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要点：要平、要直、要重、要圆、要转、要拙、要秀、要润。
——张大千
1950年初，52岁的张大千到印度的大吉岭大学讲学。临走前，他曾对家人和学生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二三年，我一定会回来。”
初到新德里，张大千就举办了“张大千画展”，并游览了风景名胜和菩提伽耶等六大佛教圣地。他曾写诗描绘印度的异国风光：
一水停泓静不流，微风起处浪悠悠。
故乡二月春如景，可许桃林一睡牛。
不久，张大千就到印度西南部阿旃陀石窟观摩，考察壁画及文物古迹。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是佛教著名的石窟群。在历史上，它是唐朝玄奘法师西游天竺所经之地，建于公元前一二世纪，在此后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又不断增修。
但时空轮转，岁月沧桑，阿旃陀石窟现存世的仅有29个洞窟，规模远远小于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终于来到这个使他想了七八年之久的地方，把一切的烦恼和不快都抛在脑后，他又像当年在莫高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经过3个多月的临摹、研究，他终于使早年的画界论争有了明确的答案：
它的透视是单方面的，而我们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来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从服饰上看，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后妃，亦着中国衣衫，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檐式的中国塔。
再者，从绘画技法到绘画工具，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更不用说壁画人物的风格、线条等。当然，二者也有相同之处。
留于印度阿旃陀3月，研讨与敦煌壁画异同，颇为有得，就石窟这种建筑形式而言，起源于印度，这种建筑形式随丝绸之路带往东方。
莫高窟的修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产物，它无疑借用了佛教故事，但在许多方面又表现了我国历朝历代人民的生活。
好多人都说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尤其是佛教人物画的最高表现，因而就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印度艺术的传入。我则认为不然，佛教固由印度传入，但敦煌的艺术，却是我们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伟构，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来的。
张大千对石窟艺术的考察，带动了我国许多敦煌学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辛勤劳动和严密考证工作。
1951年4月7日，周恩来指示要对敦煌艺术予以发掘，使其获得新生。张大千在大陆的家属分两批将其留在大陆的全部临摹壁画共200多幅捐献给了国家。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睹物思人，动情地说：“张大千先生豪情灵气，一生重情义，我们都爱惠于他。”
大吉岭大学位于印度北部风景区，山峰高耸入云，山峦幽壑，地势高寒，清新宜人。张大千漫游到此，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决定暂居此地，看山看云，吟风赏月。
东方的天空逐渐明亮了，将近山近峦的雄姿展现。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雄踞群峰之上，整个世界变得巍峨壮观。
可能由于昨天去看维多利亚瀑布走累了，徐雯波还在睡梦之中。而张大千却已经在阳台上打了一趟太极拳，收势后，精神为之一爽，他转身走进作为画室的房间。
一会儿工夫，他在一幅《松荫鸣琴图》中题诗：
解道无声胜有声，寄情将意一泉明。
怀人坐负三更梦，得汝松梢缺月生。
随后，他又完成了一幅水墨山水。然后想在上面题些什么，“大吉岭的确不错，可惜没有……”他在画上写道：
大吉岭山势磅礴，兼有吾蜀青城峨眉之胜，惜无飞流、奔泉以付之。此仅有之瀑布矣，人呼之曰维多利亚瀑布，高才八十尺。
但是，这时的张大千却被一件事困扰着，那就是他往常最不愿提及的钱。
从前，张大千从不为钱发愁。“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这是张大千最喜欢的对子。“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觉得，自己的一双手、一支画笔就是钱。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寓居印度，在这里，虽然他办画展、讲学、卖画也挣了不少，但张大千是来如流水、去如奔泉，不久就两手空空了。然而此处不比国内，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吃饭穿衣、请保姆、夫人美容、饲养印度猿，一切都离不开钱。
而此时夫人分娩在即，那又需要一笔无法预料的开支。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决定：卖掉部分带到国外的古代名贵字画。这件事还必须瞒着夫人，以免她心情不好受刺激。
于是，张大千悄悄向香港的老友、字画商高岭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难处，请他帮忙。
信发出之后，他整日苦中作乐，寄情笔墨纸张之间，吟诗作画，并写了一首自嘲诗：
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浮书老复痴。
一事自嗤还自喜，断炊未废苦吟诗。
徐雯波起床后，来到张大千的画室，注意到了丈夫心事重重的样子，就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吗？”
张大千赶忙掩饰道：“没有。你起来了，你看，那山多美。”
信已经寄出去一个月了，按理说，现在也该有回音了。
但是，当张大千收到高岭梅的回信后，心里一下百味交集。
自大陆政权更迭，众多文物随隐居香港之“寓公”一道，充斥香港字画市场，价格自此一蹶不振。时下卖画无异火中取栗。况卖画容易收画难，何不咬紧牙关渡过难关。我已信嘱印度分公司老友曾济华，请代为筹划，当无问题助君渡过难关。
张大千不由长吁一口气：“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钱终于有了着落，张大千与徐雯波夫妇到处观景写生，偶尔在百货商店侧巷发现了一个卖画册的地摊，那里面有关于阿旃陀石窟的画册，比不久前张大千在新德里买的还要精美。
在印度大吉岭住了一年多，虽然张大千的身体、精神都极佳，绘画功力也正值巅峰状态。但他一颗心却始终梦系家乡：青城山的晨雾、川江的烟云、老家屋后墙根的虫鸣，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海里涌现。他曾作诗云：
夺眼惊秋早，熊熊满树翻。
坐花苏病客，溅血泣孱魂。
绛帐笙歌隔，朱楼燕寝温。
青城在万里，飘梦接云根。
他怀念国内的亲朋好友，怀念与好友欢聚的无比快乐，更思念对他关心备至的红粉知己李秋君。这期间，他为李秋君作“怀祖韩兄妹”诗一首：
消渴文园一病身，偶思饕餮辄生嗔。
君家兄妹天同远，从此浑无戒劝人。
虽然身在海外，张大千却一直非常重视来自故乡和祖国的音讯，他与四哥张文修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逢接到四哥的来信，他就会涕泪湿襟。从大吉岭可以远眺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这更增添了他心中那抹不去的乡愁。他手执家书，含泪写下几首怀乡之诗：
泣露飘窗堕月疏，鸣蛩回梦四更初。
家书压枕啼号满，客鬓摇灯病废余。
浓绿雄髯尚嫩寒，春来何处强为欢。
故乡无数佳山水，写为阿谁着意看。
故山猿鹤苦相猜，甘作江湖一废材。
亭上黄茅吹已尽，饱风饱雨未归来。
1950年深秋，张大千夫妇离开大吉岭去香港，在香港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时徐雯波生下一个儿子，为纪念在印度的这段岁月，张大千为儿子取名心印。
当时，昆曲大师俞振飞正暂住在香港，张大千为老朋友的生日画了一幅精致的石涛笔法的山水横幅。随后，俞夫人黄蔓耕女士正式拜张大千为师。
1951年初，张大千再返大吉岭，居住了8个多月，于夏末离开了印度。
张大千在大吉岭前后一年的时间里，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勤奋的阶段之一。他临摹印度壁画，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印度、尼泊尔的风光；也同时创作了许多怀念故乡山水的画作。在创作这些画作的同时，怀着对故乡的思念，他还创作了200多首诗词，这些诗词多为怀乡之作。
张大千自己总结说：“在大吉岭时期，是我画多、诗多，工作精神也最旺盛的阶段。我畜有印度猿猴，当时最佳，绘的也多精细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