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自己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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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我自己走过的路

今天我还是要慢慢地说,要是我说得太快的时候,请同学们举手,我就说得慢一点,还有,要是我说得太难的时候,就请我的这位上司仓石武四郎先生替我翻译一下。

今天坐在这里,我不感觉到是在东京,或者是在日本,因为我就感觉到仿佛是在北京或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个样子。因为刚才那两位同学所讲的话,比我们这次代表团团员所说的话还要像中国话。我们的团长巴金先生,他是四川人,我们的团员马烽先生,他是山西人,今天同学们讲的中国话,比这两位著名的作家讲得好得多,这个应该归功于仓石先生与老师们的努力,还有同学们的坚持,也是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我没有来日本以前,有人都问我,你到日本可以不用翻译了吧?说,你在日本住过五年。这时候,我就非常地难过,因为我在日本,没有学好日文,我在诸位面前,很惭愧。诸位今天这样努力学习,实在很有意义,刚才有人说:“学好中国话,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你想,假如一个人没有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怎么办?我现在早晨看报,不会看日文,只能看英文,我通过英文来了解日本,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有些隔膜。中国与日本离得这样近,假如要是能够直接的航班的话,从东京飞到北京,或者是飞到上海,只有两个多钟头;假如中国与日本有了直接邦交的话,那该多么痛快!

今天看见大家,我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感慨非常地深。战后,有许多日本朋友到中国来,就对中国人说,我们非常地惭愧。他们说惭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日之间发生过一段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对那些说惭愧的人说,当我们中国人民受苦的时候,日本一般的人民也跟我们一起受苦,所以应该惭愧的不是你们,更不是在座的年轻人,而是那些发动战争的军阀。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要往前看,要促进中日的文化交流,要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友好的亲情恢复起来。大家都知道有个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的纪念。日本人把“鉴真”读成“刚金”的音,“刚金”这个发音啊,就是福建话,是我本省的话,现在北京话说鉴真。我发现许多日本话跟我本省的话是一样的发音,所以我相信日本话跟中国唐朝的南方话已经是交流的,北方话受到北方兄弟民族的影响,形成现在的北京话。“刚金”我念出来非常自然,因为是我自己福建的话。

鉴真和尚一千二百年以前到日本来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太知道,在中国的《高僧传》里头,鉴真和尚所占的位置不过几行字,很少,但是,通过日本这次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看了许多日本材料,才晓得鉴真和尚到日本来的时候,走了六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睛瞎了,他才到了日本。跟鉴真和尚来的有三百多人,中国人,从来没有那么大的代表团,代表团里头有男的,也有女的。上次我见到井上靖先生,我就跟他说:“您的那本《天平之甍》,以后重写的时候,要把那三个尼姑放进去,在鉴真代表团三百人里头,有三个尼姑,有一个还有名字,叫做‘智守’,她们为了日中文化交流,也做过很多的工作。”不是因为今天听我讲话的都是女同学,我才特别说这个,的确,妇女对文化交流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鉴真和尚为什么来日本呢?因为有两位会友,或者说在唐朝已经有许多日本和尚到中国去留学。那么就有两位特别有心的人,一位叫荣睿,一位叫普照,这两位和尚非常热心,要请鉴真和尚到日本来。鉴真和尚被他感动,就问他的学生:“你们谁愿意去?”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鉴真和尚就说:“为了传法呀,不惜生命。”他不是说性命,而是说生命。所以,后来鉴真和尚的眼睛已经瞎了,他还坚持来。荣睿和尚是日本和尚,他没有回来,他病了,他死了,死在现在的广州。普照和尚回来了。这个故事说起来很长啊,我也说不了很多,因为是新近才学的。我就想到,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中国人民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有这么深刻的互相影响。

今天仓石先生给我出的题目,说愿意听听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自己的这个道路走得不好,漫长而曲折,不是很好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是说“反面教员”,就是这个教员不是正面的,但是他的经验可以使你们走一条更好的路。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写文章,也没有这个愿望。小的时候,我喜欢文学,为什么喜欢?因为我没有法子不喜欢,我小时候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冷静的海边上,也不是乡村,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海军学校的校长,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后头,那儿离农村还相当地远,并且我是最大的孩子,我的弟弟们都比我小得多,因此我小的时候没人跟我玩,那么我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听大人们说故事,听大人们说故事。那么,大人们闲的时候就跟我说,忙的时候就不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时候,因为没有儿童文学,他们给我讲《三国演义》,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一不说了我就着急,想知道下回分解,于是,自己就拿起书来看。那时候我还很小,只有七八岁,你想想,《三国演义》一个七岁或者八岁的孩子怎么看得懂呢?但是我还是看,所以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中国字,我说不出那音来,因为我小的时候,从来就不知道那是什么音,就这样念下去。以后就引起看书的兴趣来,我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有的时候,我的奶妈或者保姆给我们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两个情人后来变成蝴蝶,还有许多其它的小故事,我也都去找书看,后来越看越多,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差不多比一般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看得书多多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书,那时候想到学医,做大夫、医生。其实,我学医也有理由,因为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一种吐血的病,那个病我也有,肺支气扩大,医学上的名称。它不是一个僻病,但有的时候一累,或者感情很冲动的时候,就会吐很多血出来。那个时候,中医也没法治,我自己从十五六岁起就吐血,那时候,中国还是比较封建的,妇女们很不喜欢叫西医看,因为西医要听肺,又都是男的医生,我母亲就不愿意看西医。当时心里就想,假如我能做医生,替母亲看病,多好啊!所以我就一直就想学医,在中学里面,我的功课比较好的都是理科的功课。数学、代数、几何、生理,一直到预科,理科的功课总是好的。

但是,就在我理预科快毕业的时候,五四运动来了。五四运动大家都晓得,就是那个日本军国主义者要占领青岛。那时候的学生非常激动,都出来示威游行、进行爱国的宣传。当时,我在学生会里做文书,我在学校也做文书,什么是文书呢?就是平常学生会、学校的学生会,与外面的联系,来往写信啊,做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北京所有学校的文书都变成一个宣传股,我们每天都在外面奔忙。当时,我们还是受压迫的,政府不叫宣传,就有许多同学被抓进去,关在监狱里头。那一段时间,我们在外面做许多许多的工作,如果是文科的学生,落下一两堂功课关系还不太大,理科的学生就很困难,就够呛。比方说,下午应该是解剖一只猫,先往猫的身上打针,打完针以后你就解剖,或者做一个什么试验,这个课如果脱了就很难补上。学生运动一年多下来,我的功课缺得太多,又补不上,怎么办?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做宣传的缘故,我就常常写文章,那个时候文章是带感情的,感情很丰富的啊,比平常的作文写得好一些,我们的宣传文章,常常在报上登,看见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很兴奋,还觉得,自己也可以写文章。

从那以后就开始写,不断地写宣传的文章,也写那些个对社会不满的文章。我们平时说,中国人民头上有两座大山,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特别是年轻人,最感受到就是封建主义,虽然说我的家庭比较开明,我的父母也没有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给订婚,但是别的同学有,有的很痛苦,到学校的时候还很小,一年级,她的父母已经替她订婚了,到学校之后,她又喜欢一个别的同学,男同学喜欢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喜欢一个男同学,又不能够结婚就很痛苦。对这个封建制度啊,不但是恋爱上,不论是从哪方面,都不满意,因此,就写出许多对这种社会不满的文章。我自己呢,可以说是幸福的,因为我家庭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不幸福的,什么缘故?因为对那些不满的人,我的同情心比较小或是少,因为没有他们的直接经验,于是乎,我写文章的路数就跑到一个逆向去了。就想到自己心里头的事情,就喜欢那些个资产阶级的作家,像印度的泰戈尔啦,什么托尔斯泰啦,我就喜欢那些个。

这应该说是很要紧的事情,什么缘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民还在这两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而我自己又把这两座大山忘掉了,仿佛这五四运动一过去,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了。实际不是那样的!因此从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以前这段,写的东西比较少。刚才有位同学念我“母爱”那段,母爱是好的,母爱是真的,没有一个母亲不爱她自己的孩子,但是,更要紧的,我发现母爱是有积极性的,人性是有积极性的。我举一个很浅的例子,那时我还在日本,四十年代末,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很喜欢一个农村的妇女,他说她在哪一方面都好,就是没有母爱。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她生下一个孩子来,就偷偷地就把他丢到外头去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不知道对我有多大的启发,我就想到,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妇女肯把自己的孩子丢在外面?就是说,因为阶级不一样,就是说,她自己在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她没有法子爱她的孩子。这个人所讲的话对于我,是星星之火,我就想到,我这一辈子,比方说,半辈子吧,我宣传母爱,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母亲呢?中国的战争年代,有多少的人不能够做母亲,有多少的人把孩子扔掉,更有多少的革命的同志们,为了全中国的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她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扔在哪儿,她自己还往前走,哪一个母亲肯这样做啊?所以说,这个母爱啊,是有个阶级性的。她要权衡,权衡哪一边轻,哪一边重。有的是经济压迫,这孩子搁在我家里也不能活,还不如送给别人。有的革命同志们,他觉得因为这个孩子,我不能往前走的话,对全中国人民的将来关系太大了,她就把孩子在过路的时候,搁在了别人的家里头。后来,等到革命成功再回来找,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到现在,我们有好多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孩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啊,有人性,但是人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他的感情不一样,就是说,我走了三十多年这么漫长的路啊,才看到这一点呀。这个路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

今天来这里,就是为告诉大家,一定要晓得有这个路,这说明了为什么我在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比较少了。因为我没有感情,我的感情没有地方寄托,我有很多的感情,我不知道应该挂在哪个钩上,等到你的感情挂在一个钩上以后,就有材料写了。有的人说,有的东西跟阶级没有关系的。我现在看来看去啊,没有一个东西是跟阶级没有关系的,我们说,风花雪月,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写文章,写风花雪月,比如刚才我来的时候,月亮就很亮。就说写这种东西跟阶级没有关系?中国的历史上说齐景公,齐国有位国公,一年齐国下雪下了三天,孔子就进去去看他,齐国的齐景公说:“真奇怪,下了这三天雪,天也不冷。”孔子就说是啊:“下这个三天雪啊,外面人民有冻死的,有饿死的,你是住在深宫里头啊,所以你不知道。”对于雪,有钱的人一看下雪就高兴,就生一个炉子,暖点酒请朋友来赏雪,这雪多好看呐!穷人呢?就怕下雪了,是吧?一下雪,他就冷了,就冻了,一看到雪,哎呀,这雪要是能变成白面,那该多好!要变成棉花,那该多好啊!有钱人就不这么想。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是1946年,恐怕同学们还比较小吧,你们看的没有我看的多。我从羽田飞机场出来的时候,看不见一个日本人,完全是美军,我从横滨坐汽车到东京的时候,两边的路上没有房子,只看见有一座烧过的房子,那还是一个仓库,用钢筋水泥造出来的仓库。木头的部分都烧掉了,钢筋的窗还在,窗户的门开着,就像人的两个眼睛,瞪着看着人一样,我心里非常地难过。在战争的时期,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日本军队中的军官,所以你看有许多中国小说里头都说“日本鬼子”,“鬼子,鬼子”,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我到了日本以后才晓得日本人民所受的苦,不在我们以下。我是十一月到日本的,十二月年底,朋友说到银座去走走吧,看看有什么新年的景象?没有!银座连一点灯光都没有,只有警察,拿着灯笼,穿着那木屐,在街上跑,我觉得非常地惨!有个日本的朋友就给我念杜甫,“国破山河在”,这个国家呀,破裂了,山河还在;“城春草木深”,这个城市呀,春天快到了,可草木长得很乱,没有修剪;“感时花溅泪”,感慨这个时世呀,连花都会掉眼泪;“恨别鸟惊心”,他恨这个离别,连鸟都惊心。这个东西就是风花雪月,你能够说没有主观的想念吗?有的,可那个时候,在这里的美国人,他会有这种思想?他不会的呀,他不会觉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在这儿快活得很呢。中国人民要不经过一段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历史,也不会了解到日本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是什么个样子。

这也跟我们今天学中国话有关系。我觉得,今天到这儿来,讲的话,至少对大家可以起点作用,一是拿我做一个“反面教员”,不要走那条漫长的弯曲的道路,从现在就想到人是有灵性的,就是刚才仓石先生讲,谁都有积极性,无论看什么东西,甚至于文学上的风花雪月都有积极性;第二就是说,中国跟日本要永远友好,永远携手,一个东亚的和平,是全世界和平的一个保障。但要与我这个人来携手的话,我就没法子携,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现在学,舌头也硬了,人也老了。但是,诸位青年人就是我们的接班人。接班人?呵,这是一句很新的话,什么叫接班人?比方说吧,一个工厂,分三班,早晨八点到十二点,十二点到四点等等。那么我们从八点做起,做到下午四点,该下班了。这个班交给谁?就是交给大家,您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一定要交给可靠的接班人,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接班人,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把中国话学好,会说中国话,能够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中国的人民。在北京大学,在中国,有许多人说日本话,恐怕大家是想不到的,就可惜他们所学的那日文的程度,没有像你们说中文的程度那样好。刚才那位同学说她才念了一年零八个月,我想叫北京大学的一年零八个月的学生来说日文的话,恐怕不能与他相比。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得好不好,但是看大家说那么流利呀,我觉得仓石先生是个中日文化交流一个大功臣。无论是语言,是文学,还是哪一学科,只为一个目的服务,就是为中日两国的团结、友好,为世界和平服务,有了这个感情,学生们就学得快活。

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不过我刚才听了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仓石先生说,将来这个学校还要扩大,是不是啊?明年四月要成立一个日中学院,多好呀!我们就在中国听你们的消息,我刚才也跟仓石先生说了,日中学院无论是需要什么东西,中国的课本哪,还是什么东西,尽管写信给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在我们来日本以前,中国成立一个最大的协会,就是中日友好协会,有一千多的日本朋友在成立的现场。平时街上都是日本人,在我们今年国庆的国宴上,头一首歌奏的是中国的国歌,第二首歌就是《东京北京》,还有一首是印度尼西亚很好听的歌,叫《星星索》。现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确感到,我们是共存共荣的,所以我对同学们有很深的希望,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下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能不下班就绝不下班,我下班也要到有可靠接班人的时候,这时,我下班了也会感觉非常地高兴。

现在留下半个钟头,诸位有什么问题就问,用日本话问也可以,仓石先生翻译,好不好?

问:《冬儿姑娘》里头那个主人公有实际人物吗?这样泼辣的姑娘,中国有几个?

冰心:《冬儿姑娘》是个真人,虽然我没看见过她,那段话是她母亲和我讲的话。抗战以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就再没看见她你问有没有像冬儿姑娘这样泼辣的中国姑娘?请你到中国去看一看,现在中国的女孩子,差不多性格都是比较泼辣的吧!就是说,比从前的那些女孩子,约束少了一些。

现在课本里头,就是我的那些旧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