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毛泽东的一段“西湖佳话”
李建树
为了撰写《谈家桢传》，我自2001年年初开始采访谈家桢院士。有关谈老与毛泽东主席交往的几段“佳话”，则要从1956年8月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说起。
且说自1956年8月到1957年3月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大家弹冠相庆，以为可以大干一场了。
也正是在这种知识界普遍感觉和风送暖、寒气消退之际，却不料风云突变，一场反右政治风暴掀起来了。到这一年的5月，早春天气一变而成全国都在“大鸣大放”的大热天。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上海紧接着召开十余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每次安排二三十位像谈家桢那样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参加；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鼓励鸣放，“对党提批评意见”。然后是1957年5月11—20日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大会破天荒地安排了8天发言，进行大鸣大放。
6月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这是为什么？》的评论员文章，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打响。6月26这天和其后几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干部大会，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精神揭露知识界右派以向党提意见为名利用大鸣大放向党猖狂进攻的种种表现，“大批鲨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已是时候”。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执笔写的不署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敲定“反右”的重点是章罗同盟。所有曾在会上会下或书面提过批评意见、揭露不公或申诉冤屈，甚至私底下发发牢骚的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成了待锄的毒草，成千上万有胆识和真才实学的社会精英纷纷中箭落马。
当年的情形大致如此。那么像谈家桢那样的一批大知识分子又当处何境地呢？旁的且先不说，就比如谈家桢在青岛会议期间的那一次开怀畅饮和大发议论，就曾刺激过一些人的神经，心里常戚戚不悦，有的甚至还跑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那里去告他的状。幸亏那位陆部长相当开明，说：“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几句？”
1957年“帮助党整风”开始时，上面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谈家桢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他单纯地想：“百家争鸣”么，自己既成一家，又是民主党派成员，当然应该有啥说啥，所以就积极地参加了“鸣放”。
谁晓得自己所提的那一些诚心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后来却被定性为“反苏”、“反党”言论。最后之所以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应当说，在关键时刻，是毛泽东拉了他一把——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的代表，也光荣地出席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开幕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谈家桢等几位科学家。当谈家桢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当谈家桢走近毛主席时，毛主席伸出手来与他紧紧相握，站在一旁的陆定一部长连忙作了介绍，这时主席显得更加兴奋起来，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握着谈家桢的手，并用力地摇着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主席的这一句招呼，如春风扑面，让谈家桢这位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激动得双眼都湿润了。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毛泽东虚怀若谷地一一征询了在座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问及谈家桢时，一向爽直的他着重汇报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以及此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出现的好气象。毛泽东听后鼓励谈家桢一定要将遗传学研究开展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的确有点不大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主席的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立志要将祖国遗传学事业搞上去的信心也更足了。
接下去的谈话更富戏剧性，但在具体叙述之前还不得不先说一件发生在此之前的事。就在这晚接见之前，有一个座谈会，当着毛泽东的面，谈家桢的同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生物学部主任、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童第周曾找谈家桢说起，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需要，要扩大改建成一个趋于完善的遗传研究所，这个所的所长一职已考虑请他出任，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放。
那天晚上，杨秀峰提出的理由也是振振有词、直令满座为之动容的。杨秀峰说，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不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而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人才都挖去了，长此以往，高校怎么发展？说着杨秀峰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当众宣读，历数建国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多少人才，说是“让事实说话”。
郭沫若听不下去了，他连忙站起来朗声说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应该支援，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
一时间二老各执一词，旗鼓相当地争执不休。有意思的是这二老的听力都不好，俗谓“耳聋”，耳聋的人总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他们说话，所以嗓门就大，何况双方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情绪激动，争辩之声更其抑扬顿挫。人们屏息静听，又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教事业发展而争人才的举动所感动，所以有人便将此番争论戏称作“二龙（聋）抢珠”。
一直倾听着这场争论的毛主席开口了，他看看老朋友郭沫若，又望望老部下杨秀峰，忍俊不禁地摆摆手，风趣地说：“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挖人。”
毛主席一言定乾坤，谈家桢没被郭沫若“挖走”，自此开始便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了。
谈家桢晚年忆起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首先就说到这一次的接见以及他的“一言定乾坤”，说是毛主席“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他回上海后的胆子就更大了，“大炮”脾气更是一发而不可收，逢会必“放”，尤其在关于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科学院机构建设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虽然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当时，他的一些意见并不能为领导所接受，尤其像“学习苏联”的问题，当时至为敏感，动不动就有可能被扣上“反苏言论”的政治帽子。刚刚受过毛泽东接见的谈家桢还算幸运，但当时主持华东和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却并未彻底放过他，还留了顶“内定右派”的帽子在手中。
形势的确颇为严峻。
时任上海市委文教部长、分管上海教育卫生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不断地向谈家桢打招呼，叫他小心、小心再小心，要“三缄其口”。据说柯庆施手中是有份右派名单的，政治界、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都有代表人物或叫头面人物，自己的名字是否在里面呢？谈家桢不得而知，但当初与他一起去京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上海四名文艺界代表，除赵丹外，另外三位吴茵、石挥和吴永刚均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真是好险哪！
然而，谈家桢还是有点想不通：毛主席鼓励我不要怕，我就大胆说了，而且自己真的是一片诚心，说的都是有利于改进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意见，何错之有呢？
正在他担心不安之时，毛泽东来到了上海。
那一天，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会议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在上海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代表。
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于无形中就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然后是半年之后的1958年1月6日的一个傍晚，谈家桢刚在家里吃好晚饭，突然又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
什么事？开会还是会见客人？未等谈先生想明白，上海市委统战部专程来接他的小车已到了家门口。到统战部后才看到来的还有一位也是在复旦工作的周谷城教授，另一位则是新民晚报社社长、著名杂文家赵超构先生。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这样的三个人见面就不免“惊疑参半，面面相觑”，心里不停地在那儿打小鼓：“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不敢多加议论，一切听天由命。
驱车去机场的路上，经过复旦大学宿舍门口时，谈家桢要求停车，他下来与传达室的师傅打了下招呼，托他转告家里一声，自己出差去杭州了。及至进入位于江湾的大场机场，登上飞机一看，发现飞机上的陈设竟与照片上的毛主席专机一模一样，这才猜到可能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心里不禁一阵激动。
飞到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再从笕桥机场乘车到里西湖的刘庄，都已经是子夜了。
关于毛主席的这一次召见，张林岚在其所著的《赵超构传》一书中是这么说的：“高处不胜寒，做领袖的人大约也是最孤独的人，希望不时有个把能够平等相待的朋友，谈天说地，说说闲话。”又说：“在杭州避寒的毛泽东刚刚抓了浙江的反右派运动和党内斗争，松了一口气，很想找二三个朋友讲讲闲话，松散一下紧张了很久的精神。随即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上海，用他的专机接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三人去西湖玩玩。”
汽车一到刘庄，毛泽东便已经在客厅的门口亲自迎接了。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见面，并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将你们找来，耽误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建国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米，因戊戌七君子之领袖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生前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三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只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唯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四人团团坐了，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纵谈横论，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比如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他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想教育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疥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五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二，是不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一席话听得赵超构频频点头称是，承认自己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确实犯了这个毛病，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毛泽东趁机劝导三位学者：“你们以后要走出书斋，经常到下面去走走，多接触工农群众，接受教育。”
据赵超构回忆，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道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谈了一会儿之后，毛泽东邀请三位学者与他一起共进夜宵——当然，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
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
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争论问题，并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更由于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让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只是好景不长，紧接着到来的反“右”斗争，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己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无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在主席面前直抒胸臆，放开胆量说：“主席，‘双百方针’贯彻之后，这方面的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比如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学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想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后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夜深了，毛泽东起来送客，说：“哦，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走过临湖的一条长廊，到门口上车。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三位学者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三位共进午餐。事实上那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这天，毛主席叫我坐在他身边，我们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2001年1月27日，笔者专程去西湖边刘庄、主席曾与谈老畅谈过的故地采访。故人已去，山顶的书房仍在，但老一辈革命家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关心与爱护，会让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文学港》名誉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