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所以才会丢掉政权，以后要抓得更紧，要更专制一点；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继续推行民主。《自由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自由中国案”与“雷震案”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在戒严令下，法令很模糊，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荒谬不经的事发生。
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文宣，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知道“蒋总统”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全国军民同胞们”开头的，柏杨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一直想要抓他，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结果就被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徒刑，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