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高远的范仲淹，报国心切，满怀希望地写了自荐信《致张右丞书》，然而却石沉大海，毫无回应。范仲淹并不灰心，其《西溪见牡丹》诗云：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牡丹不择地为春，人也可不择地为官，即使天涯海角，也要有所作为。
从汉朝起，盐就是官府所专营。从唐至清，盐赋收入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盐为朝廷的重要经济命脉，可谓举足轻重。古云：国家财富，盐利为盛。淮盐又占全国盐赋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泰州一带，海水含盐量高，海盐产量一向为淮盐之冠，西溪则被誉为“天下海盐仓”。所以，北宋朝廷多派进士及第的京官来此任盐官。西溪盐仓监，相当于盐务管理所所长，管辖东台境内各个盐场，责任相当重大。范仲淹在巡守盐田盐仓的同时，深入泰州、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一带，考察社情民意。煮海水煎盐的盐灶灶户，在茫茫的数百里海滩上，星罗棋布，柴草浓烟，遮天蔽日。盐民生活很苦，盛夏酷暑，更是苦不堪言。明代盐民诗人吴嘉纪《绝句》云：“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如今，沿海四州的盐民农户愈加困难，泰州尤甚。这里几乎年年遭受海潮祸患。每年秋天，海潮泛滥，如遇大风，潮水咆哮怒吼，扑向海滩，冲毁盐田盐灶，冲毁庄稼农舍，甚至伤及人畜性命。潮水过后，粮田碱化，米豆无收。百姓无以生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已有三千余户。针对海潮侵袭，唐代曾修筑了一条捍海堤堰，堤东产盐，堤西种粮，防止了潮患，民众生活安康自足。可历经唐末及五代战乱，年久失修，原捍海堤堰多半颓坏，致使海潮重新肆虐泛滥。当地多数民众，渴望复修捍海长堤。“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引自《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的范仲淹通过深入考察，确认海潮泛滥是泰州一带民众的主要灾难，再也按捺不住为民兴利除弊的急切心情，决心越职言事，专程赶往泰州，找到淮南发运副使张纶，提出重修海堤、增置盐田、改造农田、召回流民的建议方案。张纶十分欣赏这位敢言敢为的下属范仲淹，当即表示支持。可重筑海堤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持海堤易造成内涝观点的一派人极力反对。张纶力排众议云：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护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他上书朝廷，并推荐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筑海堤工程。工程浩大，涉及四州，民工四万余人，张纶又安排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子京参与协助指挥。
天圣元年（1023），宋仁宗即位，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正八品），总掌捍海堤工程，积极筹备工程启动的有关事宜。从天圣二年至三年，范仲淹全力以赴投入海堤工程。顶严寒，冒酷暑，日夜奋战在工地，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格工程质量，关怀民工生活。工程进展顺利，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秋冬之交的一天，北风怒吼，寒流突至，雨雪冰雹混作。晚上，海潮陡涨，铺天盖地。数万民工在百里大堤上无处可躲，许多民工四处奔逃，官员制止不住，也跟着乱跑。这时，协助指挥的滕子京临危不惧，神色镇定，晓之利害，果断指挥，迅速稳定了局面，成为主帅范仲淹危难时刻的最有力助手。范仲淹暗自称赞同年滕子京为“非常之才”，而“心爱焉”，结为终生莫逆之交。
风雪之夜，海潮卷走了慌忙中未来得及撤离的一百余名民工，也冲毁了部分工程。原来的反对派一时甚嚣尘上，流言谎称死人上千，更有人上书请求罢修。朝廷立即派人下来调查，幸亏张纶从中解释情况，辨明是非，但是否继续修筑仍举棋不定。皇帝又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实地察访，秉公议决是否复工。胡令仪曾在东台担任过县令，非常清楚泰州海堤的重大作用。他亲自征询范仲淹意见，范仲淹反复陈述利弊，权衡得失，坚持复工修筑海堤，不可半途而废，不能因噎废食。胡令仪非常赞成范仲淹的主张，向朝廷汇报了范仲淹的益民苦心及功绩，并建议必须复工。
天圣六年（1028）七月，长达150余里的捍海大堤，历经曲折坎坷，终于修成了。
海堤的修复，解决了沿海各州县百姓的海潮之患，保护了泰、海、通、楚四州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面积的盐场粮田，召回了流亡在外的3000多户人家。从此，堤东产盐，堤西种田，民众安居乐业了，盐税与田赋收入也增加了，利国利民。张纶和胡令仪都因筑堤有功而升迁。倡导筑堤并在初始阶段打基础的是范仲淹，竭力奏请朝廷批准复工的是胡令仪，最后亲临指挥完工的是张纶，当地民众在东台建“三贤祠”，纪念他们。人们把主要功劳记在范仲淹身上，特称捍海堤为“范公堤”，号称“华夏第一堤”。
当地还有不少人怀着对范仲淹的崇敬心情，自愿改为“范”姓。可见民众对“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为官者是何等的期许。因为范仲淹深刻影响了历史，范姓也成了北宋以来人们特别敬重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