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和分类在学术界并不是很明确，一般而言，当国际金融业务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城市中展开，那么这个城市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了更好地展示亚洲金融主导权争夺的特点，本文借鉴在伦敦发行的《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指数》这一代表这个领域的权威性杂志的分类方法，把国际金融中心按照覆盖区域面积的大小分成五个级别，即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洲际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特定范畴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国对外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内地区性的国际金融
中心。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伦敦和纽约无可非议的属于第一类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也是大家所认为的狭义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伦敦代表欧洲控制了其业务开展时段的金融主导权，而纽约代表北美控制了其业务集中时段的金融主导权，那么，谁有能力代表亚洲控制自己业务时段的金融主导权，谁就能够在目前的这个空白时间段内获得和伦敦及纽约那样的高附加价值。这正是亚洲的几个制造业大国所向往的目标。截至2007年年底，香港、新加坡和东京还只是被定为洲际性的金融中心，它们的金融服务的范畴和质量与前两个都市相比，就要相差一大截，往往在很多资金的运作方面还必须借助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一流的金融人才以及较为完善的制度的那两个全球化的超级国际金融市场。
显然，这种状况正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无法满足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东亚地区经济全球化的自身需要。如今，上海虽然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它跟前面那些金融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如此，因为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人们还是注意到了它发展的势头并看好它美好的发展前景。而且，人们更关注它未来是会走向像伦敦和纽约那样全面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其他金融中心都市形成鲜明的竞争关系），还是会发展成像苏黎世那样以国际银行业业务为主的特定业务范畴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其他金融中心都市形成较为柔和的互补关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东亚各国为了把自己主要的都市推向金融主导权的“最高席位”，也像美国发展芝加哥这种“配套型”的区域性金融中心那样，不断地发展本国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比如日本的大阪、札幌，韩国的釜山等。
争夺洲际乃至全球金融主导权的关键要素，根据《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所罗列的指标，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一流的金融人才。因为金融主导权的争夺完全是一场知识集约型的较量，所以高附加价值的创造只有精通金融业务的高端人才才能胜任，亚洲各国最缺的也就是高端金融人才的储备。第二，金融业务顺利展开所需要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这对将实体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的东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国际资本的自由进出就意味着本国实体经济能够容忍投机资本的冲击，意味着本国政府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化解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能够成为各个洲际或国家及地区金融服务的中枢，能够非常便捷地把每一笔交易都及时地通过有效的“网点”，在成本最低、质量最高的地方迅速完成。这就需要金融中心必须具备完备的满足现代化金融服务的资本市场。但是，光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日本虽然在这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这并没能抑制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滑的趋势。第四，具有良好的外部网络效应——随时能够汇集需要服务的广大客户。上海被看好的很大原因就是其未来实体经济的繁荣所需要的庞大的金融业务的支撑。第五，完全同等的国民待遇。金融危机后，韩国的金融改革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尤其是对外资银行的准入，给予了完全的“国民待遇”。第六，改善经营环境需要政府迅速和及时地作出回应。各国政府都在简化行政审批的过程和提供入境者所需要的便捷性。对于处于市场改革中的中国而言，如何在这方面确保竞争的优势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挑战。第七，合理的企业税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税负越低越有吸引力。伦敦的企业税负一点儿也不低，但是人们还是愿意聚集在那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比付出更多的回报。第八，开展金融中心业务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这当然也包括了最关键的人力资本成本的因素。
中国在引进金融人才方面的滞后，有很大原因是受到了财力上的约束。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们自身对金融人才价值的低估。第九，能够及时提供最好的专业化后勤服务。是否拥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对开展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至关重要。第十，生活的环境和质量。日本很难签发为外国金融人才提供后勤服务的专职保姆所需要的入国签证。在日本国际银行协会撰写的《东京应该作为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报告中还重点指出了这一阻碍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第十一，是否具有容易融入的文化和可以交流的语言。东亚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亲和感，但语言的交流还有很大的障碍，日本反省自己金融主导权弱化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交流的专业金融人才。上述这些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的条件，伦敦做到了，纽约也基本做到了，而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都还有很多缺陷，这也是因为东亚国家彼此之间不分上下的缘故，亚洲各国对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会随着美元的疲软和欧美市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东京受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挑战，由于日本的低息和市场流动性的外溢以及新加坡政府规制放松的金融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很多金融衍生产品的订单都纷纷转到了新加坡市场。香港虽然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支撑——来自中国贸易的结算和内地企业香港上市关联的证券业务给了这一市场旺盛的活力，但是，上海的崛起，尤其是“四个中心”的配套发展战略和长三角经济的繁荣，更会使得伴随经贸活动的金融配套业务在上海展开的效益可能比在香港更大。
这样，香港如果不升级到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行列，不发展更多层次的市场和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就很有可能会失去其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竞争不利于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中获得有利的地位。香港、上海，以及后起的天津等地应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这就需要这些城市间金融中心建设的定位要富有战略性和协调性，不能不管自己的条件成熟与否，都去抢占有限的资源，来确立十分相同或相近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内容。当然，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强大的实体经济确实一定会出现一个与之呼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后者越来越高的附加价值也一定会渐渐地超过前者由于过度的竞争和资源的有限所造成的止步不前的水平，这也是亚洲各国政府目前所形成的共识和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力来争夺金融主导权的根源所在。
三、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金融主导权的捍卫关键取决于上海等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状况和运营实力。事实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1992年启动以来，经历了坎坎坷坷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体系中，它的作用还很不起眼，甚至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中国金融渐进式的开放战略会不会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付出的努力？换句话说，即使上海加快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步伐，是不是就一定会形成一个被众人青睐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很难作出前瞻性的预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坚信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市场的力量所造就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很好地去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去避免市场失败的可能性，而不是脱离实际去主观地控制或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的节奏，那样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尽管上海面临的挑战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不变，那么，上海唯一需要去努力改善的就是提供全球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服务。早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金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费希尔就提出了著名的分离定理，指出正确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是唯一能够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经济主体自发地去实现社会财富能够达到最大化的那种（经济学中所强调的）最优的投资和储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正确反映现在和未来金融资源供需关系的价格指标，比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但是，后来国外大量的经验和理论又证明，费希尔的分离定理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这就使得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努力目标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第一，金融资源配置就是“投资”未来，含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有时无法通过费希尔所描述的定价机制来完全反映未来的供需关系，于是分担由此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从风险管理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风险分担能力较强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可喜的是，上海正在强化这方面的建设。
第二，仅仅提供上述避险的机制和工具还是无法完全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是投资未来，人们会不断根据自己对未来认识的深入而调整自己过去的投资和储蓄方式，当这种调整行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时，事先就很少会有人来光顾这样的金融市场，那么，国际金融中心也只是徒有虚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挥金融的网络效应，拓展和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等都是增加国际金融中心流动性的有效战略。当然，交易成本和金融中心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因为参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各个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有的部门为融资而发行证券，有的部门为追求财富增值而需要买进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证券，也有的部门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征和规模经济的优势，提供实现上述投融资需要的证券交易服务并从中分享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就需要各个部门各尽所能才能取得双赢。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变得很低和很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各个经济主体部门适度的透明性也是保障国际金融中心集聚效应的前提条件。适度是注意到金融市场存在搭便车（不劳而获）的行为，这反过来会削弱各个部门信息披露的能动性。每年中国央行上海总部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报告》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起到十分积极的
作用。
第四，由于金融资源配置是投资未来的活动，再加上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入，它的复杂性和有效配置所需要的资源能量越来越超过非专业的消费者个人所能掌控的范畴。2007年年底，在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和国家中，机构投资者的空前活跃既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导致了某些金融市场的危机和迅速衰败，其原因就在于委托代理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机构投资者为了个人或局部的利益去牺牲他人和别国的经济稳定，东亚危机的案例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一套完整的金融合约体系和可以信赖的法律及监管制度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不会因为扭曲而破坏国际金融中心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五，人们依赖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目的之一可能是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机会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甚至相对而言的适度的“资产价格波动”也可能会对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带来正向的推动作用。当然，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