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对人权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人们对人权要求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因此对人权的看法和要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人权问题上产生摩擦和斗争。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1894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就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从那时起，美国就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美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近50年来，又以科学技术和高效率管理的优势，迈向农业现代化的更高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却生产了世界全部食物的约20%。农业商品化程度很高，产品几乎全部投入市场，其中13 以上供出口。随着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目前仅占2%。
美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战后，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工、原子能、宇航等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美国的交通运输业高度发展，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航空运输以及管道运输都很发达，实现了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运量和设备数量除商船队外，都占世界首位。
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排在世界的前列。根据世界银行1999 年9 月15 日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1998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783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 万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美国前面的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均为小国）。现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 万多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 强。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很高。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5%。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美国，四口之家年收入不足1 。96 万美元的被划到贫困线以下。目前美国在贫困线以下的约有4000 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 6.由于美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美国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给予基本的生活救济。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生存权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
中国近代的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50 多年特别是近20 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根据世界银行1999 年9 月15 日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1998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55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6 倍。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约800 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 40.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简直无法同美国相比。直到1999 年9 月，全国各地按照生活必需品费用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和公布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在70~250 元之间。中国还有4000 多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若按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仍有1.2 亿贫困人口。也就是说，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不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
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总是大相径庭。中国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世界后列，继续解决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使人民群众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不能不说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因此，中国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优先的位置。而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在美国，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可以说早已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不均的问题。因此，现时的美国谈的是后工业社会的人权问题，根本不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看做是基本的人权。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在国际人权活动中，总是按照后工业社会的人权标准来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总是指责中国用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来掩盖对人权的“侵犯”。他们攻击中国只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民主建设，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限制公民的政治自由。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国的个人自由以及民主选举等，只要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大的举措，他们就进行攻击。他们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极力支持中国出现的反政府活动。美国有人主张，“美国政府必须在中国政府违反国际公认的保护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准则时坚定地站出来说话。”①
二、文化水平的差异
教育科学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公民享有权利的关系极大。一般说来，国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受到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制约。当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后，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人民群众要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列宁曾说过，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有文化。只有当人民群众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管理权等，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就国民受教育的程度而言，中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据统计，美国的识字率达到了97%以上，而中国还有近1 亿的文盲和半文盲。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说都远远超过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必然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中国的民主建设才能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幻想在一夜之间就把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是不现实的，同样，幻想在一夜之间就使中国实现很高的民主化程度也是不现实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随着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正如邓小平在1987 年4 月16 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所指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实行普遍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① 的确如此。中国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逐步推进民主建设，而美国看不到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这就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世界上有些国家按照美国所开的民主药方进行政治改革，结果搞得一团糟。中国不能走这些国家的老路。
三、人口状况的差异
中美两国的人口状况也很不相同。美国的国土面积同中国差不多，但可耕地面积比中国大得多，是中国的两倍多。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存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美国建国200 年中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一是出生率高，二是移民多。美国建国后200 年从欧洲和世界各地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近5000 万。由于美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主要是人口不足特别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美国不需要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在对外交往中，他们总是强调移民自由，希望其他国家能向美国输出劳动力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对那些限制移民自由的国家总是怀有恶感。而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约占美国的1 10（美国人均耕地12 。16 亩，中国只有1.3 亩），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加上中国的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中国人民基本生存问题———吃饭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每年都有许多人饿死。据统计，1946 年，全国各地饿死1000 万人。1947 年全国饥民达1 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某些西方人士曾经预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上解决了近13 亿人的温饱问题。中国以只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中国人口的压力和人均资源的相对贫乏还制约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两国在这方面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人权斗争中。比如，美国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坚决反对，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攻击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四、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
中美两国地区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经过二百多年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解决。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普遍都很落后，而汉族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先进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不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然要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仅仅靠少数民族的同胞是不够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面积大，人口少，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这就需要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样，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必然的。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而某些美国人把中国汉族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行为看成是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如果他们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是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
总之，由于两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因此两国在谈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总是南辕北辙。美国一味强调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指责中国不搞政治改革，不搞自由选举，不给反政府活动的人士以自由，对动乱采取“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政策，认为这就是践踏人权。中国则认为，人权首要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在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上，才能实现比较充分的政治自由。如果脱离经济文化发展条件片面地追求政治自由，只能造成社会的混乱局面。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随着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脱离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片面追求所谓形式上的民主，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最终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享受人权的水平。就连美国这个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民主典范的国家也直到1971 年———美国建国近200 年之后———才在法律上实现了普选权。可见，美国的民主（我们姑且不谈它的内容，而只是就形式而言）也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发展是头等大事，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的关键都要靠发展。而发展又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3 亿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社会的进步，民主、自由、人权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中国，要千方百计地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一切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言论和行动都要进行批判和制止。我们不能允许政治反对派别的存在，不能允许组织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不能允许西方不受限制地对中国进行广播，不能允许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同中国的反政府人士勾结，不能允许自由化分子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对于一切反政府的活动都要制止。这样做，并不是侵犯人权，恰恰相反，这是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政府对于有人制造破坏社会稳定的动乱还会采取强力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1989年12 月1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这次（指1989 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引者注）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① 不这样做，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受到威胁，其他人权也就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