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以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为臣之道的基本要求，是文臣武将应尽的职责。武死战，文死谏，历来被视为忠臣之举。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不乏以诤谏而闻名的诤臣谏士，然而能称得上中国古代诤臣谏士之典范者，当首推唐初名相魏征。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魏征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侍中。贞观十七年（643年）病卒于任。魏征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谏言，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诤谏200多事，劝诫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
魏征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圣明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践行仁义；仅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征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又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里。
魏征的直言敢谏在贞观之治中曾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唐太宗屡屡给予高度评价，在魏征去世后更赞誉他是助君知得失的“人镜”。魏征直言敢谏的精神，始终影响着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臣僚，影响着大批的志士仁人，成为千秋金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