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台湾来说，是个很微妙的年代。
在经济方面，许多外商见到台湾的廉价工资及劳工勤奋，于是到此设厂。在每个加工区，每天上下班时间一到，马路上的人源源不绝。有无数的女工密密麻麻地从厂区涌进涌出，那个壮观的画面是台湾经济起飞时期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
就本土而言，中小企业也开始崛起。在台湾，中小企业的定义其实也挺模糊。大家都纷纷下海创业，可以看到中小企业资金只来自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以经营上多半是业主直接管理而较少受外界干涉，员工从几个人到几百个人都有可能，甚至是夫妻店两个人也注册一个公司。可是一出现资金问题，整个公司就完蛋了，甚至把全部家产都赔掉，所以中小企业的老板压力也特别大，相对来说也特别勤奋且专断，要想尽办法不断地开源节流。后来，这些中小企业也跑到大陆去投资，很多大陆人普遍认为台湾人小气抠门，多少是跟这些台湾中小企业主有关，因为这些老板当年的创业经历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他们总觉得当年他们爆肝拼命，凭什么你大陆员工就不拼命（不过他们可能忘了员工跟老板不一样）。总之，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支持台湾经济发展、赚取外汇与提供就业机会的一大力量。而十大建设陆续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底子，当年台湾贸易量在世界排名第14，虽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仍能化险为夷。
劳动力便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工业发达，当时台湾几乎是无所不代，从低阶到高阶产品都可以代工，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雨中望着女主角打不开的雨伞说：“台湾制造的吧！”（当年这段被台湾电检剪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玩具总动员》第一部，巴斯光年也发现他是台湾制造的，为此沮丧不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好莱坞大片《世界末日》（Armageddon）里，俄罗斯航天员对电子元件气愤地大叫“苏联制、美国制还不都是台湾制”。国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如此。
除了大公司赚外汇，当局那时候又倡导“小康计划”“客厅即工厂”，让每个家庭都成为代工厂的延伸。在家里，客厅就可以组装圣诞灯或小饰品等，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代工事业。那时候一般的台湾妈妈不上班的，总是在家一边看电视听收音机，一边干这些组装活。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煮饭等家人回来，晚上全家人再一起做，要不然就是白天上班，下班回家晚餐后就开始全家一起做，那么努力都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赚更多的钱。
台湾人开始有些钱了，政府也在那时开放出境观光。那时，台湾人的观光首选地就是香港，刹那间，太平山顶几乎都是讲闽南语的台湾人。
于是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就抱怨啦！总觉得父母那个年代怎么赚钱那么容易，好像只要肯努力一点就能赚到钱。以前父母总是说：“要好好读书，将来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等努力读到大学毕业后，发现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考上医学系就是人中之龙，一考上说不定就有人来说媒，生活肯定会高枕无忧。考上律师，亲戚朋友人人称羡，是高薪及社会地位的保证。就算在一二十年前，工科的考上电机专业，将来就是电子新贵，每年公司配股，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巨富。
现在每天看到工程师自嘲是电子新贫，抱怨每天熬夜爆肝，还不如去摆摊卖炸鸡排。原来高薪的律师，如果只是受雇律师的话，薪水可能只比一般上班族多一些。医生更是不同于以往，变得跟公务员差不多。
在以前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如果男人做太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还会被嘲笑没有上进心拿死薪水。现在呢？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没以前那么快了，民众信心也没过去那么强大，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上也跟过去不太相同。一个普通的初、高中学校开一个教师职缺，就挤了一堆留洋名校博士来应甄。至于公务员也是咸鱼翻生，父母开始鼓励孩子去考公务员，很多人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年，一窝蜂通通跑去补习教职，简直比玩网游砍掉重练还惨，为了考上公职而拼命。
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