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得重庆文艺界朋友的信，嘱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廿五周年纪念册撰文，我觉得很荣幸。
这“廿五周年”字样，把我倏忽的唤回到“五四”一段的光阴，那时真是热闹的很！大家对于文艺，都是万分兴奋，万分努力，天天争着读别人的创作，自己也在不断的在创作，一点事实，一些发感，都会把它放大到千百倍，写到很幼稚的文字里去。那时青年人编辑的季刊、月刊、周刊，真是风起云涌，比较精彩的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周刊》。在这许多作者中，我就注意到郭先生的文字，作品是作家自己人格的反映，我觉得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郭先生，是一位热情、敏觉、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人。
有一次在我们的英文班里，每人要写一篇书评，我选定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参看了郭先生的汉译，又参看了一本英译——译者名字忘记了——我觉得郭先生的译笔实在比那位英国译者，高出万倍。理由是译者必须与作者有同情，有同样的深思、热情和敏感，郭先生恰具有歌德的这些条件，他才能融会移译了歌德的文章。
抗战以后，我在北平听见了郭先生弃家回国的消息，听说他直接加入了抗战中的文化工作。直至去年冬月，在二十年的“久仰”之后，才在重庆会见了郭先生，看他精神还是那样的好，真是为文艺界欣幸！
五四以来的作者，大都风流云散，夭逝的夭逝，改行的改行，真正忠于文艺的数不到几个了！在这抗战的大时代中，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似乎不应该尽让那些年轻的作者，独占这千载难逢的创造机会。最近文艺界中，变节的如周作人先生，病逝的如许地山先生，都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我自己这几年来困于疾病，愈歇愈懒，简直丧失了创作的勇气，看见人家那样精神，那样努力，总是有说不出来的羡慕和惭愧。
我希望硕果仅存的郭先生，能够保持着他的健康勇往的精神，继续的奋斗创作下去，至少还要再有廿五个周年。这是我们文艺界的收获，民族、国家的收获，对于郭先生个人，倒在其次。
卅年十一月十一日，歌乐山。
（原载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第5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