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怎样施教之前，最好搞清楚我们想要取得何种结果。阿诺德博士要的是“谦卑之心”，亚里士多德[24]所说的“慷慨之士”则不具备这种品质。尼采的理想是非基督教式的，康德亦然：基督要求仁爱，康德却教导说任何以爱为动机的行为都不可能真正有德。[25]即便人们在良好品性的构成要素上所见略同，可能又会对这些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各执一词。有人注重勇敢，有人青睐学问，有人珍视仁慈，有人崇尚正直。像老布鲁图斯这样的人，会将国家义务置于家庭情感之上；像孔子这样的人，则把家庭情感摆在首位。[26]所有这些分歧都会带来教育上的差异。我们必须先对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型有某种概念，才能对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心中有数。
当然，难免会有愚蠢的教育者，他们的教学成果跟他们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乌利亚·希普[27]是某慈善学校谦恭课程的产物，教出这样的学生跟该课程的初衷相去甚远。不过总体上，那些最能干的教育家还是颇为成功的。例如，中国的士大夫、现代日本人、耶稣会士、阿诺德博士以及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方针的指导者们。所有这些人以他们各自的不同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例子中所定的目标截然不同，不过基本上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在尝试确定我们自己应该以什么作为教育目的之前，或许有必要对这些不同体制略作探讨。
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某些方面跟鼎盛时期雅典的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男童须一字不落地背诵荷马史诗[28]，中国男童也类似地要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雅典人学到的敬神方式是这样的：由外部仪式组成，并且不会给知识思考设置障碍。同样，中国人习得了跟祖先崇拜相关的特定礼仪，但绝不意味着必须接受那些礼仪所暗含的信仰。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是有识之士应有的态度：凡事都可以讨论，但贸然下定论的做法难登大雅之堂。各种观点应该是可以在用餐时心平气和交流的东西，而非供人逞胜斗嘴。卡莱尔[29]称柏拉图是“一位高贵的雅典绅士，至死也不改神定气闲”。这种“至死不改神定气闲”的风范也可以在中国圣贤身上看到，但在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贤身上通常难觅其踪影，除非像歌德[30]那样深受希腊精神熏陶的人。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愿意享受人生，而且拥有一种因细腻美感而得到升华的享乐观。
然而，这两种文明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源于这一事实：总体而言，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慵懒散漫。希腊人将其精力投入艺术、科学和战争，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希腊人的精力实际地转化成了政治抱负和爱国精神：当一位政治家被推翻，他会率领一批亡命徒去攻打他的家乡城市。而当一名中国官员遭到贬黜，则会退隐山林，写写田园诗，聊以自娱。由此，希腊文明毁于己手，而中国文明只能亡于外敌。不过，这些差异似乎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因为儒教在日本从未产生这种作为中国士大夫特色的闲适而文雅的怀疑论，只有京都贵族例外，他们毕竟属于圣日耳曼区[31]人。
中国的教育造就安定和艺术，却未能孕育进步或科学。这也许是怀疑论顺理成章的结果。炽热的信念带来的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灾难，但不会是安定。科学即使在攻击传统信念时，也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它在一种文人怀疑论的氛围里很难昌盛。在一个被各种现代发明所统一的好斗的世界里，活力是民族自保所必需的。而且没有科学，民主也不可能：中国文明只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所享有，希腊文明则基于奴隶制。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不适合现代社会，并且已经被中国人自己所抛弃。某些方面跟中国士大夫相似的18世纪有教养的绅士，也由于相同原因而销声匿迹了。
所有大国都有一个突出的倾向，即以国家强盛为教育的至高目的，现代日本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这样的公民：既充满为国家献身的热情，又通过知识的学习成为国之栋梁。对日本为达到这种双重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我无法大加赞赏。自佩里将军[32]的舰队抵达以降，日本人陷入了难以自保的境地；除非我们认为自保本身有罪，日本人在这上面的成功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方法只有在绝境中才具有正当性，任何未处于紧迫危险中的民族使用这些方法都应受到谴责。连大学教授都绝不能提出非议的神道教[33]，其包含的历史跟《创世记》一样可疑；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达顿审判[34]不值一提。同样还有伦理专制：民族主义、孝道、天皇崇拜等都不容置疑，以致许多方面的进步都近乎不可能。这种刚性体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引发革命，因为革命是其进步的唯一途径。这种危险虽非近在眼前，却真实存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体制引起的。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日本的弊病跟古代中国的弊病恰好相反。中国的文人雅士过分怀疑和懒散，而日本教育的产物又显得太过独断和奋发。遵从怀疑主义和遵从教条主义都不是教育应有的结果。教育应该产生这样的信念：虽然困难，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获得的；任何时代被视为知识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错误的地方，通过谨慎和勤勉可以纠正这些错误。当我们依据信念而行动，应该警惕因小过而铸成大错；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动还是必须基于信念。这种心态颇难做到：它需要高度的理智修养，并且情感不应衰萎。不过，虽不易也，非不能也；事实上这就是科学的心态。跟其他美好事物一样，知识的获取固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困难，而怀疑主义者否认了可能。两者都是错的，他们的谬误一旦蔓延，就会给社会带来祸患。
耶稣会[35]士犯了跟现代日本人同样的错误，即使教育服从某种机构的利益——在他们的例子中，这种机构是天主教会。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使学生成为谋取教会利益的工具。倘若我们接受他们的神学信仰，就无从指责他们：从地狱中拯救灵魂重于任何单纯尘世间的利害得失，而这只能通过天主教会来实现。但那些不接受这种教义的人会根据结果来评判耶稣会士的教育。的确，有时候这些结果就像培养出乌利亚·希普那样事与愿违：伏尔泰[36]即受教于耶稣会士的教育方式。不过总体上，长久以来，耶稣会士还是得偿所愿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法国新教的瓦解，多半须归因于耶稣会士的努力。为实现这些目的，他们让艺术偏于感伤，让思想流于肤浅，让道德趋于放纵；最终竟需要法国大革命来扫清他们造成的祸害。在教育上，他们的罪过在于教育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学生的爱，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今仍在英国公学中实行的阿诺德博士的体制还有另一个缺陷，即它是贵族式的。其目标是培养位高权重之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帝国的海外领地。贵族要存续下去离不开特定的美德，这些美德将由学校传授。这般造就的学生应当精力充沛、不畏艰险、身强体健、信念坚定、正直诚实，并且胸怀大志。这些目的实现程度之高，令人惊叹，但理智被消灭了，因为理智会产生怀疑。同情被消灭了，因为同情有碍于统治“劣等”种族或阶级。泯灭仁慈以求刚毅不屈，抑制想象以求坚定不移。如果世道不变，这或许能得到一种斯巴达[37]式的瑕瑜互见的恒久贵族制。但是贵族制已经过时，即便最英明贤德的统治者，也不会获得治下民众的俯首顺从。于是，统治者趋于暴政，而暴政进一步激起反叛。现代世界的错综复杂越来越多地要求理智，阿诺德博士却要为了“美德”而消灭理智。滑铁卢战役也许是伊顿公学操场上的胜利[38]，大英帝国却会在那里失败。现代世界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他们更多地具有富于想象的同情心和充满理智的灵活性，更多地服膺技术知识而非匹夫之勇。未来的执政者必定是自由公民的仆人，而非臣民景仰的仁主。英国高等教育所包含的贵族传统是其祸根所在。也许这一传统会被慢慢清除，也许老牌的教育机构将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关于这些，我不再妄加评说。
美国的公立学校成功完成了一项前人从未大规模尝试过的事业：即将各色人等转化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件事做得如此巧妙，在总体上是如此有益的工作，完成它的人获得高度赞赏乃是理所应当的。但美国跟日本一样处于特殊情形之中，而在特殊环境中正当合理的东西未必放诸四海而皆准。美国有某些优势，也有某些困境。这些优势包括：财富水平高，无战败风险，相对地不受源于中世纪的传统的束缚。移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民主气氛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我想，正是出于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所有移民对美国的颂扬都多于对他们祖国的赞美。不过现实中的移民通常怀有双重的爱国之心：面对欧洲纷争，他们依然热烈地支持自己原本所属的国家。相反，他们的子女对自己父母的祖国已经毫无忠诚可言，变成了纯粹的美国人。父母们的这种态度归因于一般的美国价值，而子女们的态度主要由他们的学校教育所决定。这里我们只关注学校的贡献。
真正的美国价值是学校教育所依赖的，就此而言，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须跟虚假标准的灌输结合起来。不过，在旧世界胜过新世界之处，灌输对真正优点的蔑视就变得必要了。西欧的知识水准和东欧的艺术水准总体上都较美国为高。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西欧诸国比美国更少神学迷信。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的个人都不像在美国那样遭受群体的宰制：甚至个人的政治自由愈少，其心灵自由愈大。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的做法是有害的。当进行一种排他的美国爱国主义教育时，损害不可避免。跟日本人和耶稣会士的情况一样，这种损害源自将学生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教师应当爱学生胜过爱国家或者爱教会，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师。
当我说学生应该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时，或许会遭到这样的反驳：人之作为手段终究比作为目的更重要。作为目的的人随着他的死去而消亡，他作为手段所得到的东西却永不泯灭。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我们可以拒斥由此推出的结论。一个人作为手段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好的方面，也可以体现在坏的方面；而人类行为的长远影响是如此不确定，明智者往往会在其谋划中忽略它们。泛泛言之，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当然，这不是一条恒定不变的自然法则。一个坏人也许会杀掉一个暴君，因为他犯下了暴君所要惩治的罪行；虽然他本人及他的行为是坏的，他行为的结果却可能是好的。尽管如此，作为普遍定律，由本性美好的男女组成的社群会比由愚昧和歹毒之徒组成的社群拥有更好的影响。即便抛开这些不谈，儿童和年轻人也会本能地觉察到真正希望他们好的人跟只是拿他们当某项计划的胚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教师缺乏爱心，学生的品性和智力都不会得到良好或自由的发展；而这种爱心根本上就在于以孩子为目的的感受（feeling）。我们对于自己都有这种感受：我们渴望美好的东西归诸自己，这无须先去证明我们得到它们可以促进某个伟大目标。每个具有通常的慈爱之心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绩优异，等等，跟希望他们自己得到某些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当他们操心这些事时，不计自我牺牲，也无关抽象的公平原则。父母的这种本能并非总是仅限于对待自己孩子。推而广之，它必定存在于任何可以成为小孩子的好教师的人身上。这种本能的重要性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但唯有具备它的人才可以担当拟定教育方案的重任。那些认为男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和炮灰的人，显然缺乏这种博大的父母之情；然而所有文明国家的教育都被这种人所把持，只有丹麦和中国除外。
不过，教育者仅仅关爱年轻人是不够的，他必须对何谓人类的优点有正确的看法。猫不仅教幼崽捉老鼠，还教它们耍弄老鼠；军国主义者也是这么对待年轻人的。猫爱自己的幼崽，但不爱老鼠；军国主义者也许爱自己的儿子，但不爱本国敌人的儿子。甚至那些博爱全人类的人也会因为对美好生活的错误观念而犯错。因此，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先试着谈谈我所认为的男性和女性的优点，暂不涉及它们的实际可行性或者教育方法。这样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在后面考虑教育的细节，届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所希望的前进方向了。
首先，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区分：有些品质只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可取的，另一些品质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取的。我们需要艺术家，但也需要科学家；我们需要好的官员，但也需要庄稼汉、磨坊主和面包师。能使人在某一方面成为大家的品质，往往不宜人人有之。雪莱[39]对诗人的日常工作描述如下：
他从清晨一直到黄昏，
尽望着湖面反映的阳光
照亮花蕊上黄色的蜜蜂，
不管，也不看，他们是什么
这些习惯在诗人身上是值得称道的，但譬如在邮差身上就不足取了。因此，我们不能从赋予每个人诗人气质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教育。不过，有些品性是普遍可取的，在此我只考虑这些品性。
我不在男性优点和女性优点之间作任何区分。对于将要照料婴儿的女性来说，进行一定的专门训练是件好事，但这方面涉及的男女之别恰似农夫和磨坊主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无关紧要，目前没必要讨论。
在我看来，以下四种品性共同构成了理想人格的基础：活力、勇敢、敏锐和理智。我不是说有了这些品性就完满无缺了，但我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正途。而且我坚信，只要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适当照料年轻人，就可以使这些品质都变得十分寻常。下面我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
活力（vitality）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品质，不如说是一种生理素质。血气方刚时，大抵活力常在；随着年龄渐长，难免活力衰退，及至暮年，活力消磨殆尽。活力在朝气蓬勃的学龄前儿童身上迅速达到顶点，接着就会因为教育而趋于减弱。只要有它在，不需碰上任何乐事就可以生趣盎然。它增加快乐，减少痛苦。它容易使人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产生兴趣，由此增进作为心智健全之要素的客观态度。有些人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任何身外之事都兴致索然。这样的人太不幸了，因为这导致他们轻则无聊，重则抑郁；除了极个别例外，还极易使人碌碌无为。活力提升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增加人们努力工作的劲头。再者，活力防止人们陷入嫉妒，因为它使人以自己的生活为乐。鉴于嫉妒是人类苦难的一大来源，这乃是活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诚然，不少坏品质可以与活力并存——例如，一只恶虎可以是健壮有力的。而许多好品质在没有活力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有，例如，牛顿[40]和洛克就没什么活力可言。不过，倘若这两人拥有更好的体魄，大概就不会是那种易怒和嫉妒的性格。牛顿和莱布尼兹的论战[41]，对英国数学的破坏性影响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如果牛顿身体强健并能享受常人之乐，这场论战或许就可以避免。因此，尽管有其局限性，我还是将活力算在所有人都应具有的重要品质之列。
我们清单中的第二个品质，即勇敢（courage）具有多种形式，而且每种形式都很复杂。无所恐惧是一回事，有能力支配恐惧又是一回事。在恐惧合理时无所恐惧是一回事，在恐惧不合理时无所恐惧又是一回事。没有不合理的恐惧显然是好的，有能力支配恐惧亦然。但合理恐惧的缺乏是否算好事，就有待商榷了。不过，我将在谈论勇敢的其他形式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不合理的恐惧在大多数人本能的情感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病态形式，诸如迫害妄想症、焦虑情结等，须由精神病医生治疗。然而其轻微形式，在那些被认为精神健全的人身上也颇为常见。危险临近的感觉——更确切地说是“不安”，或者特别害怕老鼠、蜘蛛之类的无危险之物，这些大概都属于普遍现象。[42]许多恐惧在过去常被认为是天性使然，今天大多数研究者都怀疑这一点。有些恐惧确乎源于本能——例如害怕巨响，但绝大多数恐惧都是由经历或者联想所致。例如，怕黑似乎完全是因为联想。有理由相信，大多数脊椎动物对其天敌的恐惧感并非天生就有，而是来自它们的前辈。当它们由人类养大，在其种群中常有的恐惧就不见踪影了。但恐惧极易传染，甚至当大人尚未意识到自己流露出恐惧时，恐惧就已经传给小孩了。儿童通过联想很快就会仿效母亲或者保姆的胆怯。从古到今，男人们都觉得总是没来由地害怕的女性楚楚动人，因为这给了他们充当护花使者的机会，同时又无须承担任何真实的危险。然而，这些人的儿子从他们的母亲那里习得了恐惧，必须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恢复勇气。倘若他们的父亲当初不贪图对他们母亲的征服感，他们的勇气原本不会失去。女性处于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害处不可胜数，恐惧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例证。
眼下我不讨论可以消减恐惧和不安的方法，这是我后面要考虑的问题。不过，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恐惧的处理是满足于抑制的方法，还是必须找到某种更为彻底的克服之道？传统上，贵族要被训练成不露惧色，而从属的民族、阶级和男女则被鼓励保持懦弱之举。对勇气的测验是纯粹的行为主义：战场上不得临阵脱逃，必须擅长“有男人气概”的运动，面对火灾、海难、地震等险境必须镇定自若，等等。不仅要举措得当，还应避免显现容易被人看出害怕的迹象，譬如脸色发白、身体哆嗦以及呼吸急促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非常重要：我希望见到的是，无论什么民族、什么阶级、什么性别都能培养出勇气。但如果采用的方法是压制性的，那么跟这种方法相联系的那些弊病也就随之而来。羞愧和耻辱一直是产生表面勇敢的有力武器；但实际上，它们无非是引发不同恐惧间的冲突，而被期望在冲突中占据上风的是对成为众矢之的的畏惧。“永远要讲真话，除非受到惊吓”是我儿时学到的一句格言，但我不承认这种例外。不仅要在行为上克服恐惧，还要在情绪上克服恐惧；不仅要克服有意识情绪中的恐惧，还要克服无意识情绪中的恐惧。单纯在外表上战胜恐惧，固然满足了贵族准则，却令恐惧的力量在暗中运作，并产生让人看不出是恐惧之后果的邪恶且扭曲的反应。我不是指“炮弹休克症”[43]这样的东西，其跟恐惧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到的毋宁是统治阶级通过压迫和暴行来维护他们权势的整个体制。最近在上海[44]，一名英国军官未加警告就下令从背后枪击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他正如临阵脱逃的士兵一样，显然是受恐惧的驱使。然而军事贵族们没有聪明到将这样的行为追溯至心理根源的程度；相反，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坚毅和良好的情操。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恐惧和愤怒是十分相似的情绪：感到愤怒的人不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那种勇气。在镇压黑人反抗、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对贵族制的其他威胁中，一贯展示的残暴乃是一种变相的怯懦，理应与以更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怯懦一样受到蔑视。我相信这是可能的：通过教育，使普通人也能免于恐惧地生活。时至今日，只有少数英雄和圣人实现过这样的生活；但他们能做到的，其他人也能做到，只要给后者指明方向。
对于那种不因压制所构成的勇气，必须结合诸多因素才能得到。从最低级别的因素开始：健康和活力很有裨益，尽管并非不可或缺。具备应对危险处境的经验和技巧极为必要。不过，当我们考虑普遍意义上的勇气而非这方面、那方面的勇气时，就需要有更为根本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是自尊跟一种无我的人生观的结合。先说自尊，有的人遵从自己的内心而活，有的人则只是对旁人的所感所言亦步亦趋罢了。后者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勇气：他们离不开别人的赞许，并因为害怕失去这种赞许而困扰。教人“谦虚”曾一直被认为是好事，但却是变相地产生相同弊病的一种方式。“谦虚”抑制了自尊，但不抑制被他人尊重的欲望；它只是通过表面上的自轻来沽名钓誉而已。由此，它会造成伪善和本性的扭曲。孩子被教导要不加思考地服从，等他们长大，又会继续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据说只有学会服从的人才懂得如何发号施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学习如何服从，任何人都不应企图指挥他人。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通力合作的事业中不应该有领导者，而是说他们的权威应该像足球队长的权威那样，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自愿付出的代价。我们的目标应该属于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外部权威制定；我们的目标也绝不应该强加给他人。当我说没人应该指挥、没人应该服从时，就是这个意思。
最高意义上的勇气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无我的人生观。将希望与恐惧全都集中于自身的人很难平静地看待死亡，因为死亡会湮灭他的七情六欲。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了倡导简便易行的抑制之道的传统：圣人必须学会弃绝自我，必须摒除情欲、抛却本能的欢愉。这固然可以做到，但其结果却很糟糕。禁欲苦行的圣人不仅自己放弃享乐，还让别人放弃享乐，后者相对较为容易。隐蔽的嫉妒挥之不去，导致他认为痛苦是高贵的，因此让人受苦也是正当的。这样就出现了价值的完全颠倒：好的被想成是坏的，坏的被想成是好的。通过遵从消极的戒律，而非通过扩充和发展自然的欲望和本能来追求美好生活，这乃是万恶之源。人性中自有某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毫不费力地超越自我，其中最普通的就是爱，特别是父母之爱，其在有些人身上是如此广博，以致可以爱及全人类。还有就是知识。没什么理由认为伽利略是格外仁慈的人，但他为之而活的目的不会随着他死去而消亡。再有就是艺术。实际上，任何对自己身外之物的兴趣都会使人生在相应程度上变得无我。正因此，虽然看似矛盾，有着广泛而鲜活兴趣的人比起只关心自己病痛的不幸的忧郁症患者，在离开人世时更少挂碍。所以，完美的勇敢总是属于兴趣广泛的人，这样的人通过对诸多非我之物的珍重，而非通过对自身的轻贱，感悟到自我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沧海一粟。没有自由的天性和活跃的才智，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两者的融合滋生出的博大见解是不为纵欲者和禁欲者所知的；根据这种见解，个人生死乃是微末小事。这样的勇敢是积极的、符合天性的，而非消极的、压抑本能的。被我视为完美人格的主要成分之一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勇敢。
敏锐（sensitiveness）是我们列出的第三个品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单纯的勇敢的一种纠偏。对危险一无所知的人更容易有勇敢之举，但这样的勇敢大概以愚蠢居多。任何基于蒙昧无知或者不长记性的行为方式都不能被视为令人满意：尽可能充分的知识和见识是应当具备的一大要素。不过，认知方面归诸理智的名下，我这里所说的敏锐则属于情感的范畴。根据纯理论的定义，如果许多种刺激都能使某人产生情感，那么他就是情感上敏锐的；但这般宽泛地来看，这种品质未必可取。只有当情感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是适当的，敏锐才是好的：单纯情感反应的强度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品质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受诸多事物并且是合适的事物的影响而产生快乐或者痛苦的感觉。什么是合适的事物？我将试作解释。第一阶段是从诸如食物、温暖等带来的单纯感官快乐跨越到由社会认可所赋予的快乐，大多数儿童在约5个月大时就开始进入这一阶段。这种快乐一旦产生，发展非常迅速：每个孩子都喜欢表扬而讨厌责备。对受人好评的渴望通常是人们终生都会保持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激发善行和遏制贪念而言，它无疑很有价值。倘若我们在赞美他人方面更明智一些，它也许会更有价值。不过，鉴于最受仰慕的英雄是那些杀人如麻之辈，光凭对赞扬的钟爱不足以创造美好生活。
发展出敏锐的理想形式的第二阶段是同情（sympathy）。存在纯粹生理层面上的同情：很小的孩子会因为兄弟姐妹在哭而哭泣。我认为这给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需的两种扩展是：其一，即便跟受苦者没有特殊情感联系，也会将其作为同情的对象；其二，单单耳闻而无须目睹苦难的发生就能产生同情。这第二种扩展主要取决于理智。理智程度低的人只会同情优秀小说里那种生动而感人地描绘的苦难；另一方面，如果理智程度高，一组统计数据就可以令人动情。这种抽象的同情能力非常重要，但也极为罕见。当所爱之人罹患癌症，几乎每个人都会悲痛欲绝。在医院看到素不相识的病人痛苦不堪，大多数人也会为之动容。但是当他们读到癌症的死亡率是多少多少时，通常只是因为唯恐自己或亲人得这种病而触发一时的恐惧。战争也是如此：当自己的儿子或兄弟遭到残害，人们认为战争是可怕的；但他们不会因为有百万人被残害而感到战争有百万倍的可怕。一个在其所有个人交际中和蔼可亲的人，却可能通过煽动战争或者虐待“落后”国家的儿童来攫取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常见的现象都归咎于这一事实：大多数人不会仅仅因为抽象的刺激而激发同情。倘若这一点能得到纠正，现代世界中的大部分罪恶都可以消除。科学大大提升了我们对遥远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力，但没有增强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心。设想你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股东，或许你是个大忙人，当初进行投资只是依照财务建议罢了；你对上海和棉纱都没有兴趣，而只关心自己的分红。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成为导向屠杀无辜民众的强权的一部分，你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幼小的儿童被迫沦为从事超常而危险劳动的苦工。你毫不在意，因为你从未见过这些孩子，并对抽象的刺激无动于衷。这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何以这么残酷，对臣服种族的压迫何以被接受的根本原因。通过教育培养对抽象刺激的敏锐性，可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应该纳入讨论的认知敏锐性实际上跟观察的习惯是一回事，因此，跟理智放在一起考虑更自然。审美敏锐性则提出了一些现阶段我还不想探讨的问题，这样我将接着谈论我们举出的第四个品质，即理智（intelligence）。
轻视理智是传统道德的一大缺陷。古希腊人在这方面没有出错，但是基督教会引导人们认为除了美德之外什么都不重要，而美德在于戒除一系列被武断地称为“罪”（sin）的行为。只要这种态度还在延续，就无法使人们意识到理智比人为约定的“美德”更有价值。我所说的理智兼指实际拥有的知识和对知识的理解力。事实上，两者密不可分。无知的成人是不可教的；在诸如卫生或者饮食这样的问题上，他们完全不能相信科学的说法。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容易学得更多——前提是他受到的不是贯彻教条主义的教育。无知者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的压力，他们的态度僵硬到了冥顽不化的地步。他们不仅在应该怀疑的地方盲目信从，还在应该相信的地方满腹疑虑。的确，“理智”一词适于指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非已经获取的知识；但我认为这种能力只有通过练习才能得到，正如钢琴家和杂技演员的能力一样。通过不训练理智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当然是可能的；不但可能，还很容易，并且人们经常这么做。但我不相信不传授知识就可以训练理智，对理智的训练至少能让人获得知识。没有理智，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就无法存在，遑论进步。所以，我把理智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看似平淡无奇，其实不然。教育者们常常因为热衷于灌输所谓的正确信念而疏于对理智的训练。要弄清这一点，有必要更仔细地界定理智，以便找出它所需的心理习惯。为此目的，我将只考虑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不考虑实际积累的知识；尽管后者可以正当地包含在理智的定义之中。
好奇心是理智生活的自然基础，其初级形态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理智要求机敏的好奇心，但它必须属于特定的种类。诱使乡邻间在天黑后，企图透过窗帘相互窥探的那种好奇心，没有太高价值。对流言蜚语的普遍兴趣不是出于求知欲，而是出于恶意：没人会对别人隐藏的美德说三道四，却会对他们遮掩的丑事评头论足。因此，流言蜚语大多是不真实的，但人们刻意不去澄清。邻居的丑行就像是一种宗教慰藉，令人如此惬意，以致我们不愿停手去深究证据。另一方面，真正的好奇心乃是由真正的求知欲激发。你可以看到这种冲动在一只猫身上，以相当纯粹的方式表现出来：它被带到一个陌生房间后，会嗅遍每个角落和每件家具。你也可以在小孩身上看到这种冲动，当平时锁着的抽屉或橱柜打开给他们看时，他们会兴高采烈。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形式的手工劳动，都能唤起孩子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让最具理智的成人也感到汗颜。这种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减弱，直至最后，陌生事物只会引起反感，再也不会让人有一探究竟的欲望了。到了这一阶段，人们会说，国家正在走下坡路，“我年轻时情况可不是这样”。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实是说话者的好奇心。可以料想，好奇心一死，活跃的理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虽然童年过后好奇心会在强度和广度上减小，却可以在质量上长久不断地改善。对普遍命题的好奇心相比对特殊事实的好奇心，显示出更高的理智水平，一般而言，普遍性的等级越高，所包含的理智成分也就越大。（但不应拘泥于这条规则。）脱离个体利益的好奇心相比跟譬如获取食物相联系的好奇心，显示出更高的发展程度。在陌生的房间里嗅来嗅去的猫不是完全无私的科学探索者，它很可能还想发现周围是否有老鼠。说好奇心在无私的时候是最好的也许不太正确，毋宁说，当好奇心跟其他利益的关联不是直接的和显著的，而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理智才能发现时，这种好奇心就是最好的。不过我们无须在这个问题上下定论。
好奇心若要取得成果，必须跟特定的求知技巧结合起来。必须具备观察的习惯、对知识的可能性的信念、耐心以及勤奋。有好奇心和恰当的理智教育作为基础，这些东西自然而然能发展起来。但由于理智生活只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并且好奇心常常陷入跟其他情感的冲突，所以还需要某些理智方面的美德，诸如开放的心态（open-mindedness）。出于习惯和欲望，我们变得排斥新的真理：我们发现难以否定自己多年来深信不疑的东西，以及照顾我们自尊或任何其他重要感受的东西。因此，开放的心态应是教育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目前，这还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做到，正如来自1925年7月31日《先驱日报》（The Daily Herald）的如下报道所表明的：
受命调查布特尔[45]各校任课教师毒害儿童心灵的指控的特别委员会已经将其调查结果呈递给布特尔市议会。该委员会此前曾认为这些指控属实，但议会将“属实”一词删去，指出“这些指控需要合理调查”。该委员会的一项已被议会采纳的提议是：今后聘任的教师应当负责培养学生尊崇上帝和宗教、并尊重本地的行政和宗教机关的习惯。
可见，不管其他地方情况如何，在布特尔是没有开放心态可言的。诚盼布特尔市议会速遣代表团到美国田纳西州达顿镇取经，以获得实施他们计划的最佳方法。但这大概是多此一举。从决议的措辞来看，布特尔在蒙昧方面似乎已经不需要别人来指点了。
理智上的诚实跟肉体上的英勇一样，都少不了勇气。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比我们自认为的要少得多；自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在进行不可靠的归纳，并将我们的心理习惯混同于外在的自然法则。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就像孤儿院一样，乐于给人们提供安全以换取对他们的奴役。自由的精神生活不可能像受教条庇护的生活那样温暖、安逸和友善：当外面风雪肆虐，能给人炉边暖意的只有教条。
这使我们遇到了一个有些棘手的问题：好的生活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摆脱群体的束缚？我不大愿意使用“群体本能”（herd instinct）一词，因为关于其正确性存在争议。但不管怎么解释，这个词所指的现象并不陌生。我们愿意友好对待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是同类并希望与之合作的人——我们的家人、邻居、同事、政党同志或者国民。这很自然，因为倘若没有合作，我们就无法获得任何生活乐趣。此外，情绪具有传染性，尤其当许多人同时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在群情激昂的集会中，很少有人可以不动声色：即便他们是反对者，他们的异议也会变得激烈。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当他们可以从某个能给予他们认可的不同群体的思想中得到支持时，方才可能进行这样的反对。这就是为何“圣徒相通”[46]（Communion of Saints）的教义能带给受宗教迫害者如此大的慰藉。我们是应该默认这种跟群体合作的欲望，还是应该通过教育设法削弱它？两种做法各有其理据，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而非一股脑儿支持其中一方。
我自己的看法是，取悦他人和与人合作的欲望理应强烈，且属正常；但在某些重要的情形下，也应能被其他欲望所压倒。取悦他人的愿望的必要性已经跟敏锐放在一起讨论过了。缺乏这种愿望，我们都会变得粗野，家庭乃至一切社会团体都不可能存在。倘若小孩没有讨父母欢心的欲望，对他们的教育将会非常困难。情绪的传染性也有其好处，如果传染是由智者到愚者的话。但它在惊惧和震怒的情形中当然就有害无益了。因此，情感的接受性问题绝不简单。即便在纯粹的理智事务中，这个问题也不明了。伟大的发现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并因自己的特立独行而触犯众怒。但凡夫俗子如果固执己见，则会更加愚不可及：至少在科学方面，他们尊重权威就总体而言是有益的。
我想，在那些处境和禀赋均不太优越的人的生活中，大部分领域都受到可以笼统地称为“群体本能”的东西的支配，只有小部分领域不受其影响。这小部分领域应包括发挥他专长的领域。有的男人爱慕一个女人完全是因为众人都赞美她，我们看不起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一个男人在择取佳偶时，应该跟从他自己的独特感受，而不是随波逐流。他在评判一般人时附和邻居是无所谓的，但当他坠入爱河，就应该受他自己独特感受的指引。其他方面也适用类似的道理。关于养活自己所需的田地产量，一个农夫应该遵从他自己的判断，尽管他应当在学习科学农业知识之后进行判断。关于汇率问题，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形成独立的判断，普通人则最好跟随权威。有专长就应有主见。但人们不应使自己变得跟刺猬似的，浑身硬刺，拒人千里。我们的日常活动大多需要合作，而合作需要有本能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也都应该学会对我们习焉不察的事情进行独立反思，并有勇气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如果我们确信这些观点很重要。诚然，要将这些宏观的原则运用于具体的事例中是有难度的。但如果我们身处的是人们普遍具有本章所提到的美德的世界，那么困难就没当前这么大了。在这样一个世界，不会出现对圣徒的迫害。好人无需出于义愤而刻意去行善；他的善行将是遵循内心冲动的结果，并伴随着本能的快乐。他不会遭人忌恨，因为邻居们不会惧怕他：先驱者所受的憎恨归咎于他们激起的恐惧，但在已经获得勇气的人中间不会有这种恐惧。只有被恐惧主宰的人才会加入三K党[47]或者法西斯。在充满勇敢者的世界，不会有这样的害人组织，好生活对人之天性的妨碍也会比现在少得多。美好世界只能由无畏之士来创造和维持，但世界越美好，他们就越没机会表现他们的勇敢。
拥有教育所能培养出的最高程度的活力、勇敢、敏锐和理智的男女两性组成的社会，将跟迄今存在过的社会截然不同。很少有人会不幸福。目前导致不幸福的主因是：不健康、贫穷以及性生活不和谐。所有这些都将变得非常少见。几乎人人都身体强健，甚至还可以延缓衰老。工业革命之后，只有集体愚昧才会引起贫穷。敏锐会激发人们消灭贫穷的愿望，理智会给他们指明方向，而勇敢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怯懦之人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离经叛道。）如今，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不满。这部分地是因为教育不当，部分地是由于政府和格伦迪太太[48]的压迫。只要成长起一代没有非理性的性恐惧的女性，就可以很快终结这种状况。恐惧曾被认为是使女性“贞洁”的不二法门，于是她们被蓄意教养成身体孱弱、心理怯懦的人。爱情受到束缚的女性助长了她们丈夫的粗暴和虚伪，还扭曲了她们孩子的天性。一代无畏的女性可以改变世界，因为她们带来一代勇敢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被扭曲成畸形，而是正直、坦诚、慷慨、博爱，并且自由的。他们的激情将扫清我们因自己的懒惰、懦弱、冷漠和愚蠢而承受的残酷和痛苦。我们沾染这些恶劣品质是因为教育，我们要获得与之相反的美德也必须通过教育。教育是打开新世界之门的钥匙。
关于教育的一般原则就谈到这里，下面开始讨论能够体现我们理想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