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曙冠
今年是谈家桢先生的百岁寿辰。回想往事，思绪万千，在与谈老的共事和交往中，谈老的人格魅力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
科学救国坚持真理
与谈家桢先生共事之前，我就早已听闻先生的大名。
青年时期，谈家桢师从遗传学家摩尔根，多项科研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他坚持“科学救国”的信念，放弃留居美国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国内遗传学界强制推行苏联李森科学派，把摩尔根学派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的猖狂进攻，使谈家桢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经受了很大压力，不仅无法正常授课，甚至被批判、批斗。但谈家桢并不动摇，他说：“科学总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真理会越辩越明。”毛泽东主席的关心和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更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勇气。特别是毛主席的4次接见，更成为谈家桢时常念叨的一段佳话。
1956年，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次年3月，毛泽东接见了谈家桢，询问他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及在遗传学教学、科研方面的意见。谈家桢坦言，“双百”方针鼓励人们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和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毛主席对遗传学的关注，对当时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
由于直言全盘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蒙受重大损失，谈家桢被划为“内定右派”。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谈家桢时，一面鼓励“老朋友”，一面用风趣的话语将谈家桢的困境轻松化解。谈家桢后来说，当时他听到主席的话，立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果然，“内定右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
1958年初，毛主席派专机邀请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去杭州秉烛夜谈。主席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谈家桢直言不讳地告诉主席，开展研究依然阻力重重。主席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这次谈话令谈家桢思想翻腾，更坚定了他搞遗传学的决心。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谈家桢，一见面就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家桢说：“没有什么顾虑了。”主席说：“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不要怕。”
毛主席支持谈家桢，鼓励谈家桢，多次为他化险为夷，使得这位对祖国遗传学事业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深受鼓舞。即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即使与夫人傅曼芸生死相隔，谈家桢心里还有事业，还是相信党。他说：“我跟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交道，我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也了解我……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他老人家多次要我把遗传学搞上去。”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一直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念，鼓足勇气，顽强抗争，翘首以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那一天。
耄耋之年奔走奉献
谈家桢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谈家桢的能量被抑制了，手脚被束缚了。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谈家桢在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期间，亲手创办了遗传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青年遗传学工作者，遗传学基础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谈家桢仍感到自己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实际取得的进展很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遗传学终于枯木逢春，年逾古稀的谈家桢牢记毛主席“把遗传学搞上去”的教导，决心在有生之年，将所有的光和热全部奉献给我国的遗传学事业。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年岁那么大了，再进实验室已是力不从心了。”但实际上，他焕发着连年轻人都难有的活力，以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活跃在国内外学术交流舞台，为祖国的遗传学事业铺路搭桥。
1978年，谈家桢收到老朋友、美国科学院院士邦纳的盛情邀请，赴美国参加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50周年纪念会。会上，谈家桢作了题为“遗传学在中国”的报告，为遗传学的国际交流开创了局面。以后，虽然已届耄耋之年，谈家桢仍以充沛的精力广泛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奔走世界各国访问考察，足迹遍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八十个城市。他以渊博的专业知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国际学术领域进行科学研究的决策和协调，赢得了各国科学家的信任和赞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为我国遗传学发展争取了有利条件。
建言献策敢当诤友
1951年，时任民盟杭州市委委员的谷超豪先生，将苏步青和谈家桢发展入民盟。两位先生在学术界有非常高的威望，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后来又都成为民盟重要的领导人。
1980年1月，上海民盟“七大”时，谈家桢被选为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以后两届又连选连任。民盟中央“六大”时，又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国家大事，为推进祖国四化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各级政协、人大会议上积极建言献策，反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心声。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谈家桢积极参政议政。他曾代表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先后作了题为“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现象亟待解决”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等重要发言。
1995年10月7日，谈家桢把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提纲亲手交给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并请他转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谈家桢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始终不渝的。他认为人人都享有接受义务基础教育的权利，不应该有贵族学校与平民学校、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分，因为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他认为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就是九年制义务基础教育之后的分流，部分升入高中，部分进入中专，对社会就业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综合大学应该是名副其实、学科齐全、综合性的教学基地，培养出来的应该是高层次的复合型、创造型人才，如何培养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的各类层次的人才，任重道远！
他常常在盟内说，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并不是光讲好话，而是要讲真话，更不应该忘记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民盟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原则是一致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振兴，才能有光明灿烂的前途。历史证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和善可亲豁达乐观
我和谈家桢先生早年就已经认识了。几次会议上我们打过照面，也在北京培训学习时一起散过步、聊过天，却一直遗憾未曾深入接触。
直到1983年，我调到民盟市委机关担任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工作，我们才真正开始有直接工作上的交往。
谈先生中等身材，仪表堂堂，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平时待人接物非常和善可亲，不论是对熟人还是生人，不论政府高官、青年学生或是服务人员，他都一视同仁，均以真情平等相待。所以，他人缘很好，接触过谈先生的人都说“先生没有架子”、“好接近”。
谈先生生性热情、乐观，心胸豁达大度。他说过：“人有时就要有些自得其乐，乐观一些，烦恼就少些，多想些高兴的事，人就有了精神。”谈先生的处境、经历，以及受到过的冲击和挫折，我们都了解，但从来不曾听他抱怨过一句。这就是先生的气度，风风雨雨，多年坎坷，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能泰然处之，从不怨天尤人。
谈先生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境遇也有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每个人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矛盾世界里。有矛盾是正常的，因而在遇到工作、生活、事业上不顺时，不必那么惊慌失措，消极悲观。人需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去解决矛盾，生活在这世上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得到了进步。解决了矛盾就个人而言是长了一份知识，对社会就能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
谈先生给予社会的很多，社会也给予他许多荣誉。那时，他身兼社会上80余个荣誉职位，再加上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教学、交流，工作非常忙碌。但是，作为民盟上海市委的主委，民盟的各个会议和大小活动他总会挤出时间准时参加。他对民盟感情很深，在民盟有很多朋友，对民盟方方面面的情况十分关心和了解。谈先生在民盟中影响很大，威望很高，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谈老在，大家都很心定，只要有谈老一句话，大家都买账。
在盟务工作方面，我和谈先生自合作以来也配合默契。谈先生很忙，没有时间海阔天空地闲聊，因此我们在一起共事，具体的工作谈得比较多一点。不过和谈先生熟了，大家都不拘束，相处起来就和自家人一样。
谈先生的学术地位、为人处世、对党的无比信任和热爱，以及对历史问题的正确处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于无形无声中的无穷影响，这种人格魅力能够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作者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