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规 方建新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从北宋中期开始，不少书籍都有著录，且在辗转抄引过程中，不断增益渲染，情节愈加复杂，以至广泛流传，历来史家皆深信勿疑。我们考查了有关记载，对照宋初的历史实际，认为此事大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丁谓（９６６ －１０３７）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９７８－１０３８）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说：
（赵普）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
《笔录》说：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后丁谓、王曾半个世纪的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从他的父辈庞籍（９８８－１０６３）那里听到“杯酒释兵权”故事，录入《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一中，比前人的记载更为详细，现摘抄如下：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 ？（“削夺其权”的“削”字，原误为“稍”，今据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二枙处藩镇收兵权枛条改）
考核上引三种记载，可以看到，在北宋期间，对“杯酒释兵权”的说法就很不一样，且多有抵牾。
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曲宴之说。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石守信、王审琦外，尚有高（怀德）、魏等人，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诸宿将“道旧相乐”的情况。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其源盖出于此。《记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此中显有缘饰。
其次，三书对这件事都未确指具体年月。据《谈录》所载，此事发生于赵普“在相府”期间。赵普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９６４）正月，故其事决不会出现于这一年之前。据《记闻》所载，又似出现在紧接“诛李筠、李重进”之后的建隆二年（９６１）。《笔录》既说发生于太祖“在位历年”，又称赵普为“相国”，像这样的大事，时间记载竟错乱如此。
第三，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亦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主兵似为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据《记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第四，对诸宿将处置的办法也不相同。《谈录》只说不令石、王主兵。《笔录》则称“寻各归镇”。《记闻》竟谓“皆以散官就第”，不再担任实阙了。
第五，不但三书对此事记载分歧，就是素以行文严谨著称的司马光在《记闻》中的叙述也是前后矛盾的。《记闻》著录赵普分析唐季以来兵革不息、国家不安的主要原因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解决的办法是“惟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显然，这是针对藩镇而言的。可是，紧接着却记述太祖如何在一次宴会后解除了诸宿将典禁军的问题。这不是互相抵触，难以自圆其说吗？
尤其令人无法索解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只字。对此，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附注中已经明确指出。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样值得当代称颂的大事，即王曾所谓“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云云，《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到了南宋前期，比司马光晚一百年的李焘（１１１５—１１８４）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书未加记载为憾，因此在《长编》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条中追书了这件事。内容主要是依据司马光《记闻》，并参考《谈录》和《笔录》两书。又把《记闻》末段的“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增改为：
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庚午（初九），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正文之下，李焘又注云：
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太祖与赵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军耳，岂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镇邪？太祖云为天子不若为节度使乐，是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也。及开宝（三）［二］年冬十月，乃罢王彦超等节度使，盖《记闻》误并二事为一耳。邵伯温《见闻录》又云王审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罢。不知同时罢者凡四人，初不缘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李焘认为宋初确有“杯酒释兵权”一事，并把时间定在建隆二年（９６１）七月初。具体内容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任命他们到外地当节度使，而不是罢藩镇。这里，姑且不谈这种解释也是与赵普关于削弱藩镇势力的建议毫不相干，即使如李焘所考定那样仍有很多矛盾。请看下列事实：
一、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置信。
二、石守信是在李焘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次年即建隆三年九月才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的。 对这个纰漏，李焘不能无视，只好在诸宿将“皆罢军职”之后，加上“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一句话。
三、王审琦虽在建隆二年被罢去殿前都指挥使，但在开宝二年（９６９）从征太原，还曾担任御营四面都巡检，统率禁军。
四、宿将韩重赟直到乾德五年（９６７）二月才罢去殿前都指挥使的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 开宝二年，又担任北面都部署，带领禁军出征北汉。
五、宿将刘廷让（原名光义）于建隆二年七月被任命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开宝六年九月罢。 其间，在乾德二年十一月，曾担任出征西蜀的南路大军主师，统领禁军由川东（峡路）进发。
六、宿将李继勋在开宝元、二年间还担任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带领禁军出征北汉。
七、宿将韩令坤早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即李焘所记“杯酒释兵权”之前的四个月，罢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出为成德节度使，但仍充当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管辖所部屯泊禁军，直到开宝元年死去为止，“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
八、宿将慕容延钊也是在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但在乾德元年还担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领禁军征讨荆南、湖南。是年冬，延钊卒。
以上七人，都是后周末年和北宋初年掌管禁军的高级将领，也都是拥戴太祖代周的功臣。前五人还是太祖“义社”十兄弟成员。⑧ 他们不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初一次酒宴后全被解除军职和统率禁军之权的。事实上，建隆二年七月之后，有的宿将如石守信、韩重赟、刘廷让等仍继续担任军职；还有的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王审琦、李继勋等虽在“杯酒释兵权”前后，陆续被罢去军职，但有时仍被任命带领禁军出征地方割据政权，或管辖所部屯泊禁军防守边境。
通过上述考释，我们认为，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杯酒释兵权”说，因出处不明，疑点甚多，在未取得确证之前，似不宜引用，否则易使宋初收兵权的措施简单化、戏剧化，背离历史事实。
（原载《文史》第十四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７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