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粮价暴涨，国内粮价上涨势头近期也有加速的趋势。对于国人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平均占33%以上的国家而言，粮价上涨给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影响更大。2008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粮价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小，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比重较低，反映在CPI上就是高粮价并没有对CPI造成多大压力。比如，美国第一季度CPI为4.1%、加拿大为2%左右、欧元区国家为3.5%，均远小于中国的8%。因此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相对能够容忍较高的食品价格，而对于中国来说，粮价的上涨则给CPI构成了直接压力，这也是政府高度重视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国际粮价上涨有着实实在在的短缺因素，也就是说粮食储备不多了，供给出现了困难。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4月9日最新发布的数据，2007/2008年度的世界小麦库消比为18%，除掉中国，国际小麦的库消比更低，为14%。也就是说，除掉中国之外的国际小麦库存仅够维持50天的消费，库消比达到了历史低点。2007/2008年度的世界大米库消比也为18%，除掉中国因素，国际大米的库消比下降更厉害，为13%，库存仅够维持47天的消费。这也是近期大米危机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在全球有近一半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的情况下，脆弱的大米库存足以导致一场粮食危机。
如果说国际粮价上涨的主导因素在于供给短缺，国内粮价上涨原因显然并不在此，因为相比较于国际市场，中国的粮食供给还是相当充足的。据2008年4月27日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透露，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农户的全部储粮有2.5亿吨，而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估计在5亿吨左右，也就是说，国内粮食库消比高达50%，远远高出国际水平。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国有粮企现有库存可以满足一年多的销售。更早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粮食库存充足，中国不存在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国际上对中国的高粮食库存表示认可，美国农业部2008年4月9日的报告预测中国2007/2008年度的小麦、大米、玉米的库消比分别为39%、30%、20%，虽然低于国内的估计，但是仍然大大高出国际平均水平。
充足的库存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国内粮价的涨幅明显低于国际涨幅。目前国内小麦和玉米的期货价格均同比上涨约16%，大米现货价格同比上涨约20%，而CBOT小麦、玉米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67%，糙米价格则上涨约100%。因此，与国际市场相比，国内粮价的上涨可以说是温和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那就是恩格尔系数较高，对粮价的上涨容忍度较低。粮价上涨容易让人联想起短缺、饥荒，毕竟我们告别象征粮食短缺的粮票年代，不过十余年时间。在许多中老年人的记忆里，饥饿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这部分人加上低收入群体对粮价的上涨格外敏感，粮价的持续上涨不但会直接加重居民的消费支出，同时在理性预期的支配下，也会诱发一定程度的抢购和囤积，加剧粮价上涨的压力。抑制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抑制通胀预期。当通胀预期成为普遍行为，一部分人将预期转化为实际的行为，这时候通胀将会变得不可抑制。正是基于稳定消费者的通胀预期的考虑，政府在各种场合纷纷表示国内库存充裕、供应充足，从而抑制非理性需求。
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如果价格还在继续上涨，那么也还是会诱发消费者的抢购囤积行为。因为这时候的抢购囤积并不直接针对有可能出现的短缺，而是一种理性的通胀规避手段。因为在国内人民币购买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早点兑现购买力总比迟点兑现购买力要好。归结到底，稳定粮价上涨预期，还得稳定粮食价格。
“稳”就是不能大幅波动或上涨，但可以小幅波动，缓慢上涨。因为粮价上涨其实是我们追求多年的目标，粮价上涨有助于解决“卖粮难”问题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政府还是倾向于抑制粮价上涨的，因为粮价的上涨对CPI的上涨形成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政府又不能直接表达“抑制粮价”的愿望，毕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在政府看来，粮价的涨跌与否直接关乎两个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民和广大低收入粮食消费者。单纯在粮价上做文章，必然会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这可能是政府在粮价问题上态度模糊的主要原因。
难道就没有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粮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保证不伤害或者少伤害农民利益的办法吗？笔者认为，只要转变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的。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粮价时，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提法，而没有作一个清晰的区分。粮食价格可分为粮食生产价格和粮食消费价格。粮食生产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农民出售的原粮价格，粮食消费价格就是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的成品粮价格。前者直接关系农民的利益，后者才直接影响普通的粮食消费者。
政府要调控的显然是粮食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那么做到稳定粮价的同时不伤农就演变成抑制消费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保持粮食生产价格的基本稳定。粮食由原粮转化为成品粮，中间需要经过收购、储存、贸易、加工、运输、零售等诸多中间环节，如果能有效减少中间环节的费用，那么在不压低原粮价格即粮食生产价格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粮食消费价格。
那么中间环节费用还有多少泡沫可挤呢？
就中间的运输物流环节而言，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8月《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透露：“目前我国粮食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左右；东北地区的粮食运往南方销区一般需要20天到30天，为发达国家同等运距所需时间的2倍以上。由于运输方式落后，每年损失粮食800万吨。”由于国内铁路运力不足，铁路运输长期以来一直是“卖方市场”，从而催生了“请车费”、“车皮费”之类的不正当的额外费用，加大了粮食运输的成本。可见我国的粮食物流运输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物流成本是粮食消费价格中除粮食生产价格成本之外最主要的成本，如果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那么粮食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就可以明显减轻。目前国内粮食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约20%，如果物流成本能降低一半，那么价格也就仅上涨10%，幅度将会明显小很多。
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中间贸易商往往能获得超额利润。一些贸易商倾向于通过囤积粮食、降低销售进度来赚取粮价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如何打击这种行为？简单的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粮食中间贸易商数量庞大，行政部门也难以监管到位。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抽紧银根，降低流动性，控制信用规模，加速银行贷款回笼。当资金紧张之时，中间商即使想通过囤积延缓销售进度来兑现涨价预期，也会由于缺乏资金面的支持，使行动有所收敛。正如房地产宏观调控一样，当地产价格猛涨，房地产商捂盘惜卖时，抽紧银根，必然会使房地产商面临资金压力，为避免资金链断裂，房地产商只有加快销售进度，尽快回笼资金。而这往往就意味着降价促销，价格回落。
还有大家关注的最低收购价问题，其实也和稳定粮价密切相关，但是运用起来存在一定问题。2008年的最低收购价比去年提高10%，但是众所周知，2008年的粮食生产成本比去年高出远不止10%。如果最低收购价真正反映粮食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那么在2007年的基础上提高10%显然是不够的。
最低收购价其实可以理解为政府所能容忍的最低粮食生产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政府有出手托市的义务，但是高出这个价格，政府的态度就是灵活的，也就是说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干预。举个例子。假设2008年新早稻上市的合理价格是95元/50千克，现在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是77元/50千克。如果下半年早稻真正的市场收购价是95元/50千克，这个价格由于已经比去年高出不少，并且也高出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不少，政府有可能认为这样的价格偏高，从而出手进行调控。假设调控的结果是价格回落到85元/50千克，得到政府认可，毕竟价格还是高出政府所能容忍的最低收购价不少。但是85元/50千克的价格却使农民的利益受损，因为表面看收购价同比是提高了，但是由于成本同比大幅提高，收益反而下降。这种情况下，最低收购价不但未能保护农民利益，反而有可能成为损害农民利益的“指挥棒”。
因此，要使最低收购价真正反映当下的粮食生产成本，还有继续提高的必要。但是这又在客观上加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基于降低通胀的目标，长远来看，切实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粮食价格水平，才是不伤害农民利益的双赢之举。而粮食生产成本则与整体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目前粮食生产成本的高涨是经济体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反映。20世纪90年代初的粮价暴涨，当时国内粮食供求并不紧张，真正的原因是在投资过热和货币发行过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流动性泛滥）的双重作用下，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货币的快速贬值推动了粮价的迅速上涨。此次粮价上涨，货币发行过多也难脱干系。根据央行网站公开的统计数据，2008年3月份的M1存量是150867亿元，一年前同期数据是127881亿元，两年前同期数据是106737亿元，三年前同期数据是94743亿元，四年前同期数据是85816亿元，货币发行增长速度依次为10.4%、12.7%、19.8%、18.0%，目前在经济体中活跃的M1几乎是4年前的2倍，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快于GDP增长速度，出现通胀难以避免。
因此，政府稳定粮价需要更宏观的视角，这样才可以做到在稳定粮价的同时，农民的利益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此部分完成于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