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价格的上涨是由成本推动的，还是由旺盛的需求拉动的（事实上这两者有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只要严重损害了大众的购买力，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环境下，都有可能会严重破坏社会的和谐。而这两大目标实际上很难兼顾，尤其是在中国目前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汇率水平调整的“艺术性”不强的态势下，更会凸显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比如，人民币迅速升值，虽然能够挤出靠恶性价格竞争的劣质企业，同时也能缓解资本大量流入带来的压力，但它可能会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出口产业，从而影响增长、影响就业。相反，如果一味坚持汇率的稳定，虽然贸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提升，但是，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体现，贸易拉动增长的引擎就会势不可当。因此，政府就是要努力平衡这两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调整在短期内不一定是直接钉住国际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汇率调整这一手段，让上述两大政策目标“兼顾”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的确，汇改以来，中国政府所选择的渐进式战略“透明度”太高，造成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变得越来越强，持有人民币及其资产的欲望就会越来越高。这样，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就可能会破坏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增加人民币持有的“成本”，对克服投机资本的流入（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就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从汇改一开始，我国政府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顶住巨大的外部压力来争取最佳的制度变迁时机，以增加游资“持币待机”的机会成本。其次，汇率制度的选择上“稳”中求“变”，以增加不确定性。比如，政府选择一揽子汇率制度就可以利用调节权重的空间来诱导汇率的方向。同时，把波动的幅度公开，可以显示央行维持货币相对稳定的决心。最后，政府通过强化对内资本管理和放松资本流出监管等数量调整手段来缓解外汇占款的压力，同时建立外汇准备金制度等以构成逆向的“内外利差”（人民币升值，但境内美元实际利率高于人民币实际利率），来增加人民币套利套汇的成本。
当然，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这一事实会让市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格外敏感。当中国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多、货币供给增加、物价水准提升的消息公布于世时，市场就会预期央行会为缓解通胀压力而提高利率和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于是，套汇套利的热钱就会大量流入。为此，政府不得不加大技术型的（不对称）调息力度和不规则的调整汇率，以增加游资的投机成本。不过，当热钱的规模变大时，货币流动性问题将日趋严重，央行技术操作的成本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看到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越来越快的最大理由。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到今天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宏观上看，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好”和“坏”来评价，但至少让上上下下都开始意识到：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
第一，对中国政府来说，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一旦启动，就再也不会像汇改前那样，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反映在外汇占款对自己货币政策的冲击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造成的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这两大十分明确的问题上。央行会实实在在地感到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出于政策稳定性需要，央行可能实在不想用它，但市场会时时刻刻提醒央行不能不用它。否则，就很难兼顾到上述增长和物价稳定的两大目标。2007年，我们比较依赖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加息（调整再贴现率），但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并不好。2008年，我们会充分发挥汇率政策的作用，因为汇率升值可以缓解通胀输入，也可以直接降低外汇占款，防止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物价上涨、投资过热和资产泡沫的失衡局面。
第二，中国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汇率的真正意义。汇改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企业都可以不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改之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做大、做强了（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有些企业则因为升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当然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消费者开始关心自己从事的行业和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多还是少，并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外币资产和人民币资产未来的购买力究竟谁强谁弱。比如，当外币贬值较大，而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又较为稳定时，人们就会积极地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例而减少外币的比例，再没有像汇改前高估外币价值的倾向。正是由于国内消费者这种资产构成的变化，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变得旺盛。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加大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内在因素。除非金融机构代客外汇理财的业绩足够好、足够稳定，或者中国的通胀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否则，人们是不会再愿意持有更多的外币的。
第四，中资金融机构和自己的商业客户，在汇改后，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会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来满足市场对汇率风险管理的渴望；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保证市场对自己资产管理水平的信赖。当中资金融机构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它们感到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
第五，人民币升值对要求中国这样做的欧美日政府，对在华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欧美日国内的厂商和消费者的意义也是参差不齐的。比如，欧美日政府会关注本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缓解程度，会关注中国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是否有所缓解；在华的外国企业会关注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老百姓的财富效应是否会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华金融机构也会尽量争取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投资和理财商机；欧美日国内的厂商则关心自己是否能趁机加大中国市场的出口和本国市场的销售份额；而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也会关心自己是否能承受住中国因汇率升值而输出的通胀，关心自己能否在美国市场中去投资中国的上市企业，以分享中国企业的增长所带来的人民币计价的丰厚收益等。
当然，上述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希望人民币价值存在严重的“泡沫”成分，不希望自己是“泡沫崩盘”后的受害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升值过快和过度，都会使人民币资产的海内外持有者变得“神经兮兮”。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逃避，而且互相影响，形成打压人民币的“合力”。于是，我们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愿望：是否存在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和平共处”机制——保证人民币的升值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炒家哄抬价格、你争我夺的结果。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事前这样的“合作”先例。所以，想要公平地分担事后的风险，就需要监管部门吸取历史教训（中南美债务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卢布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事前精心设计好相关的制度和防范措施。否则，事后的救市或危机的爆发都会让事前的收益人今后产生更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使受害人今后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失去必不可少的信赖。
四、人民币“破7”后消费和投资的变化。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近来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是政府权衡维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的成本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影响政府兼顾这两重目标的“政策成本”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中，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在有增无减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和以往相比，受市场力量推动的因素越来越强。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破7”；而且，也不排除一路继续升值下去的可能性。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币对外的购买力因为升值在渐渐上升，但是，对内购买力却因为实际利率（物价水准上涨过快，名义利率上调幅度有限）迅速下降的因素而在不断恶化。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对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作出一些预测，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全社会抵御汇率政策变动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的能力。比如，对龙头产业和新兴产业，在促使其向高附加价值产业链转移的同时，要对其环境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给予必要、适度的“援助”。同时，要对产业结构转变所释放的失业人群给予妥善的安排。否则，人民币升值的社会成本会让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人民币“破7”后（事实上美元贬值的趋势有增无减，中美间的利差倒挂也成为现实），外汇资产的运作方式和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主权基金的海外运作和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优化必不可少，但是其操作成本受制于外部“警戒心”的强化和市场的过度反应，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应该加强我国稀缺资源的进口，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同时要为民间企业的海外资产运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政府更应投入必要的人力资本，请海外高手分析当前的市场特征，派专家去海外调查，同时进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树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国整体海外市场运作的质量。当然，企业的商业行为也会要求企业自发地进行“学习”，但是趋利的行为往往会让企业陷入短视的境地，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质量下降。此外在宏观层面上，政府也要十分清醒，不能让人民币升值演变成人民币资产的泡沫。为此，政府在短期内更要加强有效的资本管理（虽然成本越来越大）。否则，人民币汇改的节奏可能出现失控，甚至演变成一场像东亚危机那样的灾难。
第二，可以预料，人民币“破7”以后，上述中国企业群的分裂现象会更为明显。一下子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能否通过海外投资战略、生产管理效率的改善、开发替代性的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三农政策的扶植优势）、建立良好的融资环境等方式，走出“价格困境”，将决定其今后的生死存亡。中国的企业联合会、产业协会等都要为企业的商业模式的再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战略指导。如果没有企业间的合作，中国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就会有恶化倾向，这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利的。当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利用人民币的强势升值开展海外并购的运作，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更为有效、附加价值更高的地位。同样，这样的做大做强的战略也还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和一流的人才管理团队作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