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繁为简，即把复杂的事物简明化，是校长摆脱忙乱、忙中偷闲的重要方式，其实质是把繁琐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简化为条理清晰、简洁分明的工作，以便使校长有“闲”可利用。善于化繁为简，一是要“模糊”处事。一个单位的工作纷繁复杂，如果校长强调精确，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校长工作时要讲究“模糊处事”，抓事物的本质、抓事物的概要，这样做来，看似“粗”了，但工作却简明了。二是要“合并同类项”。对于相同的、类似的工作进行综合、并拢，放在一块干，而不是今天干一件，明天干一件，应学会干“一揽子”事。三是“一心不可二用”。每个人应做的事情很多，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哪些是急事，哪些是缓事，都应明确。然后，按照轻重缓急，扎扎实实、一件件地干，不要不分主次、一心二用，“眉毛胡子”一古脑儿地抓。
(二)善于牵“牛鼻子”
如果要让一头牛按着人的要求往前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牵牛鼻子。这里所说的牵“牛鼻子”，就是比喻在工作中要善于抓重点，抓要领，抓主要矛盾，这也是校长忙中偷闲的重要方式。牵“牛鼻子”，首先是要认准“牛鼻子”。判断工作的重点、要领、主要矛盾，一般应以有效性、关键性、全局性、迫切性做依据，凡符合这些特点的，就是“牛鼻子”；其次，要采取多种方式方法，牵住“牛鼻子”。毛泽东同志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就很好的指出了这个问题。“样样工作都抓好，样样工作都先进”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切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实现目标最妥善的办法，还是牵“牛鼻子。”
(三)放手放权
授权是校长智慧和能力的扩展和延伸，是校长必须掌握的艺术。授人以权，可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腾出领导者的时间，去做更为重要的工作，去考虑大事、考虑全局方面的事。但是，也有一些校长，不愿放权或不敢放权，因此便埋身于事务堆中不能自拔。美国克劳德·乔治在《管理他人的艺术》中，曾分析过这种人不放权的“理由”(1)我的助手对于这个太缺乏经验，我不得不自己动手；(2)解释这项工作并把它交给别人去干，比自己去做更花时间。不如自己干省时间，何必例行公事的去解释呢？(3)让我的助手在该由我负责的事情上出差错，我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4)这项工作可不同于别的，得我亲自去做；(5)我的工人也都很忙，没有时间承担额外的工作；(6)我手下没有谁能对这种工作负责；(7)我就是做这种工作得到目前这个地位的，我现在还不打算停下来；(8)如果我把工作转给手下的一个人，我将失去对它的控制，我将无法了解情况；(9)大家会认为我懒惰--认为我不过是在推卸责任；(10)没有人确切知道我想把这项工作干成什么样子：(11)如果你想干好一项工作，得必须亲自动手；(12)这项工作太重要了，不能交给手下的人去干；(13)干这事情是我的职业爱好，我不打算将它移交给别人；(14)既然最终的成果得由我来认可，何不从一开始由我来干呢？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均应引以为戒。一般来说，除了涉及组织发展目标、方向、重要决策、人权、财权等主要权限外，都可以授权于下级。校长只有恰到好处的授权，才能用他人的时间干自己的事，忙中偷闲才成为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忙中偷闲不是偷懒、怠懈，而是从繁忙的事务堆中摆脱出来，休息脑子，调节情绪，娱乐身心，学习知识，从而提高工作成效，使事业有成。
（第六节）应有创新意识
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和创新，其核心在于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教育。
目前，教育中有诸多与知识经济的创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因素，因此，具备创新意识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巨大的威力和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深刻影响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一种全新的经济正在形成和发展，爆炸性地向全球扩张、把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依靠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和创新，是一种知识密集型和智慧型的经济，其核心在于创新。它强调劳动者的创新素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因素，主张创新发明、设计以及创造性观念、理论等以创造性智慧为特征的因素能够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并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当前，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已日益显露出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这是由知识经济时代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
可以说，没有创新，知识经济主体便失去了生命力。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持久动力，没有创新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上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力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智慧和卓越的创新才能。但是，到了近现代以后，中国的创新能力却明显地逊色于其他一些国家。以当今世界科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奖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实力和创新实力。从诺贝尔奖设立至今已经进行了96次评选，然而在这96次千余人的获奖名单中，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籍公民却没有一人获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振宁、李远哲、李政道、朱棣文等六位美籍华人却在别国的国土上获此殊荣。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而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人只有在外国的环境中才显示出他们更高的创新才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深思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还缺乏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还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运行机制。
创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获得诺贝尔奖，其真正意义在于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目前许多国家都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如一直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曾极力主张用高投入来购买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线，立足于利用别国创新的知识来开发制造产品。
虽然日本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一度奇迹般地迅速崛起，大有称霸世界之势，但是面临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其经济发展缺乏自身的创新机制，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以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当今日本政府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已开始大力调整教育和科研政策及体制，决定告别“模仿时代”，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立国”。近几年，日本对科研创新投入的经费呈明显上升趋势。
日本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所采取的这一举措应对我国有所启迪。我国由于多方面原因，投入不足以及创新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尽合理等因素，使得创新能力与国家需求以及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因此只有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制，全面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创新不是凭空臆造，它建立在知识的传播、转化和应用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又深深扎根于教育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均离不开教育对它的支撑。因此，全面提高创新意识和能力，首先应从教育创新入手，大力提倡和实施创新教育，突出当代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真正培养出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进行提高整个民族的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我国顺利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从微观角度来看，创新教育对个人良好素质和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传统的学习是一种继承性、维持性的学习，学生通过学习获得原来已经确立的起来的观念、方法和原则，以应付已知的、重复的情景，这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还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文件知识、科技以及经济发展瞬息万变，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以往大有不同。人们不仅要适应原有社会的生活规律，更需要改造和创新的生活条件，不断完善自我，这就需要强调创新精神、创新观念和创新行为。人们也只有接受创新的教育，进行创新的学习，才能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敏捷地接受新知识，才能创新世界，创新生活。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北京大学讲坛上讲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新世纪，一种最好的教育就是有利于人们具有创新性，使人们变得更善于思考，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善、更成功的人。”可以说，卓越的创新能力充分地体现了一个人发现问题、积极探索的心理取向和善于把握机会的敏锐性。创新能力绝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特征，更是一种人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以及综合素质和体现。基于创新教育对人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曾把它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教育的任务是毫不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目标比其他所有的目标都要重要。”
不论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实施创新教育已显得非常迫切。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早有创造教育的呼声，如在30年代我国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曾极力倡导创造教育，他的老师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曾就传统教育中缺乏创造性的弊端提出过批评，提倡创造教育，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和能力。但是由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创造教育并未真正被重视起来。如今，我们面对第三次人类文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新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需求已日益迫切，它要求从教育体系、教育模式、教育结构、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对教育进行创新，切实提高校长们的创新意识、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培养大批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