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中美人权斗争的诸多原因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中美人权斗争最根本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权实践上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不是任意的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它要克服的是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保留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后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变成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妨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必然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取代。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正是依据这一规律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天然仇敌。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对于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制度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度。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当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就建立了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种社会制度在人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从经济制度方面看。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处于人权体系首要地位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宪法明文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自由都是服从私有财产制度一般条件的资本与人身结合的自由，如人身自由、投资自由、贸易自由等。在资产阶级看来，如果侵犯了这些自由，那就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些自由实质上就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奴役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受剥削和奴役的自由。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制度，使人们在事实上实现平等。而消灭私有制是消灭人奴役人的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允许有个人资本与人身结合的剥削自由，从根本上消灭一部分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利，从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实现人们在经济上的平等。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中，不允许有个人投资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就是为了不使人有剥削的自由，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力使人们固定在一个单位中，就不需要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而这些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攻击的问题。当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多种经济成份，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在改革的过程中正在不断改变某些传统的做法。在经济自由方面，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做法越来越接近。也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举措大加赞扬，他们极力鼓励并不断施加压力，以使中国的经济改革沿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会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只要中国不实行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会停止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政治制度方面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众多的资本家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愿望和要求，使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平等的管理国家的机会，也使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制约，就需要实行分权制、多党制、竞选制，就需要有在野的人反对在朝的人的权利以及各种自由，以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虽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激烈争夺政治权力，但他们在对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有产者的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陷阱和骗局。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是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人对人的压迫，从而实现了人们在政治上的平等。由于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就不存在在朝和在野的问题，就不需要搞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民主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为了维护全体劳动者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允许个人有监督和批评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人的权利，但不允许进行有组织的反政府的活动。社会主义民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资本主义民主大不相同。而这些不同正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有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道德思想以及宗教、艺术等。资产阶级为什么崇尚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呢？因为分属于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要有维护本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形式，还要有自由表达本利益集团的愿望和要求的形式和渠道。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资本家虽然经常互相指责和漫骂，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但在对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都是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奴役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需要有反映这种一致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来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一致利益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指南。社会主义国家提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绝不允许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个人信仰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美之间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们普遍平等的人权得以实现。恩格斯就说过，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列宁也说过，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批判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而美国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首要代表；共产主义是对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最大威胁；共产主义与个人信仰自由、党派自由竞争、真正的政治选择以及国家同社会之间应有所区别的社会格格不入；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人财产，从而也就消灭了个性自由，消灭了个人的发展自由；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从而消灭了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本主义民主，从而侵犯了个人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一句话，社会主义是“违反”人性的，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世界的中心矛盾是共产主义世界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矛盾。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所赢得的任何影响就是美国及其盟国失去的影响。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所取得的任何胜利就是美国及其盟国遭到的失败。西方的任务就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扩张”。如果美国不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那么，共产主义就会席卷全球。美国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必然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必然发生矛盾和斗争。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源远流长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的人权观与资本主义的人权观是根本不同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没有借口人权问题来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从国际人权斗争的历史来看，总是资产阶级首先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反击。这种斗争源远流长。
当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诅咒它，攻击它。他们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人财产，也就是消灭个性、消灭独立性、消灭自由，侵犯了人们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批判说，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如果不消灭这种个性，资产阶级就会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他人的劳动。而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①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个概念，但它所涉及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权问题。
按照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理论，人民群众有革命的权利，有推翻政府的权利，但是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来都是残酷镇压，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每当无产阶级行使革命权，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资产阶级就毫不犹豫地用“步兵、骑兵、炮兵”来代替“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后，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叫嚷“手持法律进入巴黎”，毫不犹豫地将它掩埋在血泊之中。当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俄国苏维埃政权出现以后，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消灭它。按照当时西方一位要人的说法，就是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同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企图一举消灭苏维埃政权。当1918 年11 月德国革命后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残酷进行镇压，并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欧根·列维纳。很明显，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中所谓的人民群众有反抗压迫的权利，有推翻政府的权利，实际上仅仅限于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利，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他们对待无产阶级从来都不手软，从来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奢谈的人民群众有反对政府、推翻政府的权利，绝对不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有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权利，而是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推翻合法政府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动乱，以从中渔利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本性使然。
对于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在进行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的同时，还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是“专政家”，实行“暴政”，无视“民权”，“消灭民主”。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苏维埃政权审判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上向俄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将俄国政府称为“专制政府”，要求“专制政府”在审讯社会革命党人时必须保证对他们不判死刑，并允许3 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代表列席，苏维埃政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必须在社会主义国际监督之下进行”。这可以说是国际上最早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事例。当时由于布哈林等人的妥协，苏维埃政府竟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以致列宁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后来，西欧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先后执掌国家政权，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的态度，不断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根深蒂固
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更加仇视共产主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上个世纪20 年代初，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失败后，美国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经济上封锁和外交上孤立的方针。当苏维埃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建议谈判建立贸易关系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休斯于1921 年3 月25 日发出照会直言不讳地声称，在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合众国政府……不能认为讨论贸易关系问题的适当基础已经具备”。① 也就是说，美国把俄国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看成是实现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主要障碍，企图以贸易问题迫使俄国改变社会制度。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一有机会就直接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内部事务。1921年，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提供了大约2.5 万吨粮食。这些粮食虽然缓和了俄国部分饥民的状况，但美国救济总署的真实意图是要同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建立关系，为更有效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创造条件。20 年代中期，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外交上先后承认了苏维埃俄国，而美国拒不承认。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拒绝一切关于苏美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与此同时，美国还限制同苏联发展贸易，理由是苏联的劳动产品都是“强制劳动”的产物。在胡佛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还掀起过反对苏联“强制劳动”和“苏联倾销政策”的浪潮。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时，为了摆脱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对付德国和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才改变对苏联实行不承认主义的政策，于1933 年11 月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国支持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当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就诬蔑中国工农红军是“劫掠成性和不负责任的武装力量”。1930 年7 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占长沙时，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军舰参与炮轰长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威信大大提高，东欧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开展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中国国民党的冲突逐渐加剧，内战已不可避免。这时，美国政府本能地站在国民党一边，企图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十分惊慌，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自己在中国的失败，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美国长时间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视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并阻挠一些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披露了美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情况。他说：“1949 年革命之后，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即哪一个政府———台北的中华民国还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中国代表。起初，大多数国家反对接纳北京。但由于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退而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的地位。从1961 年起，我们和一些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决议案，把任何要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作为一项‘重要问题’，要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只要我们能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票，我们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三分之一加一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① 可见，美国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费尽了心机。
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美国不仅自己，而且联合盟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1951 年5 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除此之外，美国还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禁止向中国出口一切军事物资和装备以及重要的工业、交通、通信物资和设备。
在军事上对我进行威胁。他们一方面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一方面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此外，他们还极力拼凑旨在反对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的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形成对中国的半月形包围。
美国企图通过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将新中国扼杀掉。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挑衅，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中朝军队并肩战斗，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我领土台湾的侵略，表明了我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不仅没有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下垮掉，反而越来越强大，成为国际上一支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
美国为什么这样拼命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美国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极权”的社会制度。认为这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违反人性、践踏人权的，它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而且也给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给本国人民以民主、自由、人权，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1947 年3 月12 日，杜鲁门在一次讲话中就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攻击，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他说：“第一种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引者注）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引者注）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纵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① 乔治·凯南也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生的对抗性关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他们懂得“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推翻国外的政治力量最终是他们的责任”②。杜勒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曾表示：“只要苏联共产主义还统治着世界13 的地方，并且至少还企图将自己的政权不断强加给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可靠或幸福的和平。”③《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也污蔑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罪恶的谎言，它在平等主义的幌子下剥夺了人们的财富。仅从概念上讲，它也侵犯了基本人权。”“人权具有一种实际上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稳定的民主国家较之独裁国家更有可能以负责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行事。”④ 美国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那些非民主国家。因为一个“独裁”或“极权”的社会是有一定的内部的紧张和压力存在的，他们能引起挫折和失败，其缓解的办法只能是采取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外交政策。共产主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共产党国家必然奉行反美的政策，这种政策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价值观念和国家安全。不仅共产党国家如此，就是与共产党国家有着某些联系的国家也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共产党国家或与共产党国家关系较好的国家千方百计进行颠覆和侵略，而对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政权哪怕是独裁政权也极力维护。
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要求越南在1956 年举行一次大选，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但是美国和他支持的吴庭艳政权不赞成选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清楚，不仅越南北方1500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投票支持领导过反法斗争的民族英雄、越南劳动党的领袖胡志明，而且越南南方的1200 万人中的绝大多数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样一来，越南就将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重新统一起来。美国不愿看到这种结局的出现，极力支持南越伪政权，阻挠统一，后来还悍然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自我标榜的“尊重民意”、“选举自由”的虚伪性。
———1959 年，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府。这是古巴人民的自主选择。由于古巴的社会主义倾向，美国极端仇视古巴革命，不仅于1961 年1 月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而且于同年4 月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组织军队在古巴猪湾登陆，企图颠覆古巴的革命政权，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美国又几次策划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至今都没有解除对古巴的制裁。
———1960 年，刚果刚刚获得独立，民族运动党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当了新总理。新独立的刚果得到了苏联的外交支持。为了消除苏联在刚果的影响，防止共产党在非洲心脏地区的“渗透”，美国支持刚果军队司令官蒙博托上校推翻了卢蒙巴政府并杀害了卢蒙巴。结果导致蒙博托三十来年的独裁统治。
———1961 年，残酷统治多米尼加达31 年之久的拉斐尔·特鲁希略被推翻了，一位名叫胡安·博希的民主人士当选为总统。七个月后，博希政府被右翼军人推翻。1965 年4 月，亲希博的势力发起了反对右翼军人政府的运动。但在华盛顿看来，这场革命的领导越来越倾向于共产主义。共产党人被认为在这场反军人集团的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尽管当时的革命者声明，他们的革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想恢复立宪政体。但美国担心多米尼加会成为第二个古巴，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还是下令美国进行干涉，派军队在多米尼加登陆，以维护右翼军人集团的统治。约翰逊说：“革命当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但是当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时，就变成了本半球的事。”① 他还说，美洲国家不能，一定不能，并且绝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个鼓吹选举自由的国家，竟然支持右翼军人集团推翻立宪政府而压制为民主而斗争的人们，充分说明美国所鼓吹的“民主”、“人权”的虚伪性。他们捍卫人权是假，遏制共产主义、维护自己的利益是真。
———70 年代初，智利的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当选总统。尽管阿连德总统是通过宪法程序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但美国感到非常不安。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把美国人的这种不安心情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不管怎么样，阿连德的当选确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一种挑战。要我们甘心同意在西半球存在第二个共产党国家，那是不容易的。我们确信，这个共产党国家很快就会煽动别的国家采取反美政策，把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当做攻击对象，跟古巴志同道合，而且早晚会和苏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阿连德政府的出现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利益，这已经是大家都懂得的常识了。”② 因此，美国政府积极参与策划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权。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对智利进行军事干涉，但全力支持智利军人发动政变，结果导致皮诺切特军人集团长达17 年的独裁统治。这又一次暴露了美国所鼓吹的选举自由的虚伪性。只要美国认为这种选举的结果对美国不利，美国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它。
———70 年代，伊朗国王巴列维镇压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驱逐伊朗民主革命领袖霍梅尼。美国不仅没有谴责巴列维国王践踏人权的行径，而且还极力支持巴列维。为什么呢？因为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不仅向西方和以色列供应石油，而且还帮助美国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局势，是一支遏制苏联向这一地区扩张的重要力量。伊朗革命后，美国一直敌视伊朗的革命政权，并把伊朗列为无赖国家之一。
还有，美国支持南朝鲜军事独裁政权，支持尼加拉瓜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搞的是双重标准。对亲美政权，尽管人权记录很糟也给予援助。而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或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则采取强制政策。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美国并不是维护什么人权、自由和民主，而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不择手段的。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为了对付共产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去支持几乎所有的‘反共’政权。因此美国就同那些丧失民心苟延残喘的旧政权站在一起。……总是试图通过支持那些根本代表不了人民愿望的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来维护自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麦考尔也说：“美国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军政府，而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改革派政府。”①
美国认为，保守的独裁主义比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要好。独裁政府虽然压制批评和反对其政治统治的意见，但在宗教、家庭、文化和经济领域中人们有相当的个人自由；而极权主义完全控制个人生活，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其他一切方面，包括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属于个人的私事。如果说独裁主义不太重视人权的话，那么极权主义可以说对人权根本不予重视。① 一句话，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构成严重的威胁，遏制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四、中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美国深感失望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自身体制的问题，普遍开展了改革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以人权为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并举，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当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改革举措与西方的某些做法类似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就是逐步实现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其前途必定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1996 年11 月美国人大会有一篇文章说：“在毛泽东之后时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更充分的民主化，甚至要求采用美国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做法。于是，许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尤其是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相比，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他们愿意同中国政府一道努力，促进进一步的变化。”②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平息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事表明，中国并不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取向的改革，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改革。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深感失望。《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反映了美国人的这种失望心情。该书作者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正在相当自然地演变着，而且———这是20 世纪末期政治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在背离共产主义，朝着市场经济和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的方向演变。那个时期，西方对中国的乐观态度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整个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那个国家受到的控制是如此之严，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同任何中国人有任何私下交往。而今它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美国专家兴高采烈是可以理解的。同美国交往的扩大，包括贸易、旅游、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两国之间的通婚，正在发挥它在理论上应当发挥的作用———使中国本身更加开放和民主。而且，由于在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可喜的变化，于是便很容易看到两者之间的一种巧合关系。人们认为，和平演变正在进行，这种演变既是中国人的天才和意愿造成的，也是美国的榜样激发的。1989 年6 月4 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使形势急转直下。”① 美国人编写的《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一书也说：“自1989 年6月4 日，中国政府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以来，中国的人权问题对美国人的影响和重要性就已增加了。中国政府对成千上万游行学生的残酷镇压，以及在电视和印刷品中报道被逮捕的示威学生的情况，使许多美国人的那种认为中国正在迅速而不流血地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政体的不切实际的希望破灭了。当美国人看到1989 年和1990 年民主化浪潮冲击着东欧甚至苏联时，这种失望又加深了。许多人开始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在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进一步开放和自由事业的举措之后，仍不能或不愿意采取那种在世界其他地区显示出的用激进方式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行动。”① 在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罪恶”，用激进的方式推翻“践踏人权”的共产党政权，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可思议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被推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绝对不会甘心的。
为什么在1989 年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人权攻击的矛头指向苏联，而在1989 年以后，他们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呢？原因很简单，美国认为，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改变，即从“极权主义”社会变为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中国则不然，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1989 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很自然地把在人权问题上攻击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了。
美国认为，“由于中国缺乏民主制度，因此一旦其经济与军事实力增强，中国很可能在国际上以咄咄逼人或不合作的方式行事”②。中国这个世界上仍然由共产党统治的大国必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构成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的挑战。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超级大国。”③ 这个超级大国必然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
二是军事上的挑战。美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必然要大力加强军事装备和军队建设，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会大大提高。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至少是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
三是价值观念上的挑战。美国曾经认为，共产主义是20 世纪的一大遗产，它将在20 世纪产生，也将在20 世纪消失。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妄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然而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使美国的梦想破灭。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价值观念的一个沉重打击。
由于上述原因，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流行开来。1996 年11 月，在美国人大会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已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活力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日益增强的政治影响和潜在的巨大军事规模，已是世界在下世纪必须面对的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①《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②2000 年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华盛顿说：“一种现实的感觉提醒我们，要为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指中国———引者注）可能成为威胁作准备。”③ 还有一些人甚至拿中国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就必然要对外扩张。这些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没有扩张的传统，中国从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相反，近代却饱受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宰割。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此，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能力去威胁任何人，也没有必要去威胁任何人。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谋求霸权。美国鼓吹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面对着中国的所谓“威胁”，美国国内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遏制中国。也就是从经济上军事上限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永远处于劣势。1995 年7 月31 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毫不隐讳地说：“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充满威胁的中国所采取的任何理性政策，都会准确无误地包括两个部分：一、当它为扩展其势力范围而不懈努力时，遏制它；二、颠覆其伪马克思主义的而又仍然是残酷的独裁统治。”一种主张接触中国。也就是通过接触影响中国，融化中国，使中国的发展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还有一种主张通过外交与威慑来促使中国发生变化。
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仅会造成中美之间的公开对抗，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不大，对美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接触政策还能在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对中国施加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促使中国的变化。外交与威慑也有一定的作用。经过权衡，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接触中国、影响中国的政策。1991 年6 月，布什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要影响中国，就不能孤立中国。”1994 年5 月，克林顿撰文指出，孤立中国不可能改善人权状况。他说：“我们将增加接触、增加贸易、增加国际合作并增加在人权问题上的广泛和经常的对话。我们必须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范围更广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是亚太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外促进更为开放的社会———促进民主、人权和朝着市场经济的变革的———目标渗透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思想和安全之中。我在中国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是符合美中两国的长期利益的。我相信，事实将证明，这些行动是推动人权事业的最好办法。”①2000 年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说，保护美国利益和推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最佳办法，就是“继续奉行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进行有原则和有目的的接触这样一种政策”②。
接触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制裁、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就没有斗争。恰恰相反，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更直接、更明显、更尖锐了。美国的接触政策就包含着利用人权促使中国发生变化。克林顿说：“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我们将参与其他方面———在联合国和别的地方的———努力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将保持适当制裁的压力，以便同继续侵犯人权的情况作斗争。我们将延长美国由于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所实行的制裁。”③
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他们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根本对立的，不管中国在人权事业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只要中国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就永远是一个“极权国家”，就永远没有人权可言；只要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就必然实行独裁统治，必然是一个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你，给你戴上“民主斗士”、“人权卫士”的桂冠，而且还会资助你。如果你违背国家的法律搞动乱，搞分裂国家的活动，那就更好了，他们不仅资助你，而且还会授予你种种荣誉，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比如他们就授予方励之“肯尼迪人权奖”，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即使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样主张同中国接触并发展关系的美国人也说：“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①
总之，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中美两国人权斗争最根本的原因只要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那么，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然是如此。如果一方愿意接受另一方的社会制度，那么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不存在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但中美两国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美国认为，美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日裔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就指出，人类很早就设想过完美的社会，黑格尔设想过“自由国家”，马克思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但历史证明，只有西方的民主社会才是最完美的社会，“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② 中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 年10 月22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民十分珍惜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取得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十分珍惜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而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切，中国才能持续发展，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①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两国都会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将会是长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今后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主要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来。美国借人权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改变，中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斗争的长期性。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分歧应该通过加强交流与对话来解决，任何搞对抗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希望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