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的财力、物力甚至人力，随着内需主导的经济战略实施显得越来越宝贵，找准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点”至关重要。但千万不能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随大流”，那样名声上似乎很好听，但结果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在这点上，我们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在低碳经济的舞台上目前落后于欧洲，所以，美国对待低碳经济的推广，表现非常谨慎，甚至消极；而在美国国内，却十分重视低碳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大力培育和发展与低碳产品相关的市场交易机制。换句话说，美国今天在拼命联合新兴市场的“反对力量”，甚至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给新兴市场，以此达到推迟进入低碳社会的最终目的，为自己争取在未来低碳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财富创造能力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为此，我衷心希望2010年全国“两会”在低碳经济问题上能够勾勒出中国未来更加明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扶持民间投资是提升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
2010年3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活力所面临的“四大”挑战问题，都将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一，因为政府开始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支持民营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所以，民营企业将会在今后做大做强的同时，随着市场公平而激烈的竞争，越来越需要人才以及提高研发水平。这对中国技术创新水平上一个台阶无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二，因为政府想打破垄断所带来的经济失衡的发展格局，所以，政府开始努力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民营企业拥有长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市场特有的敏感度，其战略转向或规模的扩张行为客观上对促进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三，因为民营企业吃的不是国粮，因此它们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十分重要，如果产权模糊和专利保护不到位，那么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不敢“阳光化”，从而造成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或资本市场的泡沫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必然会迫使它们选择“急功近利”的投资经营方式，快进快出。这对中国产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创建自己的品牌或者建立自己长期的产品或服务上的比较优势都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在促进民间资本阳光化、健康化发展以及民营企业不断成长的同时，国务院已经注意到要保护和扶持民营企业自身的利益以及生存环境的这一关键问题。当然，政府也要控制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而不惜违规违法的行为。因为所有企业在制度不完善的经营环境下，都很容易出现不利于中国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国有企业具有垄断资源的优势和对上级决策层的政治影响力，它们的违规行为可能比纯粹的民营企业更加严重。于是，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就成为这一次通过新一轮“民进国退”的扶持方式，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一发展战略的新亮点。
第四，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和改革开放前30年一样，继续担当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除了要放开一些产业的准入门槛以外，还要注意创业或业务开拓过程中所需要的在风险融资和风险规避方面的金融支持。目前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为82.8%，而国有企业的项目资金中64.8%来自银行贷款。当然，民营企业传统的抵押贷款能力较低（企业规模小、资本积累不足等），而且所从事的业务风险程度也较高。对于从事传统的商业信贷并主要靠具有规模的贷款息差来保证自己利润增长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讲，要它们承担风险融资确实很难。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直接金融的投融资平台，努力吸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发展慈善基金、壮大私募基金等，为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天再不改善投融资环境，不重视民间投资在摆脱危机和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作用，不满足民营企业对各类投资环境改善的需求，那么，中国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因为企业经营的低效、劳动力收入增长的缓慢、收入再分配的资源限制以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能力的下降，而变得更加依赖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即使中国市场不断繁荣，但它跟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个人收入的提高有可能脱节，最终还是会因为缺乏科技和经济的实力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乃至国际政治利益方面的话语权大打折扣。那样，中国内需的繁荣也仅仅是建立在政府的财政支撑或者资产价格膨胀这样虚假的财富效应基础上。总有一天，中国经济会因为政府的必然退市或资产泡沫的缩水而出现非常麻烦的硬着陆。
举一个例子，最近国际铁矿石的价格又随着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复苏开始迅速飙升，作为世界上铁矿石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却没有能力和国际三大供应商（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进行价格谈判。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比如三大供应商在矿质方面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看上去好像无法替代，但是，我们自身存在的资源垄断而造成的高价格销售和部分贸易商肆无忌惮的套利活动等，也会让三大供应商为了不断挤压中国流通领域的巨额利润而向上抬高价格。这一原因给中国的海外谈判制造了巨大障碍。另外，中国国内部分领域和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投资，这也是造成中国对外部资源刚性需求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现在，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投资渠道也就是让有条件的企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退出高能耗的产业，减少中国对外部资源的刚性需求，这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应该增加资源的战略储备规模，通过平抑被投机资本恶意操作的价格来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避免民营企业“自找出路”（往往很难有谈判的优势），这也不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谈判能力。当然，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形成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价格谈判小组，代表国家发出统一的声音，去和三大铁矿石海外供应商周旋。但是，不管怎样，千万不能够将通过谈判得来的“优惠价格”因资源还是掌握在部分国有企业手中而形成不必要的第二道“零售市场”，从而在客观上造成挤压民营企业经营利润的恶果。
总之，今天中国政府迈出了摆脱危机、好字当头的发展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该配合温总理的四大政策措施，制定出进一步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真正做到能够让民营企业自发地冲在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第一线，形成一个能够代替目前政府靠“输血型”的刺激方案所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焕发出有活力的“造血”功能，真正探索出一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模式。
无视“地方债”后患无穷
2010年6月23日，中国审计部门首次披露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通过抽样调查发现：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竟然高达2.79万亿元。虽然现在中国与希腊债务危机的状况还沾不上边，但是，却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若不重视，则后患无穷。
第一，中国的债务不是外债，不可能出现类似欧美经济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到希腊等国的偿债条件和能力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债务都是中央债务，违约会有很大的“政治成本”和对外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但是，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显性的“偿还压力”，可能让我们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没感到很强的紧迫感。
第二，希腊经济发展一直缺乏活力，公共机构的庞大、赢利产业的严重缺失（只靠旅游、造船等少数景气依存型的行业来维持本国的繁荣），导致在金融危机面前的偿债能力非常有限；而中国经济体规模大，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中央财力”底气非同小可，所以，债务占比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小。一句话，债务问题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埋没”了。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经济增长这样的“定心丸”，所以，没有去关注地方财政甚至中央财政的投资效率。
第三，希腊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很清楚，只要本国政府下定决心以及希腊人民改变自己习惯“吃皇粮过休闲日子”的生活方式，改革就能够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中国不同，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以后，税收的“权利”和支出的“义务”没有完全统一起来，而中央领导层和地方领导层的干部任命又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背离，也是导致地方债问题日趋严重的根源之一。
第四，在“乐观预期”这一点上，不管是希腊政府还是中国地方政府都有着相似的地方。希腊政府认为，世界经济的繁荣能够让本国的旅游业永远兴旺，强大的欧元区经济会带着希腊经济不断向上前行。所以，一旦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乐观的想法，它就会发现自身的举债是过度的，其公共支出是不可维持的。而中国地方政府则乐观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会永远繁荣，甚至在目前中央进行楼市整顿的关键时刻，继续期待中央能理解地方发展的苦楚，消极对待楼市调整的态度时隐时现。楼市的萎缩也一下子暴露出了地方债脆弱的偿还能力。
第五，希腊政府在举债过程中暴露出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那是因为《马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准入门槛对它的约束；所以，它为了减轻债务铤而走险，包装债务。而中国地方政府表现出来的则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顾自己所在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只考虑到机会难得，于是，利用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信用震慑力，催生了银行为之提供大量的贷款和以地方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贷款项目，把未来偿还的风险转嫁给了中央、转嫁给了未来的地方政府。而且，老百姓会对肯花钱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政府给予较高的评价，虽然地方债问题暴露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希腊主权债务的重构虽然在目前历经艰难，但是，债务进一步膨胀的可能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中国不同，不管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旧债问题还是目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救市计划，只要制度还没有理顺，只要经济增长的活力不是来自于市场，那么，地方财政透支风险的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恶化。这直接影响到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活力发挥，以及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的方式转变。道理很简单，政府债务庞大了，市场资源就会被挤占，老百姓防范税收负担、通胀风险的动力就会加强，储蓄和追求高收益的金融投资也就会更加旺盛。
总之，即使今天地方财政严重吃紧，也不会立刻发生债务危机。但糟糕的是，如果这样放任下去，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如今，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尽快寻找到能够形成“共识”的“新增长点”。而且，各国政府都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至于让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处于收益和风险分配的劣势地位。今天，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通过“区域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探索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此推动结构调整的步伐，进而彻底改变危机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显然，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改变危机前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上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