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之间的合作就好像是这种强烈的化学反应，在我们初次合作后就彼此互相欣赏。因为政治形势原因，特别是1967年的以色列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加强了我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该国人民的往来，我也作为客席指挥去了以色列几次。1969年，我成为了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并于1981年被任命为该乐团的终身音乐总监。
人们通常认为，我去洛杉矶工作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无穷魅力以及被它具有国际风范的浮华的电影世界所吸引。其实，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去洛杉矶是因为格奥尔格•索尔蒂临时取消了他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职位。
一直以来，我都把在洛杉矶工作的日子看成是一段紧张学习的日子。当然，我也乐于认识不同的演员﹑导演﹑电影制作人﹑歌手以及爵士乐师们，总之，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天才或是疯子都能在好莱坞找到。我虽然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但一想到不能照顾和母亲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孩子们，还是深感愧疚。毕竟，在我看来能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我深爱着我的孩子们，过去常常跟孩子们一起度过夏天。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去以色列度假。我和南希结婚后，去了很多地方探险旅行。还记得我们俩在克什米尔徒步旅行，再前往非洲，甚至还在亚马逊雨林逗留了两个星期。
我担任洛杉矶乐团总监时，这个城市的文化还非常落后，这也意味着乐团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和蒙特利尔一样，洛杉矶几乎也没有真正的音乐厅，更不用说拥有普通欧洲标准音效专供演奏严肃音乐的场地了。我们最早在洛杉矶演出的礼堂是浸礼会教堂的一部分，条件十分地糟糕。像著名的指挥家奥托•克伦佩勒﹑爱德华•凡•拜尼姆（EduardVanBeinum）以及布鲁诺•瓦尔特都曾在这样的礼堂指挥过音乐会，而我在那里和乐团度过了两个季度。
然而，和蒙特利尔不同的是，在洛杉矶动员当地的人们募捐建音乐厅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洛杉矶就是这样一个城市，那儿的电影明星、歌星以及好莱坞巨头如华特•迪士尼，还有其他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和慈善事业出一分力。
直到今天，不仅在美国﹑以色列，甚至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合资成立的乐团和私人乐团之间的主动性都有很大的差异。不可否认，这种形势有待改善，要想保持乐队目前的水平，还需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而对乐队发展的反思也势在必行。我本人是非常认同这种发展的。因为人们会学会珍惜自己努力后取得的成就，而如果一味地让权威人士来扶持这些发展，在公众看来这些成果就变得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