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元金力
谈家桢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09年9月他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邮政职员家中；1930年在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32年师从李汝祺教授获北京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应现代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邀请，在他的实验室里，在知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谈先生时年28岁，应竺可桢教授之邀回国担任浙江大学教授。当时果蝇染色体的研究正处于鼎盛时期，谈先生在分析果蝇染色体倒位的类型、频率和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染色体结构差别与果蝇种群演化之间的联系。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对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确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日寇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期间，谈先生随浙江大学生物系内迁贵州湄潭，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学生在一个破陋的祠堂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显微镜观察果蝇和瓢虫，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么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谈先生于1944年发现了瓢虫鞘翅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丰富了人们对遗传规律的认识，这一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仍被列为教科书的经典内容。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谈先生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学术地位。
1948年，谈家桢先生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赴瑞典参加了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当选国际遗传学联合会的常务理事。会后，谈先生坚辞国外各方聘约，毅然回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百业待兴，人人奋力拼搏，为国效劳。此时谈家桢先生正值壮年，在学术界内声誉鹊起；再加上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遗传学研究处于进入分子水平的历史转折点，这理应是谈先生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可是，胸怀建业心，苦无报国门。那时，由于李森科主义肆虐，遗传学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以致中国之大，竟无一所高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基因研究也成为禁区。在此情势下，谈先生并未曲意迎合，仍坚持科学真理，以改授“达尔文主义”表示抗争；但韶华流逝，遗传学教学与科研留下了7年空白。这不仅使他个人学术成就的上升势头横遭中断，而且使中国的遗传学事业陷入绝境。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谈先生不失时机地大力宣传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积极廓清李森科主义的谬误流毒。最具战略眼光的行动则是1956年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招收大学本科生，并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室的基础上，于1961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根据遗传学发展的趋势，设置了微生物和生化遗传学、人类和医学遗传学、植物遗传学和进化遗传学4个研究方向。这些措施使复旦大学成为我国复兴遗传学、培养后备人才的摇篮。可是，严冬虽过，乍暖还寒。正当谈家桢先生从事在中国复苏遗传学的工作取得些许进展时，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派”的代表人物，仍不时遭到“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干扰。冷风袭人，遗传学一直处在“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象牙塔里的理论”和“工农生产实际”的斗争漩涡中，一直在政治干预和学术自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大革命”中，谈家桢先生难逃一劫，身心都遭磨难，遗传学又一次被打入谷底。
十年噩梦醒来，谈先生已是古稀老人。他仍然怀着对遗传学的深厚感情和执著追求，关注着学术发展的趋势，一心要使中国的遗传学与国际接轨。1979年，他邀请了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带领一个学术团队来到复旦大学开设了分子遗传学培训班，系统介绍建立基因组文库、分子克隆等前沿学术进展，理论讲授和实验操作并重，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使沉睡了十多年的中国遗传学一下子迈过了分子水平的门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谈先生不顾在高龄时动过胃和肠道两次大手术，拖着病躯远访北美、欧洲各国，广交新朋旧友，邀请知名科学家来华讲学，以及推荐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去国外访问、进修和合作研究，大大加快了人才成长的速度和提高了培养的质量，在弥合我国遗传学发展中断、人才断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谈家桢先生还十分注意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敏锐地看到分子遗传学对生产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在1984年推动在复旦大学组建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内从事基因工程高新技术研究的第一批实验室之一。同时，他强调产、学、研三结合，促进把学校的科研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1986年，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并担任院长。这是国内第一次把生物系改组成生命科学学院。
1998年，在谈先生的领导和筹划下，争取到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承办权。谈先生是这届大会的主席。这是自1899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一届大会，历经99年后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遗传学大会。通过会议，大大拓宽了中国遗传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交流沟通的渠道，也使国外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遗传学状况。
90岁高龄的谈先生仍敏锐地注视国内外遗传学界的动态，他对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严重外流表示担忧，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和提出相关建议，并获得首肯。在此基础上，使我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得以大踏步前进而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国内外学术界对谈家桢先生在遗传学领域中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给予他各种荣誉。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纽约科学院荣誉终身院士，还被评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等。1999年国际机构正式批准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使他名垂青史，与天地共存。
谈家桢先生是一位遗传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96岁寿辰时说： “对一名老师来说，学生就是财富”，“我有一大批学生，也就是有一大笔财富”，“看到学生的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老师为学生的成长而高兴，学生为有这样的老师而骄傲。人们常把老师比喻为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谈家桢先生就是在人生的殿堂中点燃着的一支巨大的熠熠生辉的红烛。他那坚持真理、笃信科学、仁厚待人、达观处世、提携后学、培育新人的大师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赋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前进的精神力量。
现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国驹博士倡议，谈先生在国内外的一些挚交、门生和友人，或述怀、或撷忆、或纪实，从不同视角撰文反映谈先生璀璨人生的各个侧面，结集成书。在稿件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李致勋和汪训明两位教授的帮助。
谨以此书作为献给我国遗传学一代宗师谈家桢先生百岁华诞的一份寿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