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描述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电影里，一定会有这一幕，年轻人在家里偷偷开舞会，突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结果全部的人连滚带爬一哄而散，因为舞会被警察依据《违警罚法》认定为“破坏善良风俗”。
类似的事还很多，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受到摇滚乐等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少年轻男生模仿披头士的长发、牛仔裤或喇叭裤的颓废装扮，女生穿迷你裙。在保守舆论压力下，政府开始大规模取缔，也是援用《违警罚法》里的“奇装异服，违反公序良俗”，警察可以当街抓人，抓到后通通带回警局，头发太长，先帮你剪短，剪成跟狗啃过似的，或者故意把中间剃光，俗称“高速公路”。如果是穿喇叭裤或牛仔裤的话，警察局也准备了“利剪”把它们剪烂。女孩子穿迷你裙也不行（以现在标准来看，也算不上迷你），会被抓去写悔过书，请家长领回。这“善良风俗”的界定太模糊了，可能警察看着不顺眼，就算做做俯卧撑都可能会被以“强奸地球，违背善良风俗”的名义抓去拘留。
那个时期，社会风气基本上是保守而压抑的，大家只顾着赚钱，没有心思，也不敢有心思去多想其他事，这种气氛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慢慢被一连串的内忧外患所冲破。康德几百年前在《何谓启蒙运动》中告诉我们思想的基础并非来自权威，而是自己。虽然表面上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戒严了几十年，连你的思想都想插一手，台湾人都逐渐被修理得脑残了。
现在在台湾每次做选前电话民调，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人“持保留态度”，或者“拒答”。这个群体里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政治性的调查，心里仍然有许多芥蒂，不愿去讲这些。尽管台湾已经远离那种时代几十年了，这仍然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20世纪7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是内忧外患的，对于民众而言，则是生活在政府营造出的“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中。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台湾人慢慢开始觉得，很多事好像不像政府讲的那样。
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联合国，这个“退出”还真可堪玩味，至少后来的宣传、教育内容里都是用“主动退出”这个词。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是被人家赶出来的。怪了，我们不是正义的一方吗？这种事怎么还需要主动。
接下来就是1972年跟日本断交，在当时总是宣传“蒋总统”“以德报怨”对日友好，所以就痛斥日本的断交举动是“背信忘义”。全台上下掀起了一股反日风潮，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歌、不吃日本料理、不讲日本话等。而国民党党营的“中国电影公司（中影）”也耗费巨资，在军方的支持下拍了许多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比如《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等电影，理所当然都拿了奖，票房都不错，可是部分内容为了戏剧效果，和史实出入甚大，引发了不少议论。
“先帝崩殂”是20世纪70年代的头等大事。在台湾，“人类的救星、世界的伟人”蒋介石突然之间去世了（其实那么老了也不算突然啦），大家都在想，天要垮了，未来怎么办。
3年之后的1978年，蒋经国“登基”，不是……是继任，毫无悬念地继任。蒋经国在他担任“行政院长”任内，就开始为台湾规划10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他也意识到“反攻大陆”不太可能，要好好治理台湾这块土地了。果然，这十大建设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推了一把。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台湾当局跟美国的关系，用马尔克斯小说的标题就是“预知死亡纪事”，大家都知道要死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了蒋经国刚继任不久，“最坚实的反共友邦”美国，终于离我们（国民党）远去，断交了，社会上又掀起一股反美风潮，台湾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对美抗议活动，好像突然间戒严法对集会游行方面的限制都没了。社会上一方面是反美潮，一方面是移美潮。活动最高潮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抵达台湾的时候，他一下飞机，从出机场开始就被群众包围，前进缓慢的车子一路上不断被蛋洗，警察好像都不太管。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是卖花生起家，大家就贬他为“卖花生的卡特”，机场外有人在地上倒了好几麻袋花生让大家踩。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太形而上了，有些不知所云。不知道的人看了，只会以为是特殊习俗，很难联想到卡特，要是直接做个卡特的纸人偶，配上星条旗烧给华盛顿看这样的画面，该多震撼、多给力。
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台湾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其实就是心理受到伤害，用来意淫的说法而已。后来有个美国记者采访蒋经国询问当时传闻的真假。他这样回答：“我们向来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喔。”真是高明的外交辞令。
台湾社会内部呢，总是有一小撮企图破坏社会安定的“党外人士”，国民党当局想不透，这一小撮阴毛怎么越长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