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安娜：中国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和罗明是在中国上的大学，谈的恋爱、结婚并生下了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的家最早就安在中国。
孔寒冰：那就先讲讲你们初到中国时的印象吧。
萨安娜：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当时住的红楼旁边那个四合院就是蔡元培先生故居，更没有料想到中国党和政府对我们外国留学生的到来这么看重。本来，我是非常不习惯被别人关注的。可是，到了北京的前门火车站，我看到有那么多人来迎接我们，其中，有很多年轻人，心里十分感动。刚一到北京，我最深的印象是北京的灰颜色太多了。早晨，天空好像是灰蒙蒙的，人们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没有颜色的，差不多都是灰黑色。我们到了住的地方，那座四合院真的特别漂亮，水池里有荷花，还养的鱼。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开始改变了。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去故宫参观。那个时候，故宫还没修复好，颜色还不是那种大红色的，但是能感觉到它的历史烙印。我们去看了午门并且爬到上面。在午门上面有许多中国古代的兵器，如长矛大刀等，非常大。我当时就问：“这么重的兵器，能有人拿起来吗？”这样疑问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三个男同学一起都抬不起来。不过，也有人说：“可能中国古代有人能拿起来吧。”这件事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我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那天，我们还去参观了太和殿，看到了皇帝坐的那个宝座。那个时候故宫里面的土很厚，也没人打扫。当时去故宫参观的人也很少，门票一毛钱一张。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都是从天安门进去，从北海出来。我对那个珍妃井最感兴趣，当时就想这个井口那么小，珍妃怎么就能跳下去呢？我后来还写了一篇关于她的小传并且发表了。我认为珍妃这个人的背景很深。后来，我们还参加了颐和园，这张就是在那里拍的集体照。
孔寒冰：到了北京之后，你们很快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了吧？
罗明：是的。三天之后，我们就到了清华大学。萨安娜等女同学住在清华学堂，我们男同学的宿舍在名斋。在东欧国家来华留学的学生中，我们是先到的，后来到的有保加利亚的同学，再后来是匈牙利的同学。1951年，波兰和捷克的同学也来了。根据中国与东欧国家签订的协议，清华大学专门开办了“东欧国家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我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对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东欧国家留学生特别重视，组建了专门的负责小组，由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教授为组长。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为我们精心配备了老师。比如，邓懿老师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王还老师是从英国回到中国的，他们都有比较丰富的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经验。邓懿老师还挑选了杜荣、熊懿、傅维慈、钟梫、张维和赵淑华等作为助教。组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十分认真的教学小组。当时也没有汉语教材，他们就晚上编写并且刻蜡纸印出来，第二天发给我们。
孔寒冰：能说说你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吗？
罗明：我们学习的内容涉及到几个方面。我们首要的事情当然要学汉语，但又不仅仅是学汉语。到底要学习哪些词汇，学习哪些说法，实际上都要针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任务。我们的老师在这方面想的非常周到，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们特别重视我们的发音，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非常严。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认为，我们那一批学汉语的留学生发音学得比较准确的。后来的留学生就不那么重视发音了，发音中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然后，我们开始学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生活的一些课程。在学习语言的那两年中，我们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有鲁迅的《故乡》、《祝福》等等。清华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录音机，帮助我们练习发音。所以，在学了一年之后，大概是在1951年元旦的时候，学校让要我代表外国留学生在大礼堂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发言。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讲了许多带有口号性的话语，还提到了刘胡兰，要学习刘胡兰精神。
1952年，“东欧国家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结业之际，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当时，我深切地感到，中国教育部的领导对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应该承认，我们比后来的留学生学习要认真得多，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那几位老师在我们学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们的培养，他们为我们后来成长为卓有成效的国家公务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当上驻华大使之后，不止一次邀请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做客，我这里有很多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同老师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要比一般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更为密切，情感更深厚。我当大使以后，有一次，一个广播电视台邀请我介绍罗马尼亚的音乐历史。过了几天，我碰见熊懿老师。他对说：“你讲得非常好，但是，有几个字你发音错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每次去北京的时候，总是去拜访和看望他们。
孔寒冰：萨安娜夫人，大使先生讲的这些，您同样也经历过了。您有什么补充吗？
萨安娜：我们前往清华大学的时候，教育部的黄新明处长、全国学联的一个女同志和两个男同志陪我们一起去。当天晚上，邓懿、杜荣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到了清华，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住的是清华学堂，条件非常好。那是一座德国古典风格的二层楼房，清华大学建校时最早的宿舍，也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清华学堂是怎么回事。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清华大学历史的文章，里边提及到了清华学堂，下个月就要在罗马尼亚发表了。当时的清华学堂既是办公场所，但也有学生宿舍。1981年，在参加清华大学庆祝建校70周年的时候，我和罗明还专门去看了当时我住的那个宿舍，现在已经变成教学的地方了。我们刚住进清华学堂的时候，觉得那个宿舍太大和太空了，有一个工友给我们烧取暖的锅炉。当时清华大学的取暖条件并不好，学校里面只有早上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的暖气。但是，学校方面非常照顾我们女留学生，所以额外在我们宿舍里放了一个煤炉子。宿舍楼里有厕所，也有开水。食堂里的饭菜也很好，师傅们尽力做适合我们口味的饭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喜欢上中国菜了。以后，我们不仅在学校的食堂吃，还到东门外面的小饭馆吃。这样就，我们开始了在清华大学的两年学习生活。
对我来说，最大快乐的事情就是开始学中文了。我们第一本教材是老师们手写的，或者刻蜡纸是印的。通常我们的老师白天写好稿子，夜里用手刻，早上再印，有时候到我们上课的时候教材上的墨还没干。今年，利用加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和罗明看望了熊懿老师他们，听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不知道他们工作的那样紧张。他们一面进行教学的实践，一边总结经验，一边改进，他们的工作真是不简单。对他们来说，教学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们这些留学生讲的语言有拉丁语系的，有匈牙利语系的，还有斯拉夫语系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在发音方面，我认为我们罗马尼亚学生学的最好，因为罗马尼亚语跟汉语拼音比较接近。其他的语言都有一些学不好的音调，后来我发现这也跟发音部位有一定关系。
所以，你可以想像，老师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母语非常复杂的班级教授汉语是多么不容易。可是，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效果是非常好的。他们对发音特别重视，后来我自己教孩子们学中文的时候也特别注重这一点。要学一种语言，发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每当想起我们的老师做的这些工作的时候，都感到应该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留学生都非常非常尊敬他们，也非常喜欢他们。就像罗明说的那样，我们感到同那一批老师有着比老师更深的感情。作为我们的老师，我非常尊敬他们；作为我们的朋友，我又非常喜欢他们，他们有教书育人的道德品质。80年代我们同这些老师见面的时候，他们也说：“你知道吗，以后我们同留学生之间再没有像跟你们那么好的感情了，对其他班的同学没有像对你们那一班那么亲切。”
孔寒冰：罗明大使说，你们女同学当时学习特别用功。
萨安娜：是的。由于没有任何基础，所以，我们学得特别用心。我到了北京之后，就开始尝试着写日记，先是用罗文，后来用罗文和中文，再后来就用中文。这些日记本我都保留着呢，现在看当时记的那些东西是很幼稚的，可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从中能看出来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每天发生的事，有些东西不记下来就会忘掉。我还常常在夜里记汉字，有时就把它们写在墙上，早上起来再看写得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学校里面有许多标语，我和另一名女同学就去看和读它们来练习汉语。有一次，学校的维修理工人师傅发现我们利用这种方法练汉语，就善意地笑了。于是，他们就帮助我们练习，我们练得更加努力了。
孔寒冰：我发现，您和罗明大使在回忆那段往事特别是提到那些中国老师的时候，是非常动感情的，眼里闪着泪花，我都被你们的真情感动了。看来你们同中国老师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
萨安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的那些老师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不容易。中国在解放以后不是有好多政治运动吗，特别是思想改造方面的运动。我估计他们在这方面花的时间是非常多，压力也比较大。我们的邓懿老师也好、王还老师也好，他们都是爱国的，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们马上决定从国外回来，要全心全意地为新中国服务。但是，他们在解放后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三反”、“五反”运动。比如说，1951年的春天，解放军进驻了清华大学。有一天，一位解放军军官请我们女留学生去教他们唱罗马尼亚民歌。我们非常很高兴，吃完晚饭我和另两位罗马尼亚姑娘就过去了，以后又接连去了几天。可没过多久，那几个要我们教他们唱歌跳舞的军官就被捕了。给我们当俄文翻译的冯忆罗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当心，那几个军官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是要害你们的。”冯忆罗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共产党地下小组的奠基人，也是东北抗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中国老师们在教授我们学习汉语方面工作非常努力，成绩很突出，但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当然，他们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倒是学校的管理人员给我们开过几次会，告诉我们反革命分子可能利用什么办法来害我们，比如说，和我们跳舞的时候用手上的毒把我们毒死等等。总之，学校有关方面就是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事实上，当时中国有关部门对我们留学生的安全十分重视。
罗明：当时，中国方面非常强调我们应该接触中国的现实，适应中国的环境。有一次，大概是1950年12月，我跟我的同学在宿舍里听到外面有人讲话，过来几分钟之后，几个中国学生敲门进来，说他们正在组织一次清华大学学生当志愿军的动员会，想邀请我们留学生参加。我们很高兴，来到会场之后，中国学生都一起鼓掌、还拥抱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象征。所以，我们那天晚上过的很愉快，看得出来东欧国家的青年和中国的青年们之间是多么友好的。我还记得，那个动员会在清华大学的体院馆举行的，党委书记站在台子上非常热情地动员学生当志愿军，拥护抗美援朝。通过这件事，我们后来特别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有一次，我们参加了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举行的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大家非常激动。当时公审的反革命有十一个人，一些是国民党的特务，另一些是同日本合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是强盗。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在台上控诉说，这些人是怎样闯进她的家，又如何把她的两个孩子往墙上撞的。台下的参会的人都很愤怒，高呼口号。会上，公审者分别控诉了十一个人都犯了什么罪行。公审大会结束之后，他们都被拉出去枪毙了。
孔寒冰：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据说是为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间谍，我们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你们讲的这些事，肯定与这场运动有关。
萨安娜：你说的对，当时我们感受到的紧张气氛还不止如此。1951年的夏天，中国方面有关部门组织我们留学生到南京、上海、杭州、北戴河、天津等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一方面奠定了我整个一生对中国了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中国方面对我们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有多么重视。我们乘火车去南方的时候，我们坐的那节车厢的两头都有解放军站岗。我们在杭州参观的时候，中国方面就更谨慎了，许多地方都有负责保卫的解放军战士跟着。我们在上海看戏的时候，有一个穿着便装解放军战士就坐在我身边，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枪把都从里面露出来了。可是，我们知道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在北戴河的时候，男同学住的楼离我们的楼比较远，所以，他们把我们送回去之后为了抄近道，就走到了海滩上的小路。可是，他们走到沙滩那边的时候，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就对他们喊“举起手来”。在问明情况后，哨兵告诉罗明他们以后不要再抄近道，不要走沙滩了。
罗明：是这样的。在上海、杭州，都有许多中国同学们陪着我们，我们跟中国同学的关系也非常好。一路上，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在上海住的是上海大厦。在南京，从市里到天文馆要经过一个森林，有关方面每五十公尺就安排一个站岗的士兵保护我们。所以，我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很重视我们的安全。正如萨安娜所说，在上海看戏时陪同我们的中国同志都带着枪，我跟一位警卫拥抱时也发现他腰后面也有枪。这表明当时中国的安全还是有问题的，西藏还没有解放，所以，中国方面很重视我们的安全。那个时候，我们看了不少话剧和京剧。所以，从这也能看出中国方面是如何培养我们的。我和萨安娜一生都喜欢中国的文化，喜爱中国人，这与那个时候学校教我们的许多许多东西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参加了支援抗美援朝的一些活动，也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有一次我们去卢沟桥，当地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坦率地跟你讲，他们招待吃的面里还有沙土，但他们的好客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抗日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日本人在统治期间如何残酷、野蛮地对待他们，国民党怎么对待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如何给他们分配土地，人们的工资有所提高，收入也有了保证，生活好了起来，小孩也可以上学了。所有这些都是很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后来卢沟桥的这个村子和罗马尼亚的一个村子建立了姊妹村关系。我们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时都要到卢沟桥的这个人民公社参观。邓小平同志去罗马尼亚访问时也参观了那个农业合作社。
萨安娜：我认为，给我们安排了解中国计划的人特别聪明，他们不但安排我们学习汉语语言，而且帮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也听了不少中国革命史、近代史方面的报告。正因如此，我后来写过一篇《清华——通往中国的大门》的文章，因为我们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方面，而且还了解了中国的文明。这些是很重要的，为我们打下了坚固的中国文化基础，我们一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的。
孔寒冰：前面讲的都是你们在清华大学经历过的故事，可后来你们怎么又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了呢？我知道，你们也是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
罗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根据罗中两国教育部门达成的协议，我们来中国，中国同学去罗马尼亚，原订的学习时间是3年，然后就开始工作。不过，周恩来总理最早的提议是双方要培养大学毕业生，若学三年的话就不算大学毕业。这样，我们学了两年之后，中国教育部门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获得大学毕业证，于是在1952年就决定我们在中国语文专修班结束后到各系里继续学习，完成相关专业的大学课程。不过，我们只在清华大学相关专业学了三个学期。1952年夏天，中国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划归了北京大学。我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萨安娜学的历史学，所以，我们从1952年10月起转入北京大学学习，我在中文系，萨安娜在历史系。
萨安娜：语文专修班结业后，我们回到了罗马尼亚休了几个月的假，返回中国后就到北京大学了。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大学的那种真正的中国建筑风格。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院，现在是中文系的办公室。我和罗明结婚后又搬到了二院，现在是历史系。我们很喜欢北大的整个校园和住宿条件，在宿舍里面也有可以洗澡的地方，吃饭在大饭厅里，运动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也不远。可以说，我们真正的学生生活是在北京大学开始的。罗明在中文系学习，但是，他不怎么愿意学语言，因为他原来要学政治经济学，并且认为他对文学没有足够的精神方面的爱好。可是，当时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就劝他：“你们现在好好学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大使劝他劝的非常好，罗明后来在中文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有比较深的造诣，对每个字的了解都非常深刻。同时，他的罗马尼亚文的水平也很高，这是他以后在中罗之间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的重要原因。
我对自己能够学历史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刚开始学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因为我掌握的中文词汇还不够多。读参考资料的时候，需要查的字太多。更麻烦的是，没有合适的词典。我的英语水平比较差，俄文还行，但当时中俄词典还没有出版。另外，有时候讲课的老师有比较浓的地方口音。比如，上第一堂古代史课的时候，老师说：“发现了一颗银牙。”当时，我就想古代就有“银制的牙”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人牙”，我没有听清“银”和“人”。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事情后来还有好多。所以，我只好请中国同学来帮忙，每天下午和一个中国同学对笔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与中国同学相处得很好，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有一个叫关秋岚的同学，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她如今仍住在北京。我还有好多好多同学，他们都跟我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回去参加了，大家见了面高兴的不得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不可能学好那些课，因为对我来说生词太多了。比如说，近代史第一章是描述英国工业的发展，里面有“工厂里烟筒林立”这样的描述，这个句子我在字典上找了一下午都没有查到。还有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中国好多礼节、风俗习惯方面的表达方式，当时我都不太懂。所有这些，我都是在中国同学的帮助下才逐渐弄明白的并且受益终身。
孔寒冰：您后来成了罗马尼亚有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听说您写好有本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
萨安娜：是的，主要有《象征之国度——从孔子到毛泽东》、《龙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一视同仁——中国外交的历史精神根源》和《神州》和《中国茶文化》。当然，我写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就更多了，我会将载有我的文章的杂志拿给你看。
孔寒冰：在罗马尼亚第一批来华的五名留学生中，只有你和罗明大使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家人，中国可以说是你们的红娘。你们在中国谈恋爱、结婚，你们的儿女也都出生在中国，在这外国留学生中也是一段佳话。在来中国之前，您认识罗明先生吗？
萨安娜：罗明跟你讲过，出国之前，我们这些被挑选准备到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人在布加勒斯特上一个预备班，吃饭和生活的地方是国王过去的马厩。不过，那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住在这样的地方，觉得条件已经非常好了。罗明的家当时在布加勒斯特，所以，他有很多同学。我是外地来的，在布加勒斯特一个人也不认识。罗明会拉手风琴，舞蹈队的姑娘们非常喜欢他，常常围着他。我在合唱队，所以也认识他。但是，罗明不一定认识我。在来中国的火车上，罗明不抽烟，和他住在一个包厢里其他男同学和俄罗斯人抽烟抽得很厉害，罗明受不了，就来到我们包厢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们才有了交谈的机会。
孔寒冰：您和罗明大使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萨安娜：说起来，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刚到清华大学的时候，我总是感到罗明欺负我，认为他一定不会喜欢我，看不起我。所以，我也就不怎么理他。后来，罗明告诉我他是用那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情。那个时候，清华下午从5点到6点是学生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大家都起床出来做运动，我们也不例外。男同学一般踢足球、赛跑，我们女同学打腰鼓和玩乒乓球。有一天，罗明主动跑过来对我说：“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吧？”我说：“我不跟你打。”我打的不好，而罗明打的非常好。他又说：“没事，来吧，来吧。”我就去和他一起打乒乓球。我的水平当然赶不上他的。打着打着，他就对我说：“我想跟你好。”我回答说：“不行吧。”这时，另外一个同学来了，我就把拍子交给他，转身走了。后来我听说，那天之后，罗明就一直不吃饭，情绪十分低落。我想，他真不吃饭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找到他，对他说：“那好吧，我们试试吧。”我说的打乒乓球的事发生在1951年6月11日。
所以，我们的恋爱就跟清华大学有关系。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恋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波动，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可是还是走到了现在。对我来讲，罗明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姐姐，总之，我一家人的各种爱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我从小就非常孤独，两个姐姐喜欢我，但她们也有自己的家。后来，我二姐经常来帮助我，三姐不到24岁就去世了，大姐是在罗阳出生时去世的。
孔寒冰：我还有一个问题，罗明大使是什么时候开始叫罗明的？
萨安娜：到清华大学不久，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邓懿老师告诉我们：“我给你们每个人起个中国名字吧，”我的名字倒没有什么，是按发音起的。但是，罗明的原名很长，不好按发音起。正在犯难的时候，有个同学说叫他的小名Romi。邓懿老师一听觉得罗明这个名不错。从那以后，他就决定用这个中国名字了。
孔寒冰：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罗明：我和萨安娜是1953年1月2日在北京结的婚，但婚后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北京大学，我们外国留学生没有结婚夫妇居住的地方。所以，北大校方做出了一个决定，专门把二院变成结了婚的留学生居住的地方。后来结婚的有德国的、有波兰的、捷克的留学生。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就表明中国方面愿意帮助留学生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同时，罗马尼亚大使馆也在考虑帮助我们，最后决定在大使馆提供一个房间提供给我们，这个房间本来由参赞居住的。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老太太给我们作保姆，她叫吴爱荣。但是，她让我们叫她“娘娘”。
尽管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是，她的脑子非常灵。后来有人说她要我们叫她“娘娘”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她肯定是从皇宫出来的。“娘娘”是小脚，但人非常好。我们对待她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她也因此而感到很骄傲。有几次，她生病时住院，我和萨安娜去看她。她周围的人觉得很惊奇，竟然有外国人来看探望。但是，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后来，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罗马尼亚的一位领导人对我说：“你还是要想办法把她带到罗马尼亚来，这样可以教你的孩子学汉语。”但是，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她也没能到罗马尼亚来。我们去中国的时候，还是请她帮助我们，尽管孩子已经大了，仍希望她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把她当作亲戚，我们之间关系非常非常好。我们感到，她身上好像是汇聚着中国的悠久文明和知识修养，我们是非常喜欢她的。
孔寒冰：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大学毕业的？
萨安娜：我们是1956年毕业的，毕业证书是马寅初校长签发的，衬底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罗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从1954年开始就为罗马尼亚的和中国的领导人做翻译了，实际上已进入了罗马尼亚外交部工作。我毕业后也在外交部工作。其中，1956年到1959年，1961年到1964年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工作。1964年回到罗马尼亚之后，从1966年起到了罗共中央历史和科学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