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返国的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见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通报大陆之行情况，基辛格作陪。沈剑虹说他次日就要返回台北，问尼克松有什么口信要带给蒋介石。
尼克松说：“请代我向贵国蒋总统及夫人致我个人最热诚的敬意，敬祝他们政躬康泰。贵我两国之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请转告贵国政府，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
沈剑虹问尼克松：“除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我国政府报告的事情之外，你是否还有其他有关此次北平之行的状况，需要我向我国总统当面报告？”
“对于格林未获蒋公接见，我深感遗憾。你们可能认为格林既未参与尼、毛及尼、周会谈，因而不能转达这两项高阶层会谈的内容。事实上，格林很清楚一切会谈的细节。”
尼克松轻描淡写地说，他和中共并无任何秘密交易；他不是那种背着他国而去谈判他国命运的人。
在会谈中一直面对尼克松静坐一旁的基辛格，这时也讲话了。他说：“美国政府希望给中华民国时间。在三五年内，毛周两人很可能都已去世，整个大陆可能陷入动乱之中。同时，中华民国将在良好的建议下，采取稳健的路线，不要做出摇动船只的事。”
沈剑虹问尼克松：“周恩来是否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没有。我们在会晤中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在20分钟的谈话中，尼克松一直神态自若，音调平稳，一度还将右脚跷在桌子上。他露齿而笑，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沈剑虹返回台北述职。
本来已难以视事的蒋介石几乎被击垮了。他还是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嘱咐沈剑虹坐下。蒋介石神情严肃，历经磨炼，能熟练地在访客及僚属面前不露心事。他手里拿着一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问沈剑虹看过没有。沈答看过，蒋又问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听完，蒋介石神色凝重：“今后，我们必须比从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1972年5月20日，是台湾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那时，蒋介石的体力已经十分虚弱。可是，这样的场合，他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挣扎着出来，向世人证明他还“健在”。为了不让他身体欠安的事实外泄，官邸就在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蒋介石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蒋介石及宋美龄站立位置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介石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这样可以预防蒋介石体力不支时支撑一下，也可以防止跌倒。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面安放了氧气桶，以便急用。
蒋介石就这样瞒天过海地就了职。
一个月之后，医官为蒋介石全面检查了一次身体，结果令医官们大为紧张。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很快可能出事。
可是在那段“共产党和美国佬打得火热”的日子里，蒋介石是静不下来的。而且宋美龄出于政治目的，对医生大为光火，对蒋介石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从此，没有人敢说蒋介石身体“不行了”。而且任何有关蒋介石的病情，都需经过宋美龄的允许，才可以对蒋介石讲。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外伸，缺氧厉害。晚上，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闷，就得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来睡觉。到了7月前后，蒋介石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去外国请专家会诊。那年7月19日，官邸推派卢光舜去美国请台湾早年留美的优秀医学专家余南庚回来，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台湾留美人员中顶尖的人才。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事情。
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顾蒋介石吃午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医官们怕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就去荣民总医院联系安排蒋介石住院事宜。午睡以后，蒋介石感觉胸口发闷，医生立即将他移到房间的卧榻上休息。正在副官将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时，蒋介石突然昏厥过去。官邸顿时一片混乱，副官也不会开氧气装置，紧急把医生找来。怕送医院路上出问题，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在中兴宾馆成立一个急救站，动员“荣总”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将蒋介石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的一种经验之谈。
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发现蒋介石似在念念有词。他让翁副官赶紧听听说什么。
翁副官立刻凑近蒋介石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犹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
三四天后，余南庚赶回台北，蒋介石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这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8月5日，蒋介石被送到“荣总”的专用六号病房。
蒋介石真有些“长眠不醒”的意味。他一直昏迷了半年，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一切药物和营养品都通过管子输入。但情况却也稳定。直到1973年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也不能不算个奇迹。这使得士林官邸兴奋异常。
然而，蒋介石虽说醒来，但毕竟是个病夫，只能躺在床上或是搀扶到轮椅上坐着。为了消除外界的传说，蒋还要挣扎着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病情严重，因为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这不是正常人的脸色。
蒋介石的最后一次纯政治性曝光，是在1975年初。美国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国，在一两年前就几次提出要见见蒋介石。为难之际，宋美龄和众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见一见，也可以免去外界的臆测。但怕蒋介石一时兴奋或冲动，引起致命的刺激，全部过程都做了精心布置。
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前来，蒋介石早在其到达之前，端坐在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隐藏在后侧严阵以待。蒋介石的表情有一点僵化，也不自然。说话有些结巴或含混不清。好在经过宋美龄的“翻译”，适时地掩饰了蒋介石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一场接见下来，后边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医疗组的负责人胆都吓破了。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气特别闷热，空气中能嗅出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息。晚上8点55分，已经服药睡下的蒋介石，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医生紧急抢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打了几下，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消息。
这也是最后的消息———等蒋经国从七海官邸火速赶来时，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给蒋经国留下任何遗言。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一年多之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他们隔海相望的大陆与台岛，依然属于两个世界。他们的后人正为相互的接近做着种种尝试。相信：无论多深的海域都隔不断中华民族的血脉相通，两岸握手终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