译过来的，我就叫达迪亚娜。我和弟弟都生在北京，从小也是在北京长大，1959年第一次随父母回罗马尼亚的时候已经6岁了。
孔寒冰：您在中国渡过了自己的童年，还能记得一些孩提时代的事情吗？
达迪亚娜：虽然不多，但有一些还是忘不掉的。你已经知道，我父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到中国的罗马尼亚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他们在中国恋爱和结婚。生下我的时候，他们都还都是大学生，当时学习非常忙，没法照顾我。所以，他们就城里请了一个保姆来照看我。这个保姆叫吴爱荣，关于她，我爸爸妈妈已经对你讲了一些。我跟保姆在城里住，父母则住在大学里面。这样，我就天天和保姆在一起，她像我的亲生奶奶一样，给我做饭、洗衣服。她也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教我北京话，因为她是北京人，北京口音非常标准。我记得，她总给我讲故事，后来也跟我一起看小人书。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也听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所以，我第一语言不是罗马尼亚语而是汉语。我一直到6岁都只能说中文。回国后，我们在家里还都说中文。我回到罗马尼亚后，很快就要上小学了，但都不怎么会说罗文，大家叫我“小中国人”。还有人说，我小时候长得也有点像中国人。
我的童年和中国小朋友的一样，有一样的玩具，看一样的电影。说到玩具，我最喜欢的是毛猴之家，它是中国的一个民间艺术。匠人可能是用虫子的身体和爪子做得一个很小的猴子，那些猴子有的吃糖葫芦，有的在路上玩，非常有趣。当时中国的动画片非常美丽，有一个是《鲤鱼跃龙门》，内容很生动，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如今，我一看到迪士尼的电影或者动画片，总是想起来50年代我看到的中国的动画片，那真的是非常美。还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1957~1959年，我上的幼儿园是邵力子的夫人创办的。有一天，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来采访小朋友们对中国的历史是否了解。他们看到我是一个"小洋娃娃"又会说汉语，就问我：“你知道台湾吗？”我说："我知道，台湾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记者们都乐了，夸我说得对。那时，在我的幼小心灵中，中国就是我的祖国。这些与我父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父母早期的一些工作可能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感情，他们在业务上所做的一切，始终都是我的榜样，我从他们身上学了不少东西。我小的时候父母非常忙，他们在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当时没有电视，他们就听广播电台，6点半有新闻，而且是最主要的新闻，每一个懂汉语的外交官都要听。爸爸妈妈的卧室里有一个老式的收音机。我除了跟着听新闻外，还常常用它听音乐，那些音乐我现在都很想念。所以，我从很小就了解中国和罗马尼亚之间有良好的关系，知道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很重视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
孔寒冰：您再次回到北京是什么时候？
达迪亚娜：第一次回中国是1961年，呆到1963年。在这期间，我上的是苏联小学校，而罗阳上的是苏联幼儿园。第二次到中国是1973年冬天，当时我19岁。1969年，我随父母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学习了英语。回到罗马尼亚之后，我曾想考大学英语系，但没有考上。于是，我就跟我父母提出来想到中国去学习，他们很高兴。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又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我也正好赶上了。所以，到中国后，我先学习一段时间的基础汉语。我因为提出要学中国历史，所以就被分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我母亲学的正好是一样专业，她是在30年以前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然，时代不一样。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与她在中国的经历就大不一样了，我的大学经历也是很特殊的。我1973年到的北京，到1983年毕业回到罗马尼亚，在中国呆了整整十年。
孔寒冰：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您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吗？
达迪亚娜：当然有，而且很多。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去新华书店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从皇帝的生活到各个朝代的情况都有。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依然没有放弃他们的研究，克服了很多困难。那时候，我们学习时能够参考的材料特别少，连图书馆也关闭了。1978年，北京大学新图书馆开始启用了，但相当一部分书还是不能借。能借出来的那一部分书，打开后有很多内容都涂黑了。所以，我对中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对他们的坚强感到非常的钦佩。
孔寒冰：大使先生，我在来罗马尼亚之前，在中国的期刊网上查到了多篇媒体对您的采访或记者写的有关您和您夫人经历的文章。原来您与达迪亚娜也是一同来华留学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学校。能谈谈您留学的情况吗？
伊斯蒂奇瓦亚：我是1973年11月11日到达北京的。那一年，罗马尼亚外交部到我们大学招人，问大学生中有没有想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语言的。我首先举手报名，因为我对孔子和孟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感兴趣。所以，我那来之前就已经跟外交部签合同了，毕业之后到外交部工作。因此，我在读书期间实际上算半个外交官了。当然非常骄傲，能当一个外交官很不简单，我感到自己非常有前途。坦率地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到中国留学就是为了促进罗中友好关系的发展。手续都办好后，我就来到了中国，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差不多一年的汉语。我们这一批有来自各国留学生17人，来自罗马尼亚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男同学。刚来时，我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觉得中国和罗马尼亚很不一样，有些事情我并不太明白。我出国之前已经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读书了，熟悉校园气氛。但到中国之后，我们感受的是另外一种校园环境。比如，图书馆不开放，学生不能进去借书。我们那时候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大使馆的人也没说。所以，有一些留学生就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开放图书馆。第二天，学校留学生办公室马上就派人与我们联系，说这种行为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后来，我们才逐渐地才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背景。不过，有些事情还是非常愉快的，老师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非常好，很热情。因此，尽管很多事情不适应，包括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是，大家都能克服。
我在语言学院度过的时间不是很长，从1973年11月到1974年6月份，但这对我们增进中国感情和提高基础汉语水平有很大的帮助。那时，语言学院在对外国留学生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还没什么经验。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也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事情他们也不能给我们介绍，留学生也不太理解中国政治的局面，当时总的背景对我们的教学气氛、过程有一定的干扰。当然，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还是中国人民遭遇的很多困难。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时期，中国的教师和同学都尽最大努力帮助和保护我们这些留学生，把我们在学习上受到的干扰和生活上碰到的困难降到最低。
1974年9月，我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我又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那时我们虽然进到了北大，但还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南开大学的老师也跟我们过去了。从这个角度说，我很幸运有机会在三个不同的大学里学习。
南开大学和语言学院大不一样。尽管“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气氛已经平静了一些，给我们教书的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教我们古代汉语的老师以前在印度和其他一些的国家教过书。因此，他的授课方法是很高明的，他的汉字写的比印刷的更整齐、更好看。教我们中共党史的老师以前是宣传部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后来也被平反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但本来不是一个大学教授。在专业学习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允许教别的，老师们只能教一些毛泽东诗词、鲁迅杂文。1977年到北大后，我才学了一些别的，像巴金、老舍的作品，后来我还把矛盾的《子夜》翻成了罗马尼亚文。因此，我们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发生的初步变化，包括教学方面的改革。
我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非常好的，但也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刻。我记得，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我们留学生都把周总理作为中国的领袖，也当作我们罗马尼亚人民的朋友。当时，我们很想悼念他。那时候尽管我们手里的钱不多，但凑钱还是买了一些花，想在我们教室里安排一个角落搞一次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但是，留办的人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把我们买的花都没收了。后来我们知道，不是学校领导不让我们那样做，而是当时的政治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不理解，感到很遗憾。在南开大学学习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运动的，还代表南开大学去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大学生运动会。所以，我跟老师和同学过的还是很愉快的，生活非常活跃，还被邀请参加了军训。学校对留学生特别好，给我们安排了特别的食堂。我还记得，每天早晨，学校食堂的师傅都问我们外国学生当天想吃什么菜，他们尽可能让我们满意。每当有留学生过生日的时候，老师们都为我们准备好生日蛋糕。我那时候参加体育运动，学校多给了我一些饭票，让我能吃的更好，此外还为我提供了运动服。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留学生经常和中国同学一起出去参观考察，不仅在市内，也到其他地方去。天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带着中国特色的老建筑，还有当时租界的外国风格的建筑，它把中西文化、建筑风格结合在一起。它很像我的家乡，与我出生的城市差不多，特别是有的街道和我家乡的很像。我们还到城郊的农村参观。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比较简单，也很艰苦，但农民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做的馒头给我们品尝。农村的生活和农民自己产的东西，白薯、玉米面都也同我们家里的有一些相似。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的热情使我们难以忘怀。
1976年夏天，我们像其他暑假一样都到外地进行社会调查。那年，我们就去了唐山，参观了煤矿、瓷器厂等。去了一个星期后，罗马尼亚大使馆就来电话，要我们回去参加罗马尼亚年度留学生大会，让我作专门的汇报，讲述在中国的情况。我马上向我们的老师报告，刚好那时我们的参观也差不多快结束了。于是，我就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先回北京，一两天之后，我就回罗马尼亚了。可是，我刚回到布加勒斯特就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唐山发生大地震了。
由于南开大学被地震破坏得很厉害，为了保证留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把我们转移到了北京大学。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所以，暑假结束后，我们就和老师们直接去北大了。北大当时也受到地震的一些影响，很多人都住在防震的帐篷里。当时有不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其中有已经结婚了。1976年5月，我和达迪亚娜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了婚礼。还有一对比利时留学生也结婚了。所以，学校不让我们住单身宿舍，最后住在了27楼。当时，那幢楼里面空空的，只有我们两对夫妇和历史系的一个老师。到北京大学后，我们就同老师商量，希望再学一些以前不让教的东西，比如说巴金的作品。因此，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我们也上了其他的一些课程。我知道毕业之后就要做翻译方面的工作，因此，就尝试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翻为罗马尼亚文。我就选择了矛盾的《子夜》，这部小说反映了30年代上海的社会状况，我认为这部小说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内容上对罗马尼亚比较有意义。开始时，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做这件事，每人翻译一部分。但是，我对翻译的结果不满意，决定把整个小说再重新翻译一遍并进行一些修改。北京的夏天很热，我就在晚上用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来做这项工作。开始时的进展比较慢，但翻译到后面，我速度就变得非常快，逐渐的熟悉了作者的文笔，有时候一夜就可以翻译十几页。后来就开始工作了，我就没什么时间再做翻译工作了。1984年，罗马尼亚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反响怎么样。有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一个罗中文学作品翻译研讨会，前来参会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中文教研室主任来告诉我，他们用我翻译的这本书作为了教材。这说明我翻译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得感谢我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老师们。
孔寒冰：虽然算南开大学的留学生，但是，您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两代四人留学北大，女儿与母亲毕业于历史系，女婿与岳父毕业于中文系。除了萨安娜一段时间在外交部工作之外，你们三人都始终从事外交工作，致力于罗中关系的建构与发展。这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传奇了。
伊斯蒂奇瓦亚：1977年，我毕业了。从1978年到2011年年初，我一直在罗马尼亚外交部的工作，如今在欧盟对外行动署负责亚太方面的事务。从1978年到1985年，我是外交部中国科的科员，主要任务是作为翻译陪同来访的政治方面的代表团。我很幸运，在这些年里，陪同过中国很多很重要的领导人，如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胡耀邦总书记、王兆国、李克强、刘延东、宋德福等。1986年，胡锦涛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北京会见了150个罗马尼亚友好青年，我和达迪亚娅都做了翻译。还有很多部长级的领导我也陪同过，特别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我多次的陪同。江泽民主席60年代做过中国专家组总组长，指导和协调所有中国专家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因此，江泽民同志对我本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如何加强罗中关系的发展，如何促进经济方面的交往等方面，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从中央调到上海当市长后，我还多次陪同认识他的一些罗马尼亚部长专程到上海拜会他。虽然很忙、很累，但是，我非常高兴能经常出门陪同中国代表团。因为好多年在中国，回到祖国以后，我竟然对罗马尼亚自身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另外，我一直在读书，外出的机会也不多。所以，陪同中国代表团外出参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进一步了解我的国家。当时，每一个接待单位都给中国代表团安排去最好的地方，或者自然风光很美，或者有重要的工业项目。这些也有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发展战略。
1985年到1990年，我和达迪亚娜被派到了北京驻华使馆，负责新闻工作。那时候是中国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很明显了。作为“文化大命革”后期的目击者，我们因此切身感受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的产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提高生活水平上的成果，而且我们也享受了这些成果。比如，以前我在中国读书时总受开夜车，需要喝呵啡提提神。但是，那时要出去喝杯咖啡，恐怕是非常难的，天津只有一个地方有咖啡厅，而北京也只是像北京饭店、华侨饭店才有咖啡厅。然而，再来到北京的时候，到处都可以喝到咖啡，吃到奶酪。
这5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愉快的，我陪同了很多访问中国的罗马尼亚领导人，其中，1985年10月和1988年10月两次陪同了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访问中国。1990年以后，我先后在罗马尼亚驻日本、英国和韩国等国大使馆工作。
2002年我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10月22日到达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知道，谁出门迷路都会不高兴。但是，我们相反，在北京一迷路就觉得很高兴。为什么？我觉得周围都是新鲜的，因为我和夫人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北京人，可一出门以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变了，过了两个马路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我们离开中国才12年，但这12年的变化太大了。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实在很了不起。北京从社会发展的提高来看，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水平。11月21日，我向江泽民主席递交了国书。1990年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江泽民先生。这次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用罗语跟我交谈，回忆了他访问罗马尼亚的一些情景。他还问了我许多关于罗马尼亚工业、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感到，江泽民主席那时候对罗马尼亚的印象非常深。2003年3月底，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首次接见外交使团。交谈中，我以罗马尼亚大使的身份向他转达了罗马尼亚总统的祝贺和问候，胡锦涛主席回顾了我们以前的接触，表示了支持进一步发展罗中关系。所以，我很幸运，认识了中国很多前一代的和现在的领导人。2009年11月，在庆祝罗中建交60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团来罗马尼亚访问，参加庆祝活动。我全程陪同，因此也结识了中国未来一代的领导人。
孔寒冰：您能对自己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期间中罗关系的发展做个总结吗？
伊斯蒂奇瓦亚：我在北京当了8年大使，罗中关系在这期间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在两国领导人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推动了两国的政治对话、政治信任。中国朋友的帮助，我们在罗中55周年和60周年的庆祝活动，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另外，在我任大使期间，罗中两国年度贸易金额从不到三亿美元增长六十多亿美元。中国对罗马尼亚的投资也有大幅度的发展。从中国离任后，我被派到布鲁塞尔欧盟对外行动署工作，负责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他们之所以选择我，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认为我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有用的。
孔寒冰：感谢伊斯蒂奇瓦亚大使向我讲述的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中罗关系，也感谢您为发展中罗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
伊斯蒂奇瓦亚：把我们一家的特殊经历记载下来，写成书出版，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些，您做的这些同样是对罗中关系的贡献。
孔寒冰：达迪亚娜，对于你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对于中国的感受，您能再补充一些吗？
达迪亚娜：我们不仅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我们都很拥护中国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觉得你们做的这一切都是顺应民意的，也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能走上这样的道路。那时候罗马尼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做的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的变化。我们使馆的外交官都非常希望罗马尼亚的领导人能来中国学习一些新的经验，那时候罗马尼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齐奥塞斯库不再接受任何改革思想，就连我们给国内发的报告都不允许再提改革。所以，我们以后写的东西都没有“改革”这个词了。
我们经常把我们在中国上学的那一阶段和在大使馆工作的阶段作比较，中国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这些变化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中国当时的变化中全方位的，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可以随意穿衣服了，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只能穿灰蓝黑等两三个颜色的衣服。商店里的商品也变得非常丰富了，开始进口一些外国品牌的商品。这些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每年都放一次假回家，6月底走，8月初回来。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北京已经有些地方我们认不出来了，已经有新楼盖成了，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也是值得钦佩的地方。
但是，我们使馆人员当时的情况都不怎么好。罗马尼亚国内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了，正好跟你们相反。中国60年代初不是有饥荒吗，当时你们的商店里没有东西，外国人可以在友谊商店只可以买到面粉、油、米、一点黄油、奶酪等生活用品。那时候，罗马尼亚国内情况非常好，所以，罗马尼亚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就通过火车从国内拉来一些果酱、意大利面、饼干还有各种可以放置的、不怕坏的东西。但是，在1985~1990年间，罗马尼亚和中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了。从1974年开始，每个星期有一架从罗马尼亚直接到中国的航班，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二下午飞回去。所以，我们就在星期一拼命买一些东西，星期二用飞机运回去，主要是果珍、香蕉、巧克力、饼干还有一些做中国菜的原料等。那是一个痛苦的时期，因为我们这有很多东西，但家里的孩子却吃不上。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罗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有比较多的来往，有很多经济、文化项目。当时在驻华使馆，只有我和我丈夫懂汉语，有大量的工作都需要懂中文的人去做。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差不多，不会中文在中国就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当时的工作就非常忙，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听广播，到晚上九、十点。我们很年轻，可以忍受。那时候，有很多代表团来访。当时，罗中两国签订了不少科技、经济方面的合作项目多，而文化方面的很少。但是，一些项目在执行中出现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讲还是有很多经济效益的。罗中两国之间的往来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虽然很累，但也值得。
孔寒冰：罗马尼亚发生1989年十二月事件的时候，你们刚好在中国。这个事件对你们的工作，对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影响？
达迪亚娜：基本没有。那时候我们在使馆也很关心，但那毕竟还是国内的事情。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了，但新的机构第二天就建立起来了。就拿我们外交部来说吧，从25日齐奥塞斯库被枪毙到30日，这几天比较模糊，但是正值圣诞节，整个工作都轻松一些。但是，我记得是12月31日就已经有了新的部长。
“采访罗阳（Ioan Budura）”
孔寒冰：非常高兴来到您家做客，您的房子和院子很有中国特色。
罗阳：我也非常高兴您能来我家。您说得对，这里是有点中国味，比如墙上的朱红色。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在罗马尼亚修建一座中国式的小庭院。
孔寒冰：来您这儿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对您的介绍，比如，说您曾和您的法国留学生同学车玉国在侯跃文、石富宽指点下成为第一对说相声的“老外”，说您在北京语言学院本科毕业后成了友谊的使者为50多个代表团作翻译，还说您撰写和翻译的60多篇介绍中国和罗马尼亚的文章在罗中都颇有影响，被誉为年轻的汉学家。那就请您就讲讲您和中国的故事吧。
罗阳：先请您看看我小时候的像册，它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孔寒冰：我在您父母的老照片中也看到了不少，有保姆哄您的，也有爸爸抱着您的，还有您、达迪亚娜与母亲在照像馆里拍的。有几张很有意思，一张是您姐姐抱着您，而您正在哭闹，还有一张是您爸爸抱着您姐姐，您姐姐又抱着您。小时候的您真可爱。
罗阳：我1957年8月12日出生在北京，地点是协和医院。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北京的味道。所以，每次到北京都让我感觉是回到了家。后来，我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味道，我把它叫做国民味儿。比如说，俄罗斯有一种烤面包的味道，芬兰、挪威、瑞典有一种奶酪的味道。
1959年，我随父母回到罗马尼亚，当时我还不会说罗马尼亚话，只会说中文。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姐姐给我当翻译。可是，有时候我跟姐姐闹别扭，她就不帮我翻译。那些不会说中文的长辈就问姐姐：“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听不懂他说的话。”姐姐就偏不给告诉他们，于是，我在地上打滚，特别不高兴。但是，谁也听不懂我说的话。后来经过我再三请求，姐姐还是帮我翻译了。1961年，我们一家又到了北京，1964年回到罗马尼亚，在1979年来中国留学之前，我一直都在罗马尼亚。在这期间，我学的中文逐渐又都忘了，孩子学的快忘的也快。所以，我要去中国留学的时候，汉语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我与中国是有缘分的，我的第一口气毕竟是在中国呼吸的，有很多在基因里面的回忆，很快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我中文学得很快，语音也很正。
孔寒冰：我知道您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多长时间？
罗阳：1979年到1983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开心的时候。当时我在经济方面有一些困难的，钱不多，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连饭票都要算得特别细地花，不能超过，一超过就乱了。但是，我过得特别的开心。
孔寒冰：当时，您是以什么样的学生身份去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的？
罗阳：开始是进修生，后来是本科生。当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已经不互派学生了。罗马尼亚政府感到派出的学生回国后思想受了影响，不利于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所以不能派人到国外学习。但是，我还是来到中国留学，这是全靠我爸爸的努力，也是党的一些负责人有远见。他们也可以说为中罗友谊做了贡献，因为要促进友谊、促进了解、促进经济交流，培养人才是关键的。
萨安娜：我打断你们一下，给你讲讲罗阳学习中文的故事和去中国留学前遇到的曲折。中学毕业后，罗阳就参军了，当时是义务兵。暑期休假的时候，罗阳决定学中文，我们一家住进了离兵营不远的一家饭店。他开始跟他爸爸学中文。你知道，罗明当然对发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不过，罗阳学得也很努力。1978年的整个暑假，我们一家把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罗阳学汉语这件事上。每天清晨，他们俩人起床后就出去找一个比较凉快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一直学到中午，中午回来吃了饭休息一会又走了。他们两个人从早学到晚，我一个人在饭店里呆着没事干。本来还想着三个人一起散散步，结果也没能实现。
罗阳：那个地方很美。我们上个礼拜又去了那一带，还路过我们当初住的那个饭店。不过，它现在已经关闭了，全都破败了，没人照管。到了我这个年龄，触景生情，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萨安娜：就是在这个暑假里，罗阳就把两本汉语基础课学完了，掌握的非常好，罗明很满意。他参加了留学考试，没有谁比他考得再好的了，但是。恰恰就他没考上。
孔寒冰：为什么呢？
罗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个时候，罗马尼亚的各种升学复学习、辅导和考试都是由一些人控制的，但我想靠自己的本事，不通过“关系”。我没有加入他们组织的考试，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但是，他们就没让我通过考试，留不了学。
萨安娜：罗阳没能通过考试当然很伤心。所以，我们就想别的办法。那个时候，罗明刚好准备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工作，新任的大使邀请他一起去。
罗阳：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就说服了新任大使带我去北京，到北京去上学。
罗明：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我当时走后门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后来看更是做得对。我早就跟许多领导人很熟悉，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也是我所熟悉的领导人。他那时比较年轻，前年才去世的。最近几年，我一直跟他在一起，他把我当成他的朋友。那时候，我去他的办公室，把罗阳的事情对他讲了，希望他能帮助。他同意罗阳出国留学，到北京在语言学院那里学习。但是，开始时，罗阳只能算是预科。学了一年之后，他向学校提出申请，北京语言学院根据他的要求和汉语水平接受他为正式的学生。当时，罗马尼亚教育部长也在中国访问。我就说：“让罗阳留学中国学习吧，作为政府、国家派来的留学生。”部长一下子就同意了，这样就彻底解决了罗阳到中国学习的问题。
孔寒冰：您那四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什么专业呢？
罗阳：中国现代汉语。1983年，我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1983年回到了罗马尼亚。在读书期间，我不得不克服一些生活方面的困难。
孔寒冰：是在哪方面？为什么吗？
罗阳：特别是第一年，我的生活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是过渡性的一年。那时，我父母把列伊换成人民币通过罗马尼亚银行汇到中国银行。在当时比较封闭的罗马尼亚，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工资也是不多的。所以，我把饭票分的很清楚，早饭是一个炸糕和一杯茶，中午是一个菜一份米饭，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不到100块人民币。这对一个留学生来说是很少的。我父母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就从罗马尼亚寄东西给我。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政府给了我助学金，一个月是330块，再加上家里给的钱，我的生活情况就好后多了。我后来还攒钱买了一些磁带，并且买了一件中国的棉大衣。
孔寒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留学生还不是很多。
罗阳：对，当时外国留学生不多，以后来了几个东德的留学生和苏联的留学生。苏联留学生经常喝酒打架，谁都怕他们。但是，蒙古的留学生就不怕他们。有一次，苏联留学生和蒙古留学生发生纠纷，蒙古学生个子虽然矮但全身都是肌肉，一拳就把苏联人打出了几米。
孔寒冰：除了您之外，当时在语言学院留学的还有罗马尼亚学生吗？
罗阳：开始时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1991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有其他的罗马尼亚留学生了，此外还有苏联、捷克、东德的留学生。
孔寒冰：从北京语言学院大学毕业回到罗马尼亚之后，您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再度到中国留学？
罗阳：1983年至1991年，我在罗马尼亚画报社中文版做文字翻译工作。在这期间，我采访了一些中国人，写了不少与中国有关系的论文和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此外，我还通过翻译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向罗马尼亚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1986年，我开始和另一位诗人亚历山大德鲁翻译《中国现代当代诗选》。这本诗集里面最早的诗写于1911年，最晚的写于1989年。这本书的罗马尼亚文版是1990年出的，共300页，发行了8万多册。正是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结识了我的太太。所以，我们相爱也和中国有关系。我和我太太一起去过两次中国，她特别喜欢中国。这是很奇怪的，我有时就想她前生可能也是中国人，她的中文名字叫艾德丽。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我的工作也必须改变。没过多久，1991年，我很高兴又回到北京语言学院，这次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和古文。1993年毕业时，我想继续留校读书，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中国，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和充满意义的。本来，我想长期留在中国，可我在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小家庭，在中国又不可能逗留太长的时间。1993年到1994年，我争取到了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当时语言学院刚开博士班。读了两年，家里给我打电话，说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必须回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暂停攻读博士学位，回到罗马尼亚了。
孔寒冰：有点遗憾，希望将来有一天您还能到中国完成您未了的心愿，获得博士学位。
罗阳：回国后，我于1996年开始在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做责任编辑。1989年之后，很多罗马尼亚人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变。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罗马尼亚新闻媒介的西方化，以不好的消息为主。但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是1990年以后，很多没有价值的信息占主要地位，负面报道中国的现象比较突出。所以，我通过杂志、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做了不少介绍中国情况的工作，包括历史、传统、哲学、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个叫做“中央的国土”的系列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半个小时，里面有中国地理知识，中国文化知识、中国历史知识、中国人物，还有简单的汉语课。这个系列节目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没想到的是很多罗马尼亚人都愿意听中国的消息。很多人说我出生在中国，当然对中国有好感。我给他们举出了实际例子，如中国经济进步有多快，建设铁路速度有多快、质量有多好，所有这些都是具体的证据。
除了上面说的之外，1996年到1999年，我还在自己家开办了一个中文学习班，位置在布加勒斯特阿尔巴尤利亚广场的公寓楼里。罗马尼亚人对汉字有非常大的好奇心，觉得它们都是象形的。但是，学习起来应当很努力。开始有6个人，后来增加到12个人。课本是我给他们复印的，每周上两次，每次两个钟头。说实在的，他们学得比较吃力，我觉得任何一个语言，特别是汉语必须有一个全方位的语言环境。
孔寒冰：您个人怎样看中国人和中国呢？
罗阳：我觉得华夏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为人类做了许多许多有价值的贡献，也做出了很多牺牲。中国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生活水平方面到了这个地步是了不起的事情。在经济方面，我觉得不超过15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和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做法是不同的，美国是把钱当作一种物品买卖。在中国，钱就是钱，中国人对钱的看法就是现金，没有把钱当作物品来交换，没有用汇率来赚钱。中国老百姓的钱是辛辛苦苦劳动挣得的，是实在的钱，可以被用来买服务和产品。我希望这种做法可以保持下去。美国人的做法虽然很精明，但是，我觉得没有现实的基础。
孔寒冰：我们再谈谈您父母吧。罗明先生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几代领导人，不仅见证了中罗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参与构建了中罗关系，萨安娜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您怎么他们一生中所做的这些事情？
罗阳：我先说我爸爸。我觉得他为中罗关系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确实是很了不起的。罗马尼亚作中间人，协调中国同苏联，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我爸爸从中也做了不少工作。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常常不在家，有时过了三天四天甚至一个礼拜才回来。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了，过了许久才知道他陪罗马尼亚代表团到中国协助调解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他做的工作是比较重要的。好多年过去了，国家在变化，人在变化，老一代过去了，新一代来了，只有让历史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幸亏有您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看。说不定将来某一天有个年轻人想研究这方面的情况，他就会看到您的书，会写一篇很出色的博士论文。
孔寒冰：罗明先生的经历不仅对中国，对罗马尼亚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尽管社会在发生变化，但是，你们一家为中罗两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当被忘记的。我今天对您父母说，我想把他们早年在罗马尼亚发表的回忆他们留学情况、回忆他们陪着罗马尼亚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文章翻译出来，在中国发表，再把我对他们访问的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和书，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
罗阳：我觉得您做的这个项目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重视经济效益，生活节奏特别快，而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的生活会使人产生一种空虚感。人必须得留给自己一些时间，考虑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很多人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活有没有意义，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您做的这样个项目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可以让人们慢下脚步，知道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为国家、为世界做了什么贡献。我父母他们就好比是菜里的盐，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料，但是极其重要的。世界现在处在一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是超过了金融危机，是一种意识、认识上的危机。我们的生活要改变，国家不能只考虑物品的产量是否提高了，还要看民众生活的质量提高了没有。生活的质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质量。我爸爸妈妈一生致力于搭建罗马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桥梁，这是有价值的人生，有质量的生活。
孔寒冰：您怎么看您妈妈呢？
罗阳：我妈妈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就像是菜里的盐。她为我们做了好多好多不可缺少的事情，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也是这样。人人都有父母，但是，父母能够做孩子的知心朋友是比较难的。我母亲对我和姐姐来说，是理想的母亲，我们要什么她都会给我们什么。当然，如果我们的要求过分了，她会向我们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是过分了。我想把他们做父母的准则继承下来，像他们对待我们那样对待我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父母，最关键的是要有爱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