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我该回奥地利的时候。回到维也纳后，我几乎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但对第二年秋天就要去蒙特利尔的憧憬使得我能平静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困难。我将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位，以及可以按自己的指挥方式组织管理的一个交响乐团，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相当地满足了。
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我收到了一封洛杉矶爱乐乐团管理人乔治•凯布从洛杉矶寄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道，弗里茨•莱纳原定于1961年1月指挥一场音乐会，不幸他生病了，希望我可以代替他指挥这场音乐会。这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回到维也纳的这两个月，我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就将在三个星期后代替一位伟大的指挥家指挥这场音乐会。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莱纳在美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指挥大师，在他的带领下，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水平已达到了国际水准。和塞尔、弗里乔伊、索尔蒂一样，莱纳也出生在匈牙利。
由于莱纳为音乐会所选的曲目我不太熟悉，所以向他提出对节目单略作更改的要求。否则，我一头扎进深水里却发现自己无法胜任的话，这样做实在是太轻率而冒险了。我增加了几个自己较熟悉的作品，比如安东•韦伯恩的《六首管弦乐小品》（SixPiecesforOrchestra），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的《彼得鲁什卡》（Petrushka）。其实，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DonQuixote）也在莱纳的节目名单中，但我对此毫无知晓，这意味着我得赶紧刻苦钻研这些不熟悉的曲目以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总而言之，我不得不代替莱纳指挥这四场音乐会，即使我自己也不清楚后果会如何。
在洛杉矶逗留期间，我和住在比佛利山庄的布鲁诺•瓦尔特有过一段感人的相遇。我听说洛杉矶爱乐乐团和瓦尔特将要录制一场音乐会，于是向他要求让我出席这场音乐会。我在同年7月份在维也纳举办的马勒诞辰100周年纪念庆典上见过瓦尔特。当时，在维也纳很少演奏马勒的音乐作品。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瓦尔特在庆典上指挥了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如今，我在加利福尼亚又遇见了他，还跟他谈起了维也纳那场音乐会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令我吃惊的是，他早已听说曾在维也纳指挥过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的印度指挥梅塔。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毕竟在国际上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指挥。他告诉我是在一份维也纳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我指挥的乐评。瓦尔特真的是一位和蔼而乐于助人的大师，他答应和我一起看马勒第一交响曲的乐谱，并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无论是从凡人还是音乐家的角度，瓦尔特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告诉我，每当他思念自己的家乡维也纳时，就会播放波斯科夫斯基的华尔兹舞曲，听着这样的音乐就让他感觉置身于维也纳的家中。遗憾的是1962年2月，瓦尔特去世了。他的离开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与他之间的友情却一直珍藏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