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姿态是：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政府不得不顺应欧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牺牲创新能力和创新优势的基础上，推进监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拓展美国创造财富的外部市场，美国需要把自己赤字的减少与贸易伙伴国的责任“联系”起来，把资金过剩的局面作为这场危机的根源，归罪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不到位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上。于是，在2010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可能会不断升温。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贸易反倾销的不断升温，我们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当仁不让”。但是，中国如果过于和美国针锋相对的较量的话，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当然，在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内需市场培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外汇财富的保值和安全运作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之一。可以这样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世界经济合理分工，资源向最优配置方向努力的必然结果！目前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给谁使用和如何管理！次贷危机告诉我们，把财富给予没有参与全球化财富创造的人来分享，一定会出现债务偿还的大问题，而没有受到有效监控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很容易过多地利用金融市场的“缺陷”来掠夺他人付出努力和代价后才得来的财富。而且，后者金融资产管理的失职行为才会导致这次金融大海啸所出现的，不付出努力的人也来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宝贵财富这样荒唐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和欧洲发出共同的强化国际监管的声音，最容易形成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国际合力”，最能够在现阶段获取最明显的“双赢”结果，也最能够反映出中国政府“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念！
二、“国际金融监管统一模式”的意义。
尽管如此，目前欧洲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还存在很多技术性的障碍，如果我们对此了解不深，就不能发出保护本国利益的强大声音，我们自己也就不能对这种监管模式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有利机会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在这里，笔者归纳了现在正在推行的全球统一监管模式的利弊，供读者参考。
第一，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想站稳脚跟，都呈现出了一种做大规模的战略。针对业务范围广阔的金融垄断巨头，如果没有一个覆盖全方位的综合性跨区域金融监管体系，是不可能发现风险、抑制风险，尤其是规避像这场金融大海啸这样规模的系统性风险的。所以，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监管体系的建设工作中。
第二，如果监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国际投机资本就会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去进行监管制度上的寻租、套利，最后导致危机无法防范，或者各国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放松监管模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得越来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立程度非常明显。美国有很强大的势力在抵制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中国在推进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度性，否则，就会出现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适得其反的情况。为此，我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是针对发达国家，而对内也得构筑起抵御持制度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且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根本无法传递到公共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时，已经防不胜防了。尤其是对于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把握其行踪，就很有可能会错失良机，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国也应该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并对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
第四，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便于明确部门责任，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趁外人不知情，把错误归咎于别人。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笔者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就连美国政府也是如此，它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破灭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利用自己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恶性发展，演出了一场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应该主动参与到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
三、“游戏规则”重新设计面临挑战。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就像今天要求人均收入只有3 000多美元的中国大众，立刻拿钱像人均收入达3万美元的美国人那样消费，通过内需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是不现实的情况一样，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在目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才问题。这些来自各国、各地区并且长期以来从事非常专业和范围限定的监管工作的人才，突然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创建工作目标、工作方式的崭新的工作环境之中，前期 “试错阶段”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问题由谁来承担？
二是官僚作风。因为是最高权力机构，再加上是超主权运行机制，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是持“度假”的心情投入“光荣的工作”，没有能力也无法全身心地真正投入。即使可以采用“线上合作”的方式开展业务，但其觉察能力和应急能力能发挥到怎样的程度，还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三是协同效应会比想象的要小。尽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认知差异可能会冲销所谓的统一监管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四是监管不当。因为高风险监管业务和低风险监管业务混在一起监管，很容易产生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高风险业务监管不足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从而降低了监管对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五是监管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一些业务对某些国家的某些产业有着非常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它同时又会积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监管部门中的工作人员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放松应有的监管或滥用权力打压自己竞争对手国的金融发展，那么，这种监管业务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业或地区的监管模式，至少从事某一种特殊业务的人群在一起会形成较为客观的判断。另外，如果国内机构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刻意派出闲置人员或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官员，也会导致国际监管机制名存实亡。
以上问题在一国所采取的混业监管模式中也会出现，只不过在国际合作监管机制中会更加明显。现在的我们不得而知，这种国际统一的监管模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笔者认为，至少对中国而言，针对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市场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增强外部对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避免中国主权国家自身对美国金融业务的“干预”指责，借助如今欧洲推进的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是比较理想的监控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国际合作方法，那么，危机状态下的国际合作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对冲基金”靠“欧元区机制”的缺陷赚钱
2010年年初，一场来自于欧美政府监管部门对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市场投机力量的反击战正在全面展开。比如欧盟开始调查制造“希腊事件”恐慌的发源地——主权债券CDS市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交易行为及其定价机制。他们还计划引入欧洲自己的评级机构，以防止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再次扮演在“次贷危机”中的“助桀为虐”的角色。欧洲监管部门怀疑三大评级机构选择不恰当的时候调低了希腊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为对冲基金的投机资本谋求暴利创造了强大的做空欧元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美国监管部门也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同样开始着手调查，对冲基金是否利用希腊问题乘人之危、做空欧元来谋求非法利益。那么，对冲基金真的是在惹是生非吗？他们的行动真的有必要让欧美监管部门不得不联合起来，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勇气去围堵吗？世界该如何避免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所出现的“三元悖论”的问题？笔者想直面这次由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全球化的秩序维护问题——它所带来的意义甚至可能超过我们对全球化环境下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和金融创新滥用问题的认识。
希腊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绝对不能说是市场投机力量在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欧盟政府在重蹈覆辙，只不过在问题的暴露和激化上对冲基金确实发挥了客观上无法推卸的负面作用。记得前几年索罗斯在来中国的时候，还对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后世人指责他是这些危机的始作俑者一事，进行了让人“能够理解”甚至“为之赞许”的辩解。他说，他在博士阶段从事的“证伪”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影响了他后来主导的量子基金所采取的一系列大手笔的投机战略。他说，他要用自己的投机战略来搞垮存在制度瑕疵的经济体系，以一场危机的形式来教训那些当事国政府，让他们从危机中意识到自己所推行的扭曲的制度体系是根本经不起外界一击的，从而迫使他们进行制度改革。
事实上，欧洲在经历了1992年货币危机之后，确实加快了欧元一体化的进程，避免了采取钉住德国马克所带来的制度脆弱性。因为当时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充分意识到，一旦欧洲这些国家的本币被大量抛售，由于所在国维持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政治游说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它们想要通过空前紧缩的货币政策牺牲就业去保卫本国货币价值的行为是根本不可持续的。于是，大规模沽空这些国家的本币，诱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放弃扭曲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做法，让对冲基金事后确实得到了他们所预期的大幅度获利的效果。从严格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意义上讲，欧元的波动虽然再也不会像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那样，产生严重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危机——由此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致命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时隔18年后的今天，欧盟同样面临了当初那些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尽管现在欧盟的制度约束不是来自于固定汇率制度，而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欧元区经济体的维护。
一方面，如果发挥欧洲央行所应具备的“最后贷款人”的救市功能，那么，在欧盟的救助下，希腊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市场动向表明，希腊政府已经提出大规模缩减财政赤字，市场普遍认为这是欧盟伸出援助之手的必备条件，之后，我们立刻就看到了前一阶段被市场破坏的各类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都开始明显反弹。但是，另一方面，让欧盟政府感到尴尬的是，一旦救助希腊，欧元中长期内会因为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增大，但欧盟政府又不能按照欧洲央行自己所承诺的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来大幅升息（因为这样做会让刚刚稳定下来的希腊债务危机再次点燃），结果必然会导致欧洲央行的信誉下降，欧洲经济的凝聚力下滑，从而促使欧元进入一个较为长期的趋势性贬值状态并不得不面临通胀风险不断膨胀的压力。但如果欧盟不启动“最后贷款人”的救市机制，下狠心甩掉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包袱，那么就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欧洲政治危机。我们知道，欧元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做强欧洲这一政治利益的考虑，所以，欧盟下狠心甩包袱的可能性很小。而这也使欧盟今天受到了像以往执行固定汇率制度一样的约束。
对冲基金正是看到了欧盟经济这种制度上的软肋——陷入了一种新形式的“三元悖论”陷阱：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维护、金融交易自由化、独立的货币政策（即防止通胀的利率政策等）三者一起构成的危险“组合”，于是他们借题发挥（比如高盛集团利用货币互换手段，把希腊政府不断积累的对外债务从它的账面上暂时剥离出来以维护希腊政府的借贷能力，以及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希腊主权债务的信用调低做法），施展自己擅长的立体式投机战略，通过让欧盟就范（出资救助、制造出严重的欧元贬值和通胀的结局），让欧盟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来达到对冲基金自己获取暴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