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定要使参与人民币投融资活动的各个主体能够得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价值扩大的好处。否则，财富价值的创造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泡沫和危机，从而削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所应发挥的国际竞争力（价值创造功能）。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我们和东亚国家或地区有着很多金融合作的空间，比如，建立由东亚各国政府出资的外汇储备所构成的亚洲共同基金，以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开展美元离岸业务，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从而达到提高美元财富的管理效率。另外，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现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紧紧和实体经济捆绑在一起，围绕实现航运中心等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人民币结算和保险等业务，即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后台金融服务（所谓连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2.5版”金融服务）；而香港则应跳出原有的“2.5版”定位，把重心放在满足企业和个人在财富创造过程后所产生的“风险和理财”需求上，即多开展期货、期权交易等高端服务，努力向纽约、伦敦等高端金融服务市场领域靠近（“3.0版”金融服务业）。显然，香港和上海之间，还谈不上是芝加哥和纽约之间那种层次不同的分工，而是层级的差别。香港应给为制造业服务的上海金融业让出发展的空间，而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努力发展财富创造和风险管理的高端金融服务上。
“大师”为什么要讲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话？
—谈人民币升值对谁有利
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之争，如今不仅在中美决策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对峙，而且，中美学者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尽管其中有很多有诚意的人士接受了对方国家的部分观点，使得人们能够在“自己人”那里找到几分“冷静”，但很可惜的是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忘记了自己捍卫多年的学术真理。不知他们是出于怎样的一种“爱国心”，利用自己的学术声誉，在没有充分展开学理论证的前提下，提出了比一些政客还要极端的开启中美贸易战和货币战的建议。在这里，笔者倒是想借用温家宝总理在接见参加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境外代表时说的话：“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国家，所有有良知的企业家，都不要打贸易战和货币战。我们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为此，笔者想努力地站在那些“爱国”的美国学者和其他发达国家学者的立场上，分析一下他们极力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也向他们提出一些完全出于诚意的建议。
笔者认为，他们希望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以此来提升本国整体的物价水平，从而让本国企业形成一个经营上的利润空间。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慢性的通缩环境中，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个人的资产负债表乃至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会因为利润的丧失、失业的增加和不良资产的形成而互相影响，从而导致本国的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能够让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即使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还是偏好中国产品，也还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那些美国厂商制造的产品。因为那样一些美国企业就能够承担前期的劳动力成本而挤进市场销售，美国的部分就业压力就能够得到释放。更何况，美国还有可能把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事实上，经验表明单靠汇率升值根本不能改变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或者倒逼自己的海外企业因为当地经营成本的上升而不得不回到本土生产，这又进一步大大缓解了美国本土的就业压力。
上面的分析看似非常理直气壮，但却忘了当经济全球化以后，还有什么必要人为地去抬高价格而让美国消费者增加生活的负担呢？再说，中国的消费者靠人民币升值去买那些美国人为地让它变得便宜的东西，而到后来，由于中国老百姓人均收入有限，无法产生对自己本国价格提高的产品进行同样的消费，那么，中国企业的利润少了，人们的工资收入下降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国产品的消费还能够持久吗？当然，中国企业可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卖给不在乎价格的富人阶层，但是，这样的人群是美国多还是中国多？另外，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比较优势属于美国企业还是属于中国企业？显而易见，凭借创新能力和市场购买能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面向客户的群体是高收入阶层，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相对不敏感的。所以，靠人民币升值来争取企业的竞争能力实际上是“资源错配”的表现。如今美国政府应该用精力和财力去扶持美国企业强化创新，打造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模式，缺少新的增长点会让全球摆脱危机的时间变得更久、更艰苦。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否认，美国消费者在这次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泡沫中失去了他们不少的财富，对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消费能力也在降低，因此，就要用人民币升值来让虚高购买力去替代人均收入3万多美元的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既不公平也十分荒唐。从现在开始，美国只有提高供给能力，让世界借用其新技术去发展新一轮的经济，才能从这种创造财富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与各国的商品及服务贸易的方式中，获得更为可观的收入增长，从而恢复目前被金融危机破坏得很严重的购买力。
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才刚刚过了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需要靠勤奋、靠节俭来打拼财富、积累财富、奠定自己幸福生涯的阶段。再加上我们有鲜明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当然就会形成由这种经济结构特征所决定的贸易顺差结构（即使出现贸易逆差，也是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而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目前这种财富积累型的发展方式，最终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然后进行自由国际贸易的这种比较优势原理上的经济往来，客观上一定会产生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顺逆差国家的双方不出现信用违约或者把钱带到棺材里去的状况，“失衡”是全人类共同分享财富的必然形式，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表现。也就是说，只要任何国家保持一种长期均衡，那么，世界经济总体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因为“失衡”，而是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被一小撮人滥用，只有加强全球化的统一监管模式才是防范危机的唯一手段。
另外，笔者也想通过历史的事实来告诉美国的经济学大师，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这不仅简单地理解为双方发起贸易战会带来严重后果，更主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结果会像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那样，进入一个资产泡沫的虚拟化经济状态，最终走向金融危机的深渊。这一结果无论是对美国经济还是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85年，由于当时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向海外市场，形成了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开始阶段，日本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为了“重整家园”，日本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把制造业释放出来的人群吸收到服务业中，但是这需要时间，因为制造业的人才无法胜任高端服务业的需要。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帮助转型（存在通缩风险），努力想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所以不得不推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出口企业的汇率的竞争力（打造“增长”，对冲“通缩”）。由于当时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人们变得不敢消费了，即使消费也多半是消费被人为调低的进口产品。于是，财富渐渐外流，日本国内企业的利润逐渐下滑。
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虽然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胀（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减少消费了），但是，大众却出于预防未来支出的动机，把大量的资金放入了银行和资产市场（这也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日元升值并没有缩小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同时，银行在产业空洞化的环境下为了寻找新的赢利出路，也大量地将资金带进了房贷市场和股市当中，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后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自己的产业资本转成金融资本，去追求泡沫环境下的高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由于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日本金融国际化，人们误以为房地产和股市价格膨胀是经济基本面出现实质性好转的前兆，谁都不认为这是泡沫，毕竟当时物价非常稳定。最终，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因为日元升值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陷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直到今天它也还没有从危机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