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是中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有人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词改成“世上只有单位好，有单位的孩子像块宝；离开单位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由此可见一斑。
真的如此吗？如果这句话放在20年前，或许还容易找到沟通点，可是如果在今天还信以为真，那就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实际上，失业正是创业的好时机。背水一战，常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黄炳权的创业案例。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是一句俗话。一些单位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把其员工比喻成“同林鸟”的话，在单位濒临倒闭的情况下各奔前程、自主创业也是蛮恰当的。
这些员工长期只能领到勉强糊口的微薄工资，对于这样的员工，失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就好像不死不活的婚姻一样——长痛不如短痛、解脱就是解放。
许多失业人员在失业前忧心忡忡，失业后心情轻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失业不同于退休。失业人员往往地处“人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挣钱养家的负担尤其重，远不如到了退休年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安度晚年。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可是，他们最“爱”钱的时候，钱（工资，哪怕是原本可怜的工资）却不“爱”他们了。
自我创业，这时候就成了他们的重要选择。事实上，不少人就是在这穷困潦倒的时候踏上了老板之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黄炳权和你一样，也是一位失业人员。然而就在失业以后的短短几年中，他从开饭店到用坛坛罐罐泡酒，产值每年都要翻番，最终搞成了年销售逾亿元的规模经营。
由于黄炳权本身是个失业人员，所以他在创办企业招聘人员时特别照顾失业人员。
在目前150多名员工中，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占到2/3，每个科室和各地经销处的头头脑脑全部采用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
黄炳权说，这不是他对失业人员的怜悯，而是这些中年人更稳重、有责任感，懂得并且珍惜机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呢？
与此同时，黄炳权专门聘请的4位副厂长也都是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为什么只聘用人家的副厂长、而不要正厂长呢？实际上这和社会上的某种观念有关。
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正职是“买来的”、而副职是干出来的。虽然这种观念颇有“洪洞县里无好人”之嫌，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朴素的黄炳权深深懂得，办企业关键要有过硬产品。他从开饭店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无论是开饭店还是东园家酒厂，都在保证质量上下了很大功夫。
仓库里摆满了数千口容量达1吨的大缸，里面浸泡着东园酒的原料——数十种动植物，光这些原料的价值就超过了1亿元。
产品质量是靠管理质量来保证的。每天下班前，各个车间班组都要进行生产质量讲评；每个月末，所有员工都要分车间互相评定当月工作，以确定本月的工作业绩。如果连续出现倒数第一，对不起，只能请你另投他处了。
失业创业的经历，使得黄炳权养成了一种稳重的性格，这种不温不火的性格导致他的企业拒绝爆炒，这又反过来避免了企业昙花一现的悲剧。
失业人员创业更加稳扎稳打
企业发展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撑，这一点已没有异议。黄炳权在这方面有不少“怪招。”
国家科委一位领导视察东园酒厂时透露给黄炳权一个信息：有2000万元的科技贷款，三厘三的息。
黄炳权问助理怎样才能办成这件事？助理说：你躲起来半个月，拿出可行性报告，然后坐飞机上10次北京，再上50次南宁，差不多要半年吧！
黄炳权不无感慨地说：半年时间，这2000万我自己恐怕也赚回来了。
一些银行行长不止一次要给黄炳权贷款，这对于有些人来说求之不得，可是黄炳权总是把它拒之门外。
他认为，不贷款就不用逢年过节给行长送礼；对方老婆生病、小孩入学也不关你什么事。
超脱的心情可见一斑。
企业搞大以后，黄炳权的酒厂仍然叫“酒厂”而没有升格为“集团”、“总公司”之类。他认为，这样做好处是，在和客户交易时，即使讨价还价也不会被讥笑为“这么大的一个集团还斤斤计较。”
股份制改造现在非常流行，可是黄炳权并不动心，多次借故推托领导劝他兼并县里别的酒厂的美意。
有个房地产商提出用1个亿购买他的2成股份，他并没有答应，只是答应对方做他的代理商。
一个韩国大老板来厂里考察后提出要斥巨资参股，黄炳权婉言谢绝：“我自己的钱够用了。”
所有这些，似乎与企业家的开拓精神显得有些不相吻合。这位韩国老板对黄炳权推却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感到不解。不理解就让他不理解去吧，在黄柄权看来，办企业首先得讲一个“稳”字，不然会跌大跟头。
看看，失业人员创办企业就是有些与众不同，他们不喜欢张扬，只想踏踏实实地埋头做事。
黄炳权能够做到的，实际上你也同样能够做到——选择一个投资不多、风险不大的行业，稳步推进，走向成功。
这时候你会感到，原来失业后的天空并不一定是灰蒙蒙的，同样可以春光明媚、晴空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