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督义司马：刘焉的一石三鸟之计
前文说到，益州牧刘焉与系师张鲁天师及五斗米道中另一实力派人物张修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需求而聚集在一起。刘焉为了表示对张鲁、张修二人的信任和重视，随之分别赐封张鲁天师、张修以官衔：封系师张鲁天师为督义司马，封张修为别部司马。这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均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知道，“司马”在汉代的时候，一般负责军事事务，可以带领一定数量士兵。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刘焉不仅对五斗米道的力量十分重视，而且刘焉还有十分急迫地要扩张自身军事实力的要求。
那么，督义司马和别部司马到底属什么样的一类军事官职呢？
根据《后汉书》所载，“督义司马”是将军的下属军官。汉代的“将军”一职，其麾下分为“五军”，由校尉统领。校尉之下设“司马”一职，由一人担任。但有时候“将军”之下也可以不设“校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司马”直接领军。如果不是将军所直属的军队，下面所设的司马称“别部司马”孔令宏、韩松涛：《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29—30页。。
《三国志·吴书十》中还记载了所谓“别部司马”所能统领兵卒的数目：
（陈武）子修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励，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
（陈表）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
董袭字元代，会稽馀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策见而伟之，到署门下贼曹。时山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策自出讨，袭身斩罗、勃首，还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
从上面记载可以大致地知道，别部司马属于可直接领兵打战的武职，其领兵数目可据其能力和功勋的情况，可多可少，最少可领兵四百，多可达数千人。根据《三国志·吴书一》注引“山阳公载记曰”中的说法，当时董卓手下有一别部司马叫刘靖，“将步骑兵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从这里可知别部司马领兵多者可达四千人。
“督义司马”是直接归属于将军之下的统领兵士的军职，它与“别部司马”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将军的直属或嫡系部队，而后者则属于旁系部队。而据《华阳国志》卷二中的记载，在后来系师张鲁天师、张修攻击汉中太守的军事行动中，显然张鲁天师是主将，而张修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扶风苏固为汉中太守，鲁遣其党张修攻固。”《华阳国志》卷二之“汉中志”，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第1册，卷二第三叶。 既然文中提到，系师张鲁天师有权调遣其党羽张修，那至少可以表明在进击汉中太守苏固的军事行动中，系师张鲁天师是主将，而张修则为辅将。由此可见，在刘焉心目中，系师张鲁天师的地位和重要性要高于张修。
刘焉之所以分别授以系师张鲁天师、张修二人“督义司马”、“别部司马”的军职，主要是想攻打汉中太守苏固。那么刘焉为什么要攻打苏固呢？刘焉有什么样的政治意图需要付诸战争的方式来实现呢？
据《华阳国志》卷二中的说法，“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华阳国志》卷二之“汉中志”，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第1册，卷二第三叶。。而《后汉书·刘焉传》中也称，“……（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后汉书》卷七五之“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后汉书》，第9册，第2435页。
从以上《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刘焉在上任益州牧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做雄踞一方的霸主的意图，就想办法扩大地盘。而当时由苏固担任太守的汉中地区就在眼前，且土地肥沃，就像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样。所以，刘焉很自然地就想把汉中这块地据为己有，以扩大自己的地盘，为将来进一步图霸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过，苏固与刘焉都是朝廷的命官，要是刘焉亲自领兵出击汉中太守苏固的话，无异于公然向天下人宣告自己要谋反做叛臣贼子的意图。作为想成就一番霸业的刘焉来说，他显然不会干出亲自领兵出击汉中太守苏固这种在政治上十分愚蠢、弱智的事。
要想把汉中地区据为己有，又不落下叛臣贼子之骂名，显然需要刘焉颇费一番心思，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据史书记载，刘焉想出了一个一石三鸟之计。
刘焉的计谋是这样的，既然碍于自己的身份不方便亲自领兵进击汉中太守苏固，那么首先就必须找到一股能使自己不会落下叛臣贼子之骂名的势力。显然，在刘焉看来，作为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和实权派人物的系师张鲁天师、张修二人是最适合领兵进击苏固的人选。因为“五斗米道”在官方的政治话语系统中，肯定是与寇、匪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由系师张鲁天师、张修带领五斗米道中的军事力量进击汉中太守苏固就成了一件匪寇、米贼阴谋侵夺王权的叛乱事件，这罪名最终就只能落在五斗米道身上，而与刘焉扯不上关系。
刘焉为了实现此一意图，用封赏系师张鲁天师、张修为“督义司马”、“别部司马”的方式，不仅拉近了自己与五斗米道之间的距离，还可以私下里利用五斗米道的力量进击汉中太守苏固，既避免了叛臣贼子的骂名，还可以不费什么气力地控制汉中地区。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焉的这一计谋实施得十分成功，非常漂亮。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2页。意思是说，督义司马张鲁、别部司马张修带领兵卒攻打汉中太守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杀死了太守苏固，并让听命于自己的五斗米道势力控制了汉中地区。
攻打苏固的好处还不仅仅限于使刘焉控制下的五斗米道势力到达汉中地区，它还让刘焉找到了一个不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贡品的绝佳理由。要知道，自古益州地区与中原王朝交通的通道主要是通过北面汉中地区十分险峻的山路，而自从系师张鲁天师和张修带领的五斗米道信众占据了汉中之地后，刘焉正好找了一个“米贼断道，不得复通”的借口，不再向朝廷纳贡。
二、袭杀张修：系师张鲁重整五斗米道
在刘焉的精心策划之下，分别以系师张鲁天师和五斗米道的实权派人物张修任督义司马、别部司马，让二张率领一支以五斗米道信众为主的军队一路浩浩荡荡地向汉中太守苏固杀奔而去。对于系师张鲁天师来说，这次攻取汉中之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重整五斗米道的契机。因为系师张鲁天师为督义司马，而张修只是别部司马，也就是说系师张鲁天师是领兵的主将，而张修只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协助者，即副将，因此张修要听命于系师张鲁天师。
在此次攻取汉中的军事行动之前，系师张鲁天师一直生活在张修对五斗米道巨大影响力的阴影之中，这让系师张鲁天师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张修的难以言状的威胁。因此，系师张鲁天师和张修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非常和谐的，这是肯定的。但后来，因为刘焉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出现，让系师张鲁天师和张修之间尚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安无事的。
系师张鲁天师与张修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主要是由各自在对五斗米道的影响力、控制力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所导致的。从名义上看，系师张鲁天师作为老祖天师张陵所开创的五斗米道的正统的掌教之人，他应该拥有对五斗米道的绝对影响力和控制力才对。但在事实上，张修因其特殊的巴蜀氐族巫人领袖之身份，使得他在以巴蜀原著居民为主体的五斗米道信众中拥有极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并一度呈现出“声高盖主”之势。这当然会让系师张鲁天师心中感觉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始终伴随在其左右的无可名状的威胁。因此，很自然地，在系师张鲁天师和张修之间不可能存在很和谐的关系。
不仅于此，系师张鲁天师和张修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二人在五斗米道之发展、壮大应当遵循何种基本原则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前文曾谈到，嗣师张衡在飞升冲举之前曾传授“四句之教”给系师张鲁天师，并叮嘱他一定要坚定地遵循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四句之教”的核心内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诚、敬、忠、孝。这四个字一方面是对系师张鲁天师在修身方面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系师张鲁天师立教、扬教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系师张鲁天师心中当然是很明白这四个字的意义和分量的。并且，在系师张鲁天师掌教之后，这四个字对于五斗米道的重要性就日益显示出来。因为在此一时期，中原地区因为连年的战乱，大量的流民为着躲避战乱而迁移到相对安定的巴蜀地区。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流民的迁入，使得巴蜀地区那种巫术文化色彩极浓厚的宗教、社会文化生态得到了悄然的改观。伴随着宗教、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五斗米道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传统儒家伦理的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此情此景之下的系师张鲁天师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巴蜀民众对于五斗米道的某些负面的价值评价。前文已经言及，作为五斗米道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张修曾发动教民呼应东方的黄巾军大起义。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伦理的观念世界中，以起义的方式来反对中央政权，肯定是叛逆的行为，肯定会为大多数社会民众所不齿。要知道，这时候的巴蜀居民中已经有为数众多、受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影响至深的来自中原的居民——但，无可挽回的事实是，张修竟然已经做出了这种叛逆之事，更让系师张鲁天师难堪的是，张修还是打着五斗米道的旗号干了如此这等叛逆之事！我们今天在官修史书中仍能看到大量与五斗米道相关的“米贼”、“匪首”之类的字眼，可以想见，五斗米道当年所参与的大起义行为也一定是难以符合巴蜀地区的居民的伦理价值判断的。
显然，张修等一干人的这种叛逆行为与向来被系师张鲁天师视之为五斗米道立教之根本宗旨的诚、敬、忠、孝是若冰火般不相容的！
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张修公然地做出有违五斗米道立教之宗旨之事，系师张鲁天师却无力阻止。可以想见，系师张鲁天师心中一定会为此而懊恼不已，也一定会对张修的叛逆行为而怒火中烧！
叛逆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五斗米道狼藉的名声已经造成！系师张鲁天师对此无能为力，他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等待，等待一个清理、修整张修势力集团的机会，以洗刷五斗米道所得的狼藉名声，把已经偏离航向的五斗米道拉回到正道之上！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但事实证明，系师张鲁天师的等待是值得的。系师张鲁天师最终等到了清理修整张修势力集团的机会！
大约在黄巾大起义之后，又过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系师张鲁和张修分别被益州牧刘焉委任为督义司马、别部司马，领兵前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正是在这次领兵攻取汉中地区的军事行动中，系师张鲁天师终于等来了清理修整张修势力集团的机会。据《三国志·张鲁传》中的记载：
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便遂袭修杀之，夺其众。《三国志·魏书》卷八之“张鲁传”，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三国志》第1册，第263页。下引该书同此版。
这是说，系师张鲁天师是在领兵攻取汉中的途中，找到了一个机会，袭杀了张修所率部众。张修被杀之后，原来追随张修的五斗米信众便改弦易辙，最后并入系师张鲁天师的队伍。但关于系师张鲁天师袭杀张修的事，官修史书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后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觽。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2页。
这是说，系师张鲁天师袭杀张修是在攻取汉中之后，然后归并了追随张修的五斗米道信众。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张修之被系师张鲁袭杀，并归并了其手下的追随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另外，关于张修之被系师张鲁天师袭击之后的情况，也另有说法。《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均说张修在这次袭击行动中被杀死了，而三国时的鱼豢却说：“后角被诛，修亦亡。”《三国志》卷八之“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关于张修的去向，历来学者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张修是兵败身亡了；一种看法是认为他兵败逃亡了。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86页。
总之，无论张修被袭之后是被杀死了还是逃亡了，意义已经不大。因为张修作为五斗米道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已经在历史的舞台消失了。而作为系师张鲁天师来说，通过这次袭杀张修的行动，已经达到了清理修整张修势力集团、重整五斗米道教权的目的。从五斗米道后来的发展历史来看，系师张鲁天师的这次行动是相当成功的，不仅没有引起教内信众因上层人事变动所导致的混乱，还似乎让教内的大多数信众平静地接受了五斗米道掌教之权回归老祖天师张陵一脉的正宗传人的事实。可以说，系师张鲁天师的这次行动是顺应了当时五斗米道信众大多数人的意愿的。
应该说，系师张鲁天师策划的这次袭杀张修的军事行动对于五斗米道的未来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这次行动，系师张鲁天师不仅达到了清理修整五斗米道的目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还重新并牢牢地树立了五斗米道的立教之根本宗旨，即：诚、敬、忠、孝。这一宗旨不仅对于当时的五斗米道至关重要，更是后世正一道（或天师道）之立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键。
就系师张鲁天师来说，这次军事行动还带来了另一让他始料未及的后果，那就是，从此之后五斗米道的势力牢牢地占据了地势险峻、地缘政治优势极为明显的巴郡、汉中地区。虽然，系师张鲁天师在名义上是受刘焉的指派而攻取汉中地区的，但此时的刘焉并不敢公然承认自己与五斗米道之间存在某种盟约关系。事实上，刘焉在表面上仍然不得不称五斗米道信众为“米贼”——他正是借口“米贼”阻道而不向东汉政府交纳贡税的。系师张鲁天师与刘焉之间的这种“不明不白”、隐隐约约的关系，导致了系师张鲁天师在汉中地区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这也是日后以系师张鲁天师为政教首领的五斗米道能够雄踞汉中地区近三十年的根本原因。
因此，对于五斗米道信众来说，攻占汉中地区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应该说，这个时刻对当时的五斗米道信众来说，确实不失为一个开启五斗米道最辉煌历史之门的重要时刻。事实证明，系师张鲁天师用袭杀张修的方式来完成清理修整道教之后，张修的追随者选择平静地归并入系师张鲁旗下，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三、刘焉之死：系师张鲁天师与益州势力集团的决裂
在益州牧刘焉的秘密授意之下，以系师张鲁天师为督义司马的军事行动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出奇的顺利。最终，系师张鲁天师所率领的以五斗米道信众为主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这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不仅对于五斗米道关系重大，并且对于一心想雄踞一方、阴图大业的刘焉来说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刘焉来说，随着汉中地区被与自己有私下里的“不明不白”之盟约关系的五斗米道所占领，来自于北方的各种势力可能之威胁便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汉中地区差不多是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而该地向来是以山路崎岖、险峻而闻名于世的——有四百年后唐代李白的诗句为证：“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汉中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而现在，汉中地区已经被与自己在私下里存在着“不明不白”的盟约关系的五斗米道所占领，刘焉顿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安全感。所以，刘焉在系师张鲁天师攻取汉中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加强他在益州地区的影响力、控制力、存在感以及权威性。当然，随着在益州地区影响力、控制力、权威性的增加，刘焉似乎变得有些飘飘然，甚至于变得有些傲慢和骄横。《后汉书》是这样记载刘焉当时所出现的变化的：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191），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194），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卒。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第2432页。
这段史料中提到了刘焉这样一些事：刘焉当时想树立自己的权威性，于是找了一些莫须有性质的罪名和借口，把州中一些豪强大富人家中的人抓了起来杀了。刘焉这样做的本意是想达到以严刑来威慑益州各种豪强势力集团的目的，但却引起了州中士绅和民众对刘焉的极大的怨愤。到了初平二年的时候，犍为太守任岐和驻扎在绵阳地区负责军事的校尉贾龙因不满刘焉的所作所为，就起兵反对刘焉。幸运的是，刘焉打败了任岐和贾龙，并杀掉了这二人。自从镇压了任岐和贾龙的叛乱之后，刘焉似乎被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变得有些飘飘然起来，还私下里造作了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舆车，数量多达千余乘，这事后来被另一皇族，时任荆州牧的刘表向皇帝告发——造作千余乘舆车这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刘焉这个人是心怀取东汉天子之位而自立的野心的。
但是，世事是难料的。刘焉虽然心中充满了取代天子而自立的迷梦，但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让他感觉天命悠悠，自己的非分之想将会遭受天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焉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璋、刘瑁。其中刘范任左中郎将，刘诞担任治书御史，刘璋担任奉车都尉，这三个人本来都是跟随汉献帝于都城长安供职的。当时，跟随刘焉前往益州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刘瑁，担任别部司马。后来，朝廷似乎觉察到了刘焉于益州地区有了种种图谋不轨的意图，于是派出在长安跟随于汉献帝左右的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想通过刘璋向其父亲说明叛逆朝廷的利害关系。刘焉不仅不领会朝廷的用意，而且还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让刘璋回长安复命。后来，到了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的时候，征西将军马腾与刘焉的儿子刘范密谋发动兵变诛杀凉州地区的大军阀头子李傕。刘焉知道了儿子刘范这件事，但没有尽全力支持他，只是派出了五千老兵帮助马腾和刘范。后来，马、刘二人的兵变没有成功，不仅刘范被杀，还连带着使参与了兵变的刘焉的另外一个儿子刘诞也被杀了。刘焉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子，心中很是悲痛。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让刘焉悲痛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不久，刘焉家还碰上了天火，把他益州城府第中的财货及车马辎重之物烧得精光。这场“天火”烧得也确实邪门，不仅烧了刘焉的豪门巨宅，还连带着烧掉了与刘家相邻的无数民宅、馆驿。刘焉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来自上天的对他的种种乱臣贼子行为的“天谴”。天火之后，刘焉就举家迁往了成都，但是到成都不久，刘焉就后背生疽，不治而亡。刘焉卒于兴平元年（194）。
刘焉之死，是系师张鲁天师与益州势力集团决裂的开始。
刘焉死后，继之而起的是其子刘璋。刘璋的性格中虽然有温良、仁厚的一面，但其性格中的怯弱、毫无主见的弱点却是极易受人利用的。
据史书记载，刘焉死后，原来追随刘焉的益州大吏赵韪等人就看准了刘璋性格中的怯弱、没有主见的弱点而加以利用。赵韪等人先是向朝廷请求任命刘璋为益州刺史。随后，朝廷下诏书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并领益州牧，而赵韪则被任命为征东中郎将。事实上，因为刘璋是毫无主见之辈，益州大大小小的事务多由赵韪为首的一干官员作主，刘璋虽然在名义上是益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其所处之真实的境地，则无异于受人操纵、任人摆布的傀儡。这些，恐怕是生前一心想雄霸一方，试图取天子之位而代之的刘焉所没曾预料到的！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还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但这话绝对不适用于刘焉、刘璋父子！世事难料，真是世事难料！
因为刘璋的怯弱、毫无主见，所以面对很多事情都感到束手无策。刘璋之父刘焉尚健在的时候，由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躲避战乱的流民达数万人之众，刘焉不仅不拒阻这些流民迁入益州地区，还悉心地予以收留和安顿。刘焉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多达数万人之众的流民全部收编入自己的军队之中，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刘焉手下这些由东部地区西迁入益州地区避乱的流民所组建起来的军队就成了“东州兵”，成了刘焉所掌控的一支最重要、最值得依赖、战斗力极强的军事力量，当然，这也是刘焉后来敢于做取东汉天子之位而代之之梦的最大的资本。
而在刘焉死后，刘璋面对那些不断由东部地区迁移入益州地区的流民竟然茫然而不知所措——既不知道在那些流民在迁入益州之前采取拒阻的措施，也不知道在他们迁入之后予以收留、安顿，并加以收编利用。其结果就是，那些由东部各州郡迁入益州的流民有的成了寇匪，严重地扰乱本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下来，久禁不止，引起了益州地区的本土居民的极大民愤！因之，刘氏家族在益州地区的声望因为刘璋的无能、怯弱而大大地被削弱了。
与刘璋在益州地区的无所作为相比，他手下的重要官员赵韪等一干人在权术上玩得可谓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赵韪之在巴中，向来很得民心，深孚民望，是刘璋所能依赖的最重要的官员，也是刘璋最信任的官员。于是，刘璋对赵韪委之以重任。可是，赵韪这人看准了刘璋是一庸庸无为之辈，知道一心追随刘璋肯定没有什么好的前途。于是，赵韪心中就有了取刘璋而代之的图谋！为了实现自己的图谋，赵韪借助于他在益州原本就极高的威望，私下里笼络各色人士，与益州中的豪门大族相互交好，暗暗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到了建安五年，赵韪等一干人起兵，公然地反叛刘璋，蜀郡、广汉、犍为等地区的民众则纷纷起来响应赵韪的反叛行动。
幸运的是，当赵韪等人起兵反叛刘璋的时候，还有一股军事力量是坚定地站在刘璋这一边的。这股军事力量就是那些由东边迁入益州地区的流民为主组成的“东州兵”。“东州兵”之所以会坚定地站在刘璋这一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当初受到了刘璋的父亲刘焉的悉心收留、安顿，心中对刘氏家族怀有感激之情。但另一方面，“东州兵”之坚定地支持刘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州兵”作为外来的力量，与以赵韪为代表的本土的豪门大族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因而“东州兵”这一方的势力集团非常害怕以赵韪为代表的本土的豪门大族势力在取刘璋而代之之后，会进一步诛杀他们。所以，“东州兵”们遂拼死为保卫刘璋而战。据《后汉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张鲁》上的记载：
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意思是说，东州人害怕被以赵韪为代表的本土的豪门大族势力把他们诛杀殆尽，于是并力同心，拼死为刘璋而战，最后反而打败了赵韪等人的叛乱。后来，还有了进一步反攻赵韪的机会，最后在江州斩杀了赵韪。
刘璋继其父刘焉而立之后，系师张鲁天师率领的五斗米道力量正据守于汉中地区，没有加入到争斗的任何一方。前文讲过，系师张鲁天师与刘璋的父亲刘焉之间，存在着一种私下里的“不明不白”的盟约关系，即系师张鲁天师一方面希望借助于刘焉的势力达到清整五斗米道的目的，这一目标在袭杀张修之后已经达成了。另一方面，系师张鲁天师还希望借助于来自刘焉朝廷命官身份的认同，来洗刷五斗米道“米贼”、“米匪”的狼藉名声。系师张鲁天师在刘璋初任益州牧的时候，还是对刘璋抱有较大的期待的。可后来，随着刘焉暴死，刘璋继之而立，系师张鲁天师目睹了刘璋在一系列重大政治事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怯弱、无能、昏庸之后，他的那份期待之情不免破灭了。《后汉书》卷七十五之“列传第六十五张鲁”上记载说，“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就是说在赵韪起事之后，系师张鲁天师对刘璋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像以前那么顺从于刘璋了。
而系师张鲁天师之不再“承顺”于刘璋就成了五斗米道势力与益州势力集团决裂的开端。随之，刘璋因为系师张鲁天师对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顺从，于是大怒，杀了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和他和弟弟。不仅如此，刘璋还派遣他手下的将领庞羲等人领兵多次攻打系师张鲁天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刘璋不仅没有取得攻打系师张鲁天师的胜利，最后还搭上了他手下的重要将领。据《后汉书》张鲁传上的说法，当时系师张鲁天师在“巴土”地区有很多追随他的五斗米道的信众，这些信众反过来又拥戴庞羲做巴郡太守。庞羲因为做了有众多五斗米道信众的巴郡太守，这为系师张鲁天师打败庞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后来，系师张鲁天师果真袭取巴郡成功。在取得了巴郡之后，系师张鲁天师占据了两块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地盘——汉中和巴郡，一时有了称雄于巴汉地区的最重要的可靠的根据地！
自此之后，以系师张鲁天师为首的五斗米道与以刘璋为代表的益州势力集团之间彻底地走向了决裂。刘璋因为杀害了系师张鲁天师的母亲和弟弟，于是系师张鲁天师与刘璋之间势成水火，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当然，自此之后，以刘璋为代表的益州势力集团也开始衰微，一天不如一天。这主要是因为刘璋的昏庸、无能、怯弱造成的，其结果就是一帮奸佞之人成天环绕在刘璋左右，出一些馊主意，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刘璋听从小人张松的建议恭迎刘备入川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就不详细地叙述了。刘璋最后的归宿是，不仅没能守住其父刘焉辛苦创下的基业和家业，而且还被刘备巧取豪夺掉了。最后，刘璋被刘备以“宽大为怀”的名义之恩赐下给了一条活路，被流放至公安县。老年的时候，刘璋又患了疾病而没钱医治，最后死在了公安县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