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开海峡两岸之遗传学交流及发展
潘以宏
于日治时代的台湾长大
我20世纪20年代在台北市士林出生，此地是山紫水明。学龄前后也常跑郊外，讴歌人生快乐。学龄到后，日本人老师横山增治先生非常好，慈爱快乐。当然学一般知识及日语歌，总之全都在吸收日本文化、日本事情。此时叫日本本土为“内地”。进中学后与日人共学，日人有优越感，但学校多数日人老师很好，很友善。中学后考进“台北高等学校”，此校真好，无日台分别，日本教授超一流，真是追求真理的高级学府。此时台湾人口500万～600万，此中可以进入台高人数每年文理科160人中台湾人约30名，我幸运的是其中之一。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前有满洲事件、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后台湾慢慢进入战争社会，但社会上的影响较少。
在台湾念完后，我渡海考进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医科 (1943年)，再有机会接触日本文化的精髓。但来日时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因为学生不太知，但日军败色渐浓，大学毕业修博士后回台。出发时台湾是日章旗，回台后变为青天白日旗，印象特别深刻。
此长久时光，我知我国大陆之事很少，不知国土之大部分名称，如万里长城等等，只听说大陆人多太乱，是无学术的不毛之地。总之，不识海峡相隔的我们的祖国。此时因为国共的政治斗争，社会紧张，大陆与台湾虽是近邻，但心理上感觉是遥远的，在台不可想大陆之事。
留日后回台湾
1956年我回台湾，满心要以学术提高社会，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科。我主要于遗传学的立场强调微生物学，20世纪50—60年代很奇怪的在微生物、病毒中一字也不提Gene之事，记得多次在外国著名的教科书中寻找Gene之字及其说明，但收获甚微。因我学医时特别注重遗传学，所以在台大上课及研究上也特别注意遗传学和从Gene角度来说明问题，此是我做出的很大贡献。
回台后因岛内情势不准前往大陆，只在金门服务医官时远望祖国大陆，此时第一次看到厦门，很振奋！在台湾有长达30年的戒严，所以与大陆的往来是不可能的。但时代快速改变，大陆的“竹幕”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卷起，大陆妇女也偶尔在东京等地看到，老妇人穿蓝色长衣，短发像女学生，印象深刻，一见即知大陆来的。我们远远可观察，当然怕有接触。
第一次在多伦多会面谈老师
1987年我有志创办中国台湾遗传学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Genetics，此会现改名为中国台湾基因体暨遗传学学会)，参加国际遗传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netics Federation，IGF）。 1988年在多伦多开会即有机会与谈家桢理事长会面。他慈祥的态度也印象深刻，但又怕过分接触回台后受罚。谈老师因要提高我们的学术地位常与包括日本科学家在内的外国科学家会面。此时谈老师也有意争取下一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承办权，我当然愿意全力支持在北京召开，但因与大陆人士第一次接触，相互沟通不足，加上我国际交往的经验不多，未能做出有效支援。IGF开会选下一次开会地点，有位外国科学家公开说大陆通讯落后、交通乱、卫生环境差，不符合开会的要求。我内心不满，但因不熟悉国际上的公关活动，未发言支援大陆，回想起来感到很遗憾。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政治上虽已不太联合，但它们在精神上、情感上之联系还是强烈的，它们在会场内外强力拉票。而我们与大陆的关系是同根同宗，但政治上分裂，外国也尽量离间我们。结果确定英国伯明翰主办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这是我与谈家桢理事长领队的大陆团体第一次见面，可是没有帮助他们取得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承办权。
第一次前往大陆参加中国遗传学大会
然后1991年有机会到大陆参加中国遗传学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大会。虽然地理上台湾与大陆只相隔一道海峡，但心理上却比距美国还遥远。此因为日治时代50年，再光复后国共内战50年无往来的关系。时代来临时，大大的冰块也有融化的一天。大陆开放约30年，但实际上的交流约20年。我很早即准备与大陆学者交流，所以郑州的中国遗传学大会的邀请来到时我十分欣喜地参加。在郑州与谈家桢理事长伉俪住在同一旅馆的对面房间，可以很方便地交往。他们伉俪大度宽容，平易近人。去餐厅用早餐时，我不敢走在老师的前面。老师用餐很快，我吃一半时老师已经吃完，师母笑笑对我说慢慢吃，今天想起来还有新鲜回忆。开会中的旅游可选西安与开封，后者比较近，所以前往。广大的平原中看到“开”字很高兴，今想起来老师也到开封是特意陪我来的。在开封街头与谈老师同座，无声但心意相连。会后，20～30位与会者及我徒步送老师伉俪到郑州火车站，有的带一大包米、有的带农产品作礼物，上车后开窗挥手道别，感觉祖国大陆的温暖气氛。
第一次到大陆，虽然很近及有很密切关系，但心理上却有如同前往地球角落的感觉。可见人为因素的影响之大。
在英国伯明翰争取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承办权
1993年在英国伯明翰召开的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我除发表学术论文以外，更重要的是支持北京争取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承办权。澳大利亚的悉尼也在争取。因中国大陆争取第17届失败，所以特别努力。我也与谈家桢理事长变熟了。投票前谈老师召开会前餐会，招待国际遗传学联合会（IGF）各国有影响的代表、 教授及一些学术界人士，此时我是中国台湾遗传学学会理事长，也参加餐会。开始前大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餐会上请说说话，最好讲英语。”餐会开始了，谈理事长坐在餐桌正面，压倒其他教授。开会后谈理事长说话了，他不是低头拜托的，而是说：“遗传大会的开会地点差不多都是在英语圈——美国、英国联邦各国开的，这不公平”。会开到尾声时主持人让我说几句话，我很紧张，心脏跳动加速。我说：“我是中国台湾遗传学学会的理事长潘以宏，大家知道我们虽由海峡分属两个地区，但属于同一中华民族的在北京的中国遗传学学会与在台北的中国台湾遗传学学会，一定心连心、手牵手地成功完成下一届在北京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短短几分钟时间，心跳得厉害。散会后，大家赞我说得不错，如果在会上强调北京与台北不和谐，5年后台海之波浪可能加剧，则极有可能产生不利的结果。
1998年在北京召开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前，英国干涉称“此时不宜在北京召开”，但国际遗传学联合会前会长加拿大约克大学Haynes教授出面说话，化解了抵制会议的危机。1998年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多位国际人士参与。特别演讲有加拿大徐立之的“囊性纤维化基因的克隆”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至今尚有深刻印象。谈家桢理事长是主席，陈受宜所长是秘书长。谈老师完成了“有生之年要在中国召开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心愿。我荣幸地当选为副会长，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谈老师伉俪带团第一次来台
老师足迹遍及全球，但唯一未能来台。1989年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等发邀请函请谈老师率团来台，此时还是戒严时期。从谈老师的著书中得知，“第一次要来台时，在香港的台湾当局的代表者‘中华旅行社’要他们写保证书，表示除学术以外，不做其他活动”。谈老师等拒绝后，从香港返回大陆。第二次因政治环境放松，终于率团来台(1992年6月8日)，此时谈老师已83岁，所以有了准备轮椅的笑话。访问期是8天，此次访台由沈君山校长、武光东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发邀请函，以及李远哲院士援助。其时我也是遗传学会理事长。首先在圆山大饭店迎接谈老师伉俪及其他著名成员，然后访问台湾大学医学院、医院。由中山南路7号台大新医院正门进来，我也立在台大医院大厅中央迎接。然后交我手信：“我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我们要协力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老师访台后我加强基因序列的电脑分析。
台湾对HGP的系统性贡献有限，但在水稻基因组计划中水稻的12条染色体中第5号染色体于2005年完成测序。此是“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的邢依禹教授等精英完成的，她也是台湾遗传学学会会员，可见老师访台的影响是巨大的。然后巡视完成不久的新台大医院，在台大医院院长室开欢迎会，访问在优雅和平的学术气氛下完成。在访问“中央”研究院之后，在分子生物研究所客满的演讲厅(一楼)中演讲，大家一致高声拍手欢迎。以后去拜访台北市士林的东吴大学，并与蒋介石的次男蒋纬国先生会面。最后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发表来台感言，我及多人与会。本是同根，由于政治分隔，日治时代50年，光复后50年，共100年，海峡两岸感觉如两个世界，只有两岸合作才有充足力量在与外国和平竞争中发挥中华文化的作用。此访台期间，报纸每天多有报道。我也从报上得知“基因”是谈老师命名的，此名真好！海峡两岸学术名词往往一方说东，另一方说西。Genome大陆说基因组，但台湾说基因体，唯一一致的即是“基因”，发音与意义都充分表述了Gene。
加强与大陆交流
以后大陆也快速开放起来，往来比较自由。所以我当理事长或名誉理事长时常有机会到大陆进行学术交流。——曾参加中国遗传学会在郑州、泰安、昆明(在昆明大会因要会面老师，带眷参加，但老师因健康原因未参加)的会议等等，也到无数的大学、研究所作学术演讲，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市医学遗传研究所及内蒙古遗传学会等等。
因我与大陆学界特别是遗传学界的广泛交流，作为台湾的四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其他三人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吴成文。并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
再于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我及长子潘扶适医师(芝加哥大学化学PhD， MD， 整形外科)被邀请参加，接受盛大的欢迎。我每次到大陆时一定拜访谈老师、师母，他老人家记得清楚并诚心欢迎。
由我主编的英文期刊Journal of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从1990年开始，每年9月号的卷头都有向谈老师祝寿的彩图。这本刊物出版所需的经费及论文，也是经谈老师介绍下，由“中央”研究院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两位主任杨宁荪及林纳生支援的。为答谢谈老师对我的关怀以及对遗传学发展和开启两岸遗传学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谨在台湾庆祝谈老师百岁华诞。谈老师之长寿是中华民族之福，也是世界的光荣。
（作者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基因体暨遗传学学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