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沛之
我的几位师兄，谈起浙江大学生物系在贵州湄潭唐家祠堂和浙江杭州阳明馆的时光，无不眉飞色舞，仿佛神仙世界。我进浙大生物系比他们晚，也很怀念在阳明馆度过的难忘岁月。
书报讨论
我进浙大生物系读研究生，是在1947年秋。开学那天，生物系开迎新会，欢迎我们四个新的研究生和几个本科一年级新生。那时系主任贝时璋先生还在欧洲出访未回，谈家桢先生以代系主任身份致词。他介绍了“贝先生办系方针”，是两句话：“重质不重量，宜博不宜专”。“重质不重量”的意思是学生人数少些不要紧，但质量要好。
那年新招四个研究生，除了潘瑞炽学植物生理学之外，另外三人都学遗传学，就是我和朱孝颖、周光裕。正式上课前，我们三人到谈先生家中去看他。他一边乘凉一边对我们说：“这学期我给你们开一门课——进化论。19世纪解决的是进化的证据问题；20世纪要解决的是进化的机理问题。”
遗传学实验室当然是谈先生领导，当时还有三位教师，是徐道觉、刘祖洞、项维。徐道觉资格最老，能力也最强。他是实际上的头头。他一开始就对我们三个研究生说：“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做实验。做什么实验随你喜欢，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会来管你。不一定要做遗传学，做别的也可以。” 他举例说，原来施履吉在这里时，就想研究地钱（一种苔藓植物）叶状体的背腹面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是光照还是地心引力。而当时徐、刘、项三人正在热心研究的也的确不是遗传学，可以说是动物行为学，是研究果蝇雌雄交配是靠嗅觉还是靠视觉来寻找对方的。这使我初步看到“宜博不宜专”的内容。
学期开始后，生物系雷打不动的制度是每星期一次的书报讨论。这是在一间最大的公用实验室内，全系教师、研究生和四年级本科生一起参加，由一个人主讲。他可以讲他本人的工作，也可以是介绍国外某人的一篇著作，也常是对国外某一方面的工作作综述。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讨论”了。这才是书报讨论的灵魂。我觉得这是最能锻炼科学质疑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另外，书报讨论也可能引起新的实验研究方向，或者对某一研究方向作可行性探讨，但我觉得那还只能是偶然的，还不一定是主要目的。
那一学期第一次书报讨论，主讲者却不是生物系的师生，而是农学院蚕桑系的蒋天鹤先生。他过去也在生物系工作过，而且后来在1951年又调回生物系，但那时的编制却在蚕桑系。生物系和农学院各系的关系始终是极其密切的。蒋先生当时刚从法国进修回来，他主讲的题目是“RNA”（核糖核酸）。这是他在法国做的工作。当时还没有“分子生物学”，还没有人知道RNA的真正意义。蒋先生介绍的只是用组织化学方法测定RNA在生物体各部位的分布，以及一些初步结果。他介绍了“翁那染色法”，即用孔雀石绿和派洛宁红复染，细胞核染成绿色，RNA染成红色。我把他在黑板上写的染色液配方抄下，立刻就做。可是这方法要完整地做，要真正得到结果，还须用RNA酶来做对照实验。某一部位，如果在未用酶处理时可染成红色，酶处理后此处不染成红色，那才能证明这是RNA。可是我们没有RNA酶。两年后，我在国外杂志上查到RNA酶的制备方法，却仍未能自己制备。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做实验，条件实在太受限制了。
今天当然知道，那种方法所测定的，其实是rRNA，测定的是核糖体的分布。像mRNA和tRNA这样单独分散的分子是测不出来的。蛋白质合成越是旺盛之处，rRNA越多。这是最粗浅的结果，但我却从此知道了DNA和RNA。
书报讨论的基本精神是质疑。主讲者如果是介绍外国人的工作，他并无责任为原作者辩护，他自己就可以提出疑点。参加讨论的人可以提出各种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意见，也可以是引述别的有关著作来作新的启发。有时也有人插上一个纯粹的笑话来活跃气氛，但重点是在质疑和启发新思想。讨论会没有形式上的“主席”，但凡是有贝先生或谈先生参加时，他们在实际上起着引导作用。当别人提不出什么意见时，他们似乎有责任要提出些见解。当然，他们知识比较广博，也的确常能提出启发性的见解。有一次，讨论到最后，贝先生讲了一句：“我相信这位作者以后会改变他的结论的”。我听了，也不知道贝先生何所见而这样说。可是过了一年多，又一次书报讨论，贝先生最后又讲了这么一句。我这才恍然：他在自己想不出别的疑点时就讲这样一句，以鼓励学生来质疑。当然这至少要隔一两年才可重复一次，主要是对四年级本科生起作用的。
生物系师生人人都要轮流担任主讲，但“优先”的是研究生和四年级本科生，他们每年必须轮到一次。但因生物系学生人数很少，每人一次是绝对排不满一年的。因此全系从正教授到助教都要轮到，名次是抽签决定的。由于教师各有专长，或者说各有兴趣，而讨论会又总是全系一起参加、一起讨论的，所以这个制度也真正保证了全系师生的“博”。对于比较好学的人来说，在书报讨论中听到一种新东西，以后在浏览国外期刊遇到有关的论文就可能加以注意，并有可能吸收。
浙大生物系本科四年级是不做毕业论文的，以书报讨论代替毕业论文，学分数和毕业论文一样。我想这是贝先生的决定，而为全体教授都同意的。这个办法是否合理，今天可以讨论。但以我这几十年在大学的观察，觉得这个办法合理之处颇多。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大学教学方法学苏联，本科毕业班必须做毕业论文，有“形式”而无实效之处真不少。想来当时浙大教授已看到毕业论文容易流于形式，毅然决定改变，多年来确有实效。浙大生物系毕业生不少是一毕业就离开浙大，去别处工作，大多在工作能力上有较好表现。四年级学生在准备书报讨论主讲时，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自己找导师，请导师指定一篇或几篇国外论文。那必是精读的了。何况这一年每星期都要听别人讲，也听老师们讨论，自己也要思考，因此受益匪浅。
好像是在1954年，我听到有人转述华罗庚先生教导青年怎样读外国论文。他说，你读了别人一篇论文之后，就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做这个工作，要你来做，你会怎样着手。这样一想，就会看到差距，就能提高自己。不知我听到的转述有没有错，但我当时就觉得和我从浙大学到的不同。人家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何必还要假定他没有做过？按照浙大的思想风格，应当是：人家做了这个工作，有没有错？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你能不能在他这工作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我承认华罗庚先生那种想法也是有用的，但浙大的想法更积极。
以实验室为家
大概在1962年，盛祖嘉先生向复旦大学遗传所的青年教师提出，要“以实验室为家”，最好是每天晚上和节假日也要到实验室来。当时的青年师生觉得很新奇。其实这是老浙大的传统风格，也许以生物和化学两系为最明显。我1947年进浙大时，浙大还只有三座教学楼，名为阳明馆、黎洲馆、舜水馆，到1948年才又造了一座存中馆。阳明馆最大，是三层楼房，为生物与化学两系合用。一楼是化学系，二楼是生物系，三楼则东半为生物系、西半为化学系。一楼和二楼，晚上经常是灯火通明，都有人在工作。这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记得1950年春，物理系王淦昌先生和生物系贝时璋先生都已被决定要调出浙大。王先生先走。在他离别那天的前夕，他不知怎么似乎想到阳明馆晚上还有人在工作，就请贝先生（可能还有化学系系主任）陪他来阳明馆，和还在一楼、二楼工作的教师告别。敲门到我的房间，我正好在。贝先生就向我说明，王先生要调离浙大了，今天来看看大家，和你们告别。我那时是很不会讲话的，不知说什么好。王先生和我郑重握别。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不仅因为我对王先生的敬仰，而且我那时刚好一方面在做石蜡切片染色，一方面在操作间隙还在看一本书看得来劲，是对我后来思想有重要影响的、谈先生从美国带回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现代世界》论文集，正在看其中有关人口问题的一篇。此事以后再说。我只想说明，“以实验室为家”的确是浙大理科的风气。我们晚上在实验室工作之后，喜欢到邻近庆春桥下一家面馆吃面，有时还喝一点酒，是很大的乐趣。不过也要承认，这风气在建国以后逐渐消失了。
“以实验室为家”是学术空气浓厚的表现。当时，整个生物系的学术空气可以说是很浓的，但各实验室也不完全一样。像三楼董聿茂先生的动物分类、二楼仲崇信先生的植物生态和吴长春先生的植物分类，他们在学术上都很积极，但不需要晚上来实验室做实验。最喜欢泡实验室的是遗传组和胚胎组。贝先生也常常在晚上来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工作。
泡实验室主要是做实验工作，那总要有实验工作可做，要有实验的“想法”（idea）。遗传组和胚胎组的特点是“想法”丰富，都是从当地（杭州）的生物材料得到“想法”，而且有多年的积累。胚胎组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再生，材料有涡虫和水蚯蚓。在灵隐寺门前的小溪中，在上游吊一块生牛肉，下游的涡虫很快就全部集中，一次可采到不知多少。贝先生在抗战前就研究的轮虫和醋鳝（醋线虫）的细胞恒数性，后来因缺少新的“想法”而未继续深入。但今天在国际生物学上大出风头的优雅线虫或译作秀丽新小杆线虫（C。elegans）也就是以其细胞恒数性为其有利条件的，那么中国这些材料应当也是可以考虑做新的开发的。还有一个极有兴趣的材料是丰年虫的“中间性”现象，即个别雌体具有一些雄性的性征，个别雄体具有一些雌性的性征。也许有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个问题交给三楼动物组的胡步青先生去研究，遗传组一点也没有参与，也许因为遗传组自己的“想法”已经够丰富了，已经来不及做了。直到1948年春，胚胎组健将朱润才想起要观察丰年虫的性染色体。也是一个星期天，朱润捧了一架显微镜走进我们遗传实验室，徐道觉、刘祖洞、项维和我都在。他给我们看显微镜下的图像，是他做的丰年虫精巢醋酸洋红压片，找到的减数分裂中期Ⅰ的图像。他认为全是正常的同型二价体，没有异型二价体，也就是没有XY型的异型性染色体。他请我们复核。我们几个轮流看了，都同意他的观察。这是星期天实验室生活的一件小事。朱润说，星期天在家里也无聊，还是来实验室开心。星期天在实验室的闲聊就更自由了，也会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遗传组的工作是集中在群体遗传学，就是研究野生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在时间上（季节性）和空间上的变化。材料包括瓢虫、果蝇、摇蚊、单生蝗虫以及人类。这些材料的发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徐道觉。群体遗传学工作常常要有一点数学分析，而刘祖洞在这方面比较擅长，他和徐道觉两人是黄金搭档。在人类方面，调查ABO血型、色盲，还有卷舌能力，即能不能用嘴把舌头前方左右两边向上卷起，成一较深的沟，有人能，有人不能。这是一对基因决定的。调查到生物系一位钱姓女生时，她说她非但能卷，还会“翻舌”，就是把舌尖向上翻起，复折在后面的舌体上。徐道觉就请她表演，并且带她到照相馆去拍了张照。以这张照片为榜样，在杭州人群中展开调查，得到不少家系的资料。论文在美国《遗传》杂志上发表，并配有这位钱姓女生展示翻舌的大幅照片。
群体遗传学这个方向，是20世纪40年代初，谈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写信回来告诉徐道觉的，说现在国际上很流行。群体遗传学是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内容，很有科学价值。徐道觉本是浙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1届毕业生，谈先生留下他作为自己的助教。他对昆虫材料特别熟悉，而且实验能力很强。他在瓢虫和果蝇方面贡献都很大，又在摇蚊的野生群体中发现有唾腺染色体的倒位多态，还在单生蝗虫群体中开展“超数”染色体（比正常染色体组多增出一条）的研究（这里也有施履吉的贡献）。这样，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把群体遗传学研究开展得轰轰烈烈。只可惜当时浙大实验条件太受局限，尤其杭州夏天太热，所有这些动物（除了人类）都无法在杭州养过夏天。这对遗传学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最多养了几代就完了，过了夏天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有些材料失掉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好在野生群体总不会灭绝，这也是浙大人要做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但工作水平毕竟大受限制，因为群体遗传学至少在工作的最初阶段，是要有杂交试验来阐明遗传机制的。
1948年夏，我回上海过暑假时，带了一瓶瓶的果蝇，借用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条件使它们安全度过夏天，开学后带回了杭州。刘祖洞因此在校刊上写了篇通讯《果蝇避暑记》，得了稿费，买几根油条大家分吃了。
转眼就到了1949年5月，解放军开进杭州，浙大教师都很欢欣。但苏联的李森科假科学也立刻进来，依仗政治权势而压制整个中国生物学，当然首先是遗传学。此时刘祖洞已去了美国。研究生中朱孝颖早在1948年夏天就去了美国；周光裕在1949年杭州解放后被招聘到哈尔滨。遗传实验室内只剩项维和我两人。我们虽仍把“以实验室为家”的习惯保持了两年多，但一时都不知现在该做什么研究工作，只是摸索，东做西做，没有明确的工作方向了。
“现代生物学”
我1947年进浙大时，物理学从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早已深入人心，在物理系助教和研究生的书架上放着英文的物理学教材Modern Physics。他们用牛皮纸包好封面，书脊上用毛笔题着“摩登物理学”。生物学的“革命”尚未开始，那要到1953年才开始。在1947年，生物学可以说是处在“革命的酝酿阶段”。这酝酿阶段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应推大物理学家薛定谔(Schrdinger)那本奇妙的小书What Is Life？ 此书在生物系图书室内有两本，一本英文、一本德文，都已被人翻得很旧了。可是我在第一学年（1947年秋至1948年春）却对此书一点也没有注意。直到第二学年（1948年秋），贝时璋先生开出新课“现代生物学”（这就是“摩登生物学”了）。他一上来，八九堂课大讲薛定谔此书，这就把我从思想上带入当下的“酝酿阶段”，可以说是“思想到位”了。
这门课的教室就是生物系最大的公用实验室，就是书报讨论所用的那一间。系里除了谈先生和董聿茂先生之外，全都参加听课。正教授如仲崇信、江希明，都是从不缺席，认真记听课笔记。对我们三个研究生来说（朱孝颖已去了美国），这门课是规定的必修课，算学分，要考试的。
贝先生这门课，在开始部分讲了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之后，其余部分主要是讲亚显微形态学，主要取材于荷兰植物学家弗莱·维斯灵（Fry Wyssling）的《亚显微形态学》一书。当时电子显微镜技术还很不发达，书中讲电子显微镜研究成果极少，主要是讲X线衍射和偏光显微镜的原理和研究成果。X线衍射法后来在研究DNA分子结构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当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薛定谔在他书中的许多奇妙论述。
例如，他对遗传物质的猜测。他想遗传物质一定是很稳固的。（这真有道理。）他说，物质中最稳固的有3种：①金属；②结晶；③分子。我刚听到这种说法真觉得太有趣了。这真是物理学家的想法，化学家大概不可能这样想。金属稳固吗？铁和铜不是都要生锈吗？结晶？食盐结晶和蔗糖结晶不是都会溶解于水吗？至于“分子”，大多数分子都是会参与化学反应、发生化学变化的。我想，薛定谔的意思是：如果不参与化学反应，那么这三种物质结构都是最稳固的。最后，他猜测遗传物质应当是一种“非周期性的结晶”。
在今天看来，他这些猜测还是可以令人深思的。DNA分子的稳固性是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的。DNA分子可以保持几千万年不变！不是有人在设想“克隆恐龙” 吗？他在猜测遗传物质时，如果不说“非周期性的结晶”，而说是“非周期性的高分子”，那就完全对了，那就真“神”了。不过说“结晶”也还有点“神”的地方。后来到1953年，分析DNA分子结构所用的实验方法正好就是分析结晶所用的方法——X线衍射。而“非周期性”的提出，我认为也是很天才的。当时所知的结晶都是周期性的；当时所知的高分子也都是周期性的，如各种合成纤维等。在1953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还猜想DNA分子是周期性的！DNA中只有4种核苷酸，很容易想到它是和尼龙（锦纶）分子一样也是周期性的。问题在于：遗传物质必须有多样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基因的种类非常多。但周期性的结构不可能有多样性，必须“非周期性”才能有多样性。所以薛定谔提出“非周期性”。他当然是对的。
他为什么说是“非周期性的结晶”而不说“非周期性的高分子”呢？我想这是受当时一般人思想的牵制。谁都知道遗传物质必须能复制，或者说增殖、生长（同质生长）。而在1953年之前，人们所能想象的同质生长只有像结晶那样的生长，原有的结晶结构决定了新生长的结晶结构。我想这是薛定谔想到“结晶” 的原因。至于像DNA双螺旋那样，分子有阴阳两半，阴生阳、阳生阴，这样的“分子复制”在1953年之前从未有人想象过。我至今认为这是双螺旋模型作者的最天才之处。
无论如何，说薛定谔此书是分子生物学准备阶段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可以当之无愧的。科学需要猜测。重大的、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尤其需要大胆而新颖的猜测。科学猜测大多不会完全对，但往往猜错之处也能对后人有启发。今天科学仍在前进，面前还有好多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重温当年薛定谔对生物学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猜测，在今天还是有点意思的。
学期结束要大考，我也要考的。记得好像只有两道考题，但很难，我简直不知该怎么答。其中有一道题，大意是：试论生物学中的“放大器效应”（amplifier effect）。这是薛定谔书上提出的，意味着生物学上常常最初很微小的一点点变化， 例如基因突变，最后可以“放大”为很大的变化，如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重大变化，甚至整个生物群体的变化。薛定谔只提出“放大器效应”这个名词，并没有作多少说明。贝先生在课堂上也讲得很少。我只好把平时很粗浅的一些想法写上去交卷。考完这门课就是寒假，我就回上海家中，家中还有四弟翼之。过了几天，项维也来上海探亲，和我在复兴公园会面。他告诉我说：贝先生对你的考卷大为赞赏，在系里到处讲，说高沛之不但写了我讲的内容，还加上许多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觉得很有趣。我知道我的考卷上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参加考试的一共只有6人：3个研究生和3个四年级本科生。6人中大概只有我还在听课之外去阅读贝先生所取材的外文原书，只有我平时还常对各种生物学问题胡思乱想，听了贝先生讲课之后更是想得多些。这样，我的考卷就比较突出了，如此而已。
寒假后已是1949年春，杭州局面更加混乱。贝先生还要继续讲他的“现代生物学”。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再讲几堂课，所以这次不算正式课程，大家自由听讲，而教室里听课人数也未减少。贝先生见了我也一字不提上学期考试之事。可是在这学期第一堂课上，他对上学期的课作了很长的回顾，却使我感到，可能他已把我的考卷给王淦昌先生看过了。因为他说，上学期有些问题已和王淦昌先生讨论过，王先生看法如何如何；而这些问题大多是我考卷上写的。例如，我大致知道放大器是一种“装置”，就说生物学中也是“结构”最重要。我又比较了原子核反应堆中的连锁反应，那一个个连锁发生的反应都是“同质”的，一个中子打进原子核就打出更多的中子，越打越多，最后原子弹爆炸；生物学上的“连锁反应”是不同质的反应，一个反应引起另一个不同质的反应，效应越来越大，等等。这些实在是很浅的想法。但在生物学当时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我的这些想法也引起了两位大师的兴趣。
贝先生这门课对我的影响极大。尤其是他毅然开设国内从未有人开设过的新课，这种学术勇气更是我一生的榜样。唯其“博”，才能看清科学发展的主流和前景，看到中国科学和国际科学有差距，就要力追。尽管个人力量极其有限，也要力追。
我转向植被调查
1949年，我们单身教师和研究生的集体宿舍叫“忠斋”。有一天，同楼的化学系助教商燮尔拿到一张东北出版的报纸，刊载着李森科1948年在全苏农业科学院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全文。他说“摩尔根遗传学”已经完全被批倒了。我真是初生之犊，花了两个晚上写了一篇文章，把李森科的“报告”全面批驳，而且火力还扫到苏联的科学制度。商燮尔是卢嘉锡先生的高足，他是很倾向革命的，不知当时是否已是共产党员。在此之前，我们同楼青年教师已经组织过解放后第一次政治理论学习，第一单元是学社会发展史，商燮尔任我们学习小组的小组长。在学习中我和他相处很好，我们年龄相仿，都是理科的。
我写了文章之后就拿给谈先生看。他那时也还是书呆子，竟说可以拿到《大公报》上去发表的。这我倒知道，我是不会投稿出去的，而且也自知写得不成样，完全不考虑语气态度，一味感情用事。不过这篇文稿不胫而走，商燮尔也看到了。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人家是新的科学理论，怎么能用全部旧的东西向它压上去！”我只能默然。他的话从局外人角度看是极为合理的。我想我只能等待一段时间了。
那时，我的研究生学业不了了之，差不多两年了，可以说是完成了。另外两个同班研究生，周光裕和潘瑞炽，也都在等待工作，不久也都接受外地的招聘出去了。我却拖了两三个月没有分配工作。虽然我也已听说我是要留系任助教的，可是聘书却迟迟不下来。有人对我说，一定和我写那篇反对李森科的文章有关。我真是不懂世道，也没有考虑个人利益。不过后来聘书也终于下来了。我很多年以后再想起，当时对是否让我留校大概是有争议的，而且也是有人为我承担责任、承担压力的。但我也知道这种事不必我自己乱猜乱想。
当时我暴露出来的“反动”思想不只是这一件事。在和北京大学的二弟望之通信中写了一句：“日丹诺夫死了！我很高兴。”望之拿给北大的朋友看，他们笑着说：“反动！反动！”另一方面，我的一些“进步”思想也可能有点个性特色，只是这些思想能不能真正称为“进步”，也许还有商榷余地。我第一次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是学社会发展史。我过去自己读过各种西方哲学著作，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唯物主义，等等。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我就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从人类的历史和现状来思考人类的未来”。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所有别的哲学都不同，而且比所有别的哲学都合理，是最合理的。
可是，我在科学上怎么办呢？真是不知该怎么办了。那时刘祖洞也已出国，遗传组只剩项维和我两个人。前面讲到1950年春，王淦昌先生夜访阳明馆，和生物系和化学系教师告别时，我正在做石蜡切片染色，那是做狗的星状神经结，染高尔基体。那是一点目的也没有的，也许是想到项维可能开细胞学课时有用吧。后来我就转向组织化学。这在生物系原来也学过一点。1947年蒋天鹤先生介绍RNA的组织化学，是我对这种方法的最初接触。后来知道，朱润在研究水蚯蚓的再生时，也用组织化学方法测定再生部位的巯基(—SH)，也就是半胱氨酸。到了1950年，我们得到一本国外的组织化学新书，我就开始做起来，心想这方面工作暂时还可以和“遗传学争论”无关。结果之一就是我在《科学记录》杂志上那篇细胞色素氧化酶的文章。
但是我知道，组织化学做下去，还是不免要和“遗传学争论”挂上钩的。而对李森科假科学一时还不可能反攻。此时，通过和仲崇信先生的闲聊，我逐渐决定转向植被调查。我在1947年秋季（进浙大第一个学期）就修读仲先生的“植物生态学”课程，其间，仲先生也多次带学生到杭州附近地区（余杭、临安等地）做植被调查。还有一次带我们到西天目山去了几天。那次生物系一起去的人数不少。谈先生也有兴，也带了项维去采集果蝇。谈先生本来也早有设想，想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地方争取一点经费，买一辆多功能厢式车(fan)，用来在浙江各地采集果蝇。不过那时仲先生在研究工作上很孤单，他有一个研究生即潘瑞炽，是学植物生理学的，对植被没有兴趣。仲先生也没有植被方面的助教。
到了1950年，杭州的社会秩序已很安定。生物系原来的“主流”，即胚胎组和遗传组，工作已经涣散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贝先生也常在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难得来杭州。而原来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植物组的教师，倒最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科学工作。杭州自然条件特别好。仲先生的野外植被工作虽然只限于杭州郊区、公交汽车可到之处，那也有不少地方了。从北山区的黄龙洞、紫云洞、玉泉、灵隐、北高峰、天竺，到南山区的龙井、南高峰、烟霞洞、满觉陇、虎跑、玉皇山，乃至九溪十八涧和云栖。一个星期出去一两次，每次去一个地方，那么杭州这么多地方也有得好轮了。而且仲先生后来逐渐想到可以继承竺可桢校长对物候学的兴趣，那么连续性地记录杭州植物的物候变化，也是有科学价值的。再者，植被工作和植物分类工作不同。植物分类学家在野外采集标本，一定要有花、果才有兴趣。回到标本室鉴定植物种类也一定要靠花、果。在野外，看到某种植物，如果因为没有花、果而不能鉴定，那不算“失职”。植被工作不同，最好是要在各种植物的任何生长阶段都要能识别，从幼苗到落叶以后。哪怕只有地上一片落叶，也最好能认识。因此，像仲先生这样在杭州郊区做经常性的连续观察，是很有好处的。此时仲先生也没有开植物生态学课，也没有植物生态学的助教，也没有研究生。他只能一个人跑田野，一个人做记录，是很孤单的，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另外还有植物分类学家吴长春先生，他也是乘公交汽车跑杭州郊区，背了标本筒采集标本。他们两人不一起出去，因为工作性质不同。仲先生在田野是观察、记录，有时也把一片叶子夹在本子里带回；吴先生在野外是采标本，只简单地记下标本的产地、生境。回到生物系，他们两人也常交换一些关于杭州植物的新知识，这也是真正的乐趣。那时生物系里倒还是他们两人最有劲。
仲先生就逐渐和我聊一些植物生态学，有时向我介绍外国的自然地理著作，谈论国内外的水土保持，尤其是国内逐渐开展的植被调查，使我知道植被调查在国内已逐渐红火起来。有些项目是集中国内名家合作的，例如海南岛为防护林种植计划而作资料准备的植被调查等。植物组的王日玮先生对植被也有一定兴趣，他在政治上倾向进步，很赞成科学工作要联系生产实际、联系国家建设。他对我也有不少影响。不过我的思想还稍为复杂些。我坚信李森科假科学终究要破灭，遗传学以至全部正常的生物学必然会恢复。而植被研究和群体遗传学有很大关系，不仅和植物的群体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有关，而且研究动物群体遗传学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是喜欢做一点植被工作的，包括谈先生的老师杜布赞斯基。我就想，我现在做植被工作倒很好，既在目前对国家建设有用，将来也可能由此转向进化生物学。虽然群体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不能说是我最感兴趣的方向，但当时顾不了这么远。我就向仲先生提出，我和他一起跑田野。他当然极为高兴。我虽然在大学本科学过植物分类学，但那一点点分类学基础对植被工作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又主动向吴长春先生提出，和他一起搞植物分类学。他也极为高兴。于是我跟着两位先生跑田野，每星期2~3次，跟吴先生1次，跟仲先生1~2次，我跟他们两人学了很多。
到1951年秋季，仲先生招收了一名植物生态学研究生，就是项斯端。她是浙大农学院园艺系应届毕业生。于是她也和我们一起跑田野，也是每星期2~3次。她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分配到浙江师范学院生物系，后来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她在1958年3月和我结婚，但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到1968年，“文革”期间，她在政治压力下和我离婚。此是后话。
我在1952年调到上海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参加浙江省林业厅进行的浙东森林调查。这是林业厅和浙大合作的，我想是仲先生推荐我参加的。他问我是否想参加，我同意。调查队员的主体是浙大农学院林学系的学生，可能还有专科学校的学生，不知为什么没有林学系的教师参加，可能他们有别的事。共分三个队。仲先生带第一队，项斯端也在内。吴长春先生带第二队。我带第三队，生物系植物组助教陆廷琦也在这一队，是我的副手。我这一队是调查浙东海岛，即舟山、岱山和普陀山。这次也可以说是对我做植被调查能力的第一次考验。1952年秋，我已在上海复旦大学时，浙江林业厅的业务干部温太辉有一次来复旦，还向我提起说，那次森林调查，三个队的总结，以我这一队的总结最使林业厅满意。我想这是因为我那时已比两位老先生少一点书呆子气，有点会考虑到政府部门的需要。不过在那次出发前，仲先生特为关照我，要特别注意普陀山南坡的植被。我到了那里，才知道仲先生的用意。因为舟山、岱山的野生森林都已被破坏得很厉害，只有普陀山的植被还保存得比较好，而南坡阳光好，南坡的植被最能代表该地区植被最高的发育状况。这在植被科学上是重要的。仲先生是三个队的总把关。
1952年暑假，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浙大生物系的教师分散到好几个学校，很大一部分人到浙江师范学院生物系，到复旦大学的也不少，还有一些到浙江农业大学，仲先生到南京大学生物系。“浙大生物系”不再存在，直到很多年之后。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