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人异貌：老祖天师张陵的面相
让我们还是把老祖天师张陵诞生时有无灵迹、令人苦恼的谜团先放一边吧，因为有灵迹抑或是无灵迹都无法左右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自诞生于世间开始，便开始了其成长的历程，这乃是一个再自然不过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因为生活过于匆忙，竟未能觉察到这一事实。其实，人能来到这个世间，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讶不已了，可我们常常却对此无动于衷！庄子对此曾大发感慨，他说，也许是某种盲目的机遇使我们来到这世上的吧！只要我一想起自己竟然存在如此，并终生忙碌如此，我就感到非常的惊奇，我怎么能对此没有感慨并感谢造物主呢？因为造物主本来是可以不让我来到这个世间的！
由庄子的感慨，相信读者朋友们已经体会到了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不容易——可我们常常来不及细细想想这生而为人的不容易，不容易在什么地方！
一般来说，从呱呱落地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少年，乃是人生中变化最大的阶段，但通常我们对这一段岁月的记忆却是最模糊不清的。所幸，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终会为人父或为人母的，因此，我们常常能通过自己的孩子使我们自己年幼时那段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老祖天师木刻版画时光飞转流逝，老祖天师张陵已经从一嗷嗷待哺的婴幼儿长大成为一位英俊不凡的少年。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长相极不寻常。据史料记载，老祖天师身高达九尺二寸，浓眉广额，垂手过膝，鼻子高挺，且双目炯炯有神。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双眼有三角，走起路来呈龙行虎步之状，眉间透出一股灵光，真是气宇轩昂，样子威武至极。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老祖天师张陵少年时到底是何模样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保留至今的各种有关老祖天师张陵得道后的画像中大致推知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的不凡长相。右图是珍藏于龙虎山天师府的老祖天师木刻版画，从中可见其真容之一斑。
按中国古代骨相学的观点，像老祖天师张陵这种长相的人，将来即使不做帝王，也会位极人臣。可以想见，当老祖天师张陵的父母看到膝下的少儿这副气宇轩昂、不同凡响的长相时，心中该是感到多么满足和自豪，他们又该把多少殷切的期望和未竟的心愿寄托在尚处于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身上。当他们看到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的长相时难道不会又一次打开他们那些尘封已久的关于张家祖上的峥嵘记忆？
二、幼学启蒙：七岁的少年与《道德经》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极为重视少儿的启蒙教育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之类的书籍文献就是专门用来给尚处于年幼时期的孩童作为认书识字以及为人处事方面的启蒙读物。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像今天绝大多数对子女寄托着沉甸甸希望的父母一样，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张大顺和母亲林氏在老祖天师张陵尚处于年幼时就会积极地引导他读书。那时，老祖天师张陵只有七岁，读的也不是《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这类书当时也还没有编订成册——之类的通行启蒙读物，而是包括宇宙天地大智慧的《道德经》。
我们知道，《道德经》是先秦时代一位饱经沧桑的叫李耳的智慧老人为后人留下的一部千古奇书。全书虽然仅有五千字，可正是这五千字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封建王朝都曾把其中的道理与国家的治理策略相结合，最典型的是本书曾提到过的汉代的黄老道家的治国之道。这里所谓“黄”，一般指黄帝，或指与黄帝相关经籍，尤其是以黄帝命名的《黄帝内经》一书。而“老”则主要指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哲学。当然，我们知道，《老子》（也称《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最重要的典籍，所以，“老”也可以指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接触到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之类的话，在俗语中常有清心寡欲、虚心实腹、为而不害、利而不争、祸福相依等成语，这其实都与《道德经》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老子的思想早就越出了国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美国总统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其“大社会，小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形象概括和依据。
据说，七岁时的老祖天师张陵一见《道德经》就喜欢得不得了，很快就能把《道德经》倒背如流，并能完全领会其中的道理。
说七岁的老祖天师张陵能倒背如流《道德经》，这完全可信。但说七岁的老祖天师能完全领悟《道德经》中的大道理，就难免有夸大之嫌。一般来说，确实存在神童一类的人物，当他们年仅七八岁的时候便会表现出超人的天赋，例如西方的音乐大师莫扎特，在五六岁时就会作一些较简单的曲子，八九岁时就可以作较复杂的交响曲一类的曲子。这类神童一般在文学、数学、艺术等需要比较强的技术操作能力的知识领域中较为常见，但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则几乎难以见到。因为像宗教、哲学这些领域通常都以整个宇宙和人生为沉思、反思——不是通常意义上讲的认识，更不是简单的模仿——的对象，对其中真理的领悟需要的不仅仅是发达的智力，更需要以时间的积累为基础的大智慧及其对天地、人性、人情的深刻和敏锐的洞察力。
因此，说一个七八岁的像老祖天师张陵这种很有天赋的孩童能完全领会《道德经》中的大道理就难免有所夸大，但说老祖天师张陵于七八岁时就读过它并能倒背如流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小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强，加之《道德经》本身并不长，才五千字。
前文提及，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张大顺又号“桐柏真人”，作为张良之后裔，他对《道德经》一定是很了解的，所以后世才追封他为“真人”——“真人”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用的，那是对道家哲学的领悟和修为达到很高水平的人的尊称。故而，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张大顺一定是常读常思《道德经》的，进而，他又把其中的有关宇宙、天、地、人之间的大道理用各种年少的老祖天师张陵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授就是一件完全自然而在情理之中的事了。正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道家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的熏陶，所以老祖天师张陵显得聪颖早慧。少年老祖天师张陵禀性聪颖，读书又极为刻苦，常常被这本极富宇宙和人生智慧的小书所吸引，并为之着迷，常常在它的启发下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当年轻的老祖天师张陵碰到《道德经》这样一本作者以其一生的沧桑经历，及其对宇宙天地人之间的大道理超出常人的冷静、敏锐的洞察力所写成的书时，恰如一道道闪电划过夜空，不仅照亮了老祖天师张陵那幼小的心灵，也激发了老祖天师心中那与生俱来的追求宇宙天地和人之间真谛的激情。人生的轨迹常常是由一些偶然的契机所造就的。禀性慧颖、好学深思的少年老祖天师张陵加上《道德经》中那深邃无比的大智慧的启迪，自留侯张良以来的深厚的道家哲学的家学传统，似乎昭示出日后老祖天师张陵为什么要以探求、传播道家哲学之真精神，为人类送去福音为自己终生的使命和追求。
三、河图洛书：经天纬地之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祖天师张陵的父亲开始让他阅读一些更为专业、技术化的书，这些书大都与天文、历法、阴阳、八卦、推步、望气等知识领域相关。
但是，无论是天文、历法、阴阳、八卦，还是推步、望气、六壬、遁甲及兵法方面的学问，在中国古代都离不开一门更为基础的学问，即河图、洛书之学。
据相关资料记载，老祖天师还尚处于少年时代的时候，其父桐柏真人张大顺就让他学习河图、洛书。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十分高深的学问。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河图、洛书是颇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的，因为它常与风水、八卦、算命等方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河图、洛书对于道教的整个宇宙空间观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都息息相关。明白这一点对于了解老祖天师张陵的思想世界是十分关键的，所以这里就概要地对河图、洛书之学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河图、洛书的起源很早。史书上记载，尚在远古的伏羲氏担任原始部落领袖的时代，伏羲氏不仅教民众结绳做渔网以捕鱼，还教会了民众养蓄家畜，发展农耕事业，这样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生活因而有了很大的改善。伏羲氏的行为感动了上苍，于是祥瑞迭兴，天授神物。
据说，伏羲氏在今天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看见了从河中浮出的龙马，背上有各种神秘图案。还说，这河中浮现出来的类似于马的瑞兽，有着龙形的背，背上有各种斑点；长有双翼，高达八尺五寸；浑身披满龙鳞，当时正游弋在黄河和图河的交汇处。当时的人故此称该瑞兽为“龙马”——亦龙亦马。因龙马背上有由神秘的斑点构成的图案，恰好被伏羲氏看到了，于是依照龙背上的图案，画出了图样。这就是后人常说的“龙马负图”典故的由来。这个图案后来称为古河图，如下图所示：
古河图古洛书古代的典籍中还记载，到大禹的时代，在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现出一只神龟，背驮《洛书》要献给大禹。大禹看见神龟背上同样有一些神秘的像文字一样的纹路。大禹从这些纹路中得到启发，依此治水而取得成功。后来大禹还依据《洛书》的启示，把天下划分为九州，这就成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开始，所以在《尚书》中有“洪范九畴”的说法。大禹又依据《洛书》制订了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如上图所示，是为古洛书。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当然，尽管史书中有大量河图、洛书的记载，但其真图究竟是什么样的，宋以前的古籍均未出现过具体的图样——只有文字记载其名称。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北宋初年，著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才将失传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太极图诸图摹画出来，传诸后世。而由陈抟老祖所创立的易学则称“龙图易”。在《宋文鉴》中载有《龙图序》一文，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这两个图式。这其实是把古河图、洛书的演变过程做了一个逆推。当然，陈抟老祖在作了这三变的推演得到了两图后，并没有把它们命名为河图洛书。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刘牧潜心精研过陈抟老祖所传的《龙图易》，并著有《易数钩隐图》一书。这之后，河图洛书才广为世人所知。当时，对采用“图十书九”，还是“图九书十”有过争论，最终定为图十书九，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河图洛书的式样。
所以，从河图洛书与北宋华山高道陈抟老祖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河图、洛书实际上是老祖天师张陵创教以来千古秘传的学问，它对于道教十分重要。而老祖天师张陵从小就学习这方面的学问，这对他日后创立道教至关重要。
当然，由于中国历代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河图、洛书已经不是古河图洛书的样子了，而是变成由黑白点和线组成的图案。
之所以说河图、洛书之学是中国古代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知识的学问，是因为在上古时代，人们为了安排好农事活动，就需要夜观天象。当古人仰望天穹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天空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圆球，而他们所站立的大地则像一块巨大的四方形平板。这就是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观念。天是圆球形的，上边有日月星辰在不停地运转；而大地似乎是静止不动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概念。俗话常说“斗转星移”，所谓“斗”就是指北斗七星，这七颗星排成一个勺子的形状，而斗柄随着四时的变化而指向不同区域的星宿，古人正是根据斗柄的指向来判断四季更替的。当斗柄指向东方青龙七宿时，此时应为春季了，万物刚从隆冬中苏醒过来，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之象；当斗柄指向南方朱雀七宿时，就应是夏季了，夏火炎炎，阳气旺盛，万物生长；斗柄指向西方白虎七宿时，此时应为秋季了，秋天万物成熟，是收获的季节；当斗柄指向北方玄武七宿时，当是冬季了，此时万物归藏，阴气盛至极点。随后又会有新一轮阴阳消息、春夏秋冬交替的过程。
古人有鉴于天上的星体运转之于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于是力图用一种简明扼要的图把这一天文现象变化的过程给描摹下来，于是便有了河图和洛书。它们都与天上地下和人类有关。用今天的话说，是想表达天地人之间存在的某种相呼相应的关系吧。见过河图、洛书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那用一根根线段连接起来的形状各异的黑白二点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观念呢？笔者想，那黑白二点大概就表示阴阳吧，因为古人认为阴阳是天地之间的根本属性，天地的至上德性就是生，而生就必须由阴阳交合而得，所以万物都要通过阴阳交合而产生和形成。春夏秋冬在古人眼里其实就是一个阴阳和合消长的过程，所以古人那么重视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运转。有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洛书的形状稍微呈现出圆形，使用黑白之点所组成的形状，仿佛与天上的星座图有些相似。这其中大概就是想要表达“天圆”的观念，或许洛书原本是由某些星象图而来。河图呈四方形的形状，大概表达的是古人心目中“地方”的观念吧。这样，古人认为通过河图、洛书就把天地这个巨大的宇宙浓缩于一张小小的图纸之中了，其中包含着无比深邃的宇宙大道理。下图即是后人根据古河图、洛书，根据天数地数，配合阴阳、五行、八方、八卦、九宫等诸多思想观念而加以变化、演化出来的新图样。从图样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之学是很复杂的。
先看河图之象。
河图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分别为：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上应苍天青龙星宿之象，对应五行之木；
南方：两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上应苍天朱雀星宿之象，对应五行之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上应苍天白虎星宿之象，对应五行之金；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上应苍天玄武星宿之象，对应五行之水；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中央对应时空之坐标原点，对应五行之土。
另外，还须指出，无论在河图，还是在洛书中，奇数和白点均对应阳，偶数和黑点均对应阴。在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二十八宿。四象与四方相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又蕴含着中国传统地理风水之学的基本原则。
再看河图之数。
在中国古代，有所谓天地之数的说法。所谓天地之数，指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古人认为天地万物形态各异，千变万化。但其变化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用最基本的十个数字来加以推演，并以最基本的十个数字来表述其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周易》所讲的“变易，简易，不易”。因为这十个数字可以用来描述事物的千变万化，所以称它们为天地之数。
当然，这十个数字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均为阳，分别是一、三、五、七、九；偶数均为阴，分别是二、四、六、八、十。五阳数相加之和为25，五阴数相加之和得30，十个阴阳之数相加之和共为55.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又说“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天地之数之和为55，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
古人除天地之数的说法外，又有所谓“万物生成之数”的说法。古人认为，宇宙之间的万物之生成均是阴阳二气和合所化。阴阳二气和合而生五行，五行生克而有万物。从阴阳二气之属性来说，天地分属阴阳。从源头上来讲，天地是万物之大父母。所以古人很自然地有了天生地养——天生之，地成之——的思想观念。为了表达对天地大父母这种天地生养的感恩之情，古人巧妙地把这种思想观念融入河图数理之中。
在万物生成之数中，天数为一、二、三、四、五；地数为六、七、八、九、十。古人正是用天地万物生成之数来表述天地阴阳和合而化生万物、天地为万物之大父母的思想观念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为五行水之生数，二为五行火之生数，三为五行木之生数，四为五行金之生数，五为五行土之生数；六为五行水之成数，七为五行火之成数，八为五行木之成数，九为五行金之成数，十为五行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成都有其所属之数。
当然，五行本身也有其所属之数。五行所属之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9，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极之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故化为洛书则纵横各数之和相加皆为15.
当然，从河图与天地万物生成之数的结合形式上看，它显得很复杂，但其表述出来的哲学理念却并不让中国人感到陌生：土居中属阴，而四象在外则为阳，这就是表里阴阳相属之理；木与火相生，属阳，金与水相生，属阴，这就是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相合，表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道，此乃阴阳同根同源之理；中央土表静，外四象表动，乃阴阳动静之理。如果把河图内外两层按天道左旋、地道右转的方式加以变化，方形则可化为圆形。这样就可以看到，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则变为太极图。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这就是太极四象。
前文提到，河图洛书可与周易八卦之理相合。而周易八卦原本就是用于占卜的。很自然，古人又从河图洛书的数理之中解释出所谓的“大衍之数”。
《易传》中有“大衍之数五十”的说法，即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共九个数相加之和为50（五是虚而不用的）——这是天地之数的用数。要是天地之数的体数，则要加上五。在用天地之数进行占筮的时候，只能用五十的“用数”，而不能用五十五的体数，因为占筮本身是对数的“运用”，是“后天”的行为。但在用五十的用数进行占筮时，要减掉1，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道家的哲学中，数字“一”可以用来表示宇宙的全体——无法言说的本体之道，其地位很神圣，所以要虚而不用。所以，在《易传》中有了“其用四十又九”的说法。
再看洛书。
古人为了方便记忆洛书之数的分布，还专门用一段话来进行形象地概括：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
所谓“戴”指的是头，“戴九”即是说，上面是九。“履”即脚或“踩在下面”的意思，所以“履一”即是说下面是一。“左三右七”，说得很直白了，即左边为三，右边为七。“二、四为肩”，即二和四分别分布于右上方、左上方，类似于人的两肩的位置。“六、八为足”，即右脚的位置是六，左脚的位置为八。五、十居于中央的位置。如果对洛书各数字进行进一步简化，即可得到如下的九宫图：
四九二三五七八一六所以，洛书中的九个数字是按九宫方位排列的，大抵与上古流传下来的明堂制度相契合。洛书之九宫，由1—9排列而成，横，竖，斜三个数相加之和都是15.当然，由洛书出发，也可以与天干、六甲纳音等结合在一起，出现千变万化的组合，显得很复杂，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再看河图与洛书之间的关系。
古代有很多人讲到了河图与洛书之间的关系。如汉代的经古文家刘歆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汉书·五行志》注）而南宋朱熹、蔡元定则提出：“河图主全，故（数）极于十；洛书主变，故（数）极于九。”“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于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并认为河图象天圆，其数为三，为奇；洛书象地方，其数为二，为偶。（《易学启蒙》）
清代万年淳说得好：“河图外方而内圆”，“中十点作圆布”，“外四圈分布四方，为方形，十包五在内，仍然圆中藏方，方中藏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书纵横皆十五之数，是又河图包裹洛书之象。河图点皆平铺，无两折，洛书亦然。”“洛书外圆而内方，圆者黑白共四十数，圆布精其外，包裹河图之象。”“河图已具洛书之体，洛书实有运用河图之妙，因将图书奇偶方圆交互表之以图。”（《易拇》）近代杭辛斋认为：“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有以图书配八卦者，多拘执而不能悉当，其实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即先天，洛书即后天。”“故图与书，相互表里，不能分割。”（《易楔》）还有人认为河图重“合”，具有奇偶相配、阴阳互抱、生成相依的特点；洛书重“分”，具有奇偶分离，生成异位的特点，两者一分一合，体现对立统一、盛衰动静的辩证关系。
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刘歆、宋代的朱熹、蔡元定，还是清代以来的易学大家们，他们在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上大多认为：河图与洛书的关系类似于哲学中的“本”或“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即认为河图为“本”、“体”，洛书为“用”；河图表述的是万事万物之静态，洛书表述的是万事万物变化之动态；河图强调天地、阴阳、男女、雌雄诸方面之和合态势，洛书则强调天地、阴阳、男女、雌雄诸方面之分化的趋势；河图为方，洛书表圆，方圆相藏，相得益彰；阴阳相抱，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由河图、洛书出发，古人分别按照方位和数而配以八卦。这八卦有两种不同的配属方式，故而又有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我们从前图中可以看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排列方式的不同，先天表述的是宇宙天地的本原样态，后天八卦表述的宇宙天地形成之后变化的过程及其态势。
古人是这样来描述先天八卦的排列顺序的：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天”是乾卦，“地”为坤卦。“天地定位”，意思是说，乾卦在上，坤卦在下；“山”是艮卦，“泽”为兑卦，“雷”为震卦，“风”为“巽”卦。“山泽通气”，“雷风相薄”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艮、兑、雷、巽四卦两两相对，分别处于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这四隅的位置上。“水”为坎卦，“火”为离卦，“水火不相射”的意思是说，坎卦和离卦分别位于左、右的位置上，所以说“不相射”。“八卦相错”的意思是说，八卦就是那样错综分布开来的。
对于后天八卦，古人也有一段话来描述其分布：
易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这是用顺时针方向的方式来分述后天八卦的布列。所谓“易帝出乎震”，意思说是，震卦处于东方青帝的置上，只要确定了震卦的位置，就可以依顺时针的方向依次布列八卦：东南一隅为巽，南方之正为离，西南之一隅为坤，西方之正为兑，西北一隅为乾，北方之正为坎，东北方之隅为艮。
这里就有了这样两个概念：先天和后天。进而又有了两个疑问，即何谓先天？何谓后天？这两个概念对于后世的道教极为重要，有必要借介绍老祖天师张陵从小所学之河图洛书的机会，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解释一下。
古人认为，天是人的最终根据，即“人以天为天”；但天也不能离人而独立成天，离人之天就成了荒诞无意义的存在，所以“天以人为天”；作为生存于天地间的人来说，人时时刻刻要受制于天，故说“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作为人来说，人的精神意识尚未从原始混沌的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人与天是同一的，无所谓人也无所谓天，所以有“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的说法，而此原始混沌状态可称之为先天。但后来，随着人的精神意识逐渐从原始混沌状态之中分离出来，人有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宇宙万物的能力，并自觉地做到了“逆天而行”，人的精神境界就得到了升华，人创造了人化之天，此“乃天之天，故为后天”。所以，先天之道理，以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为宗，以生发为主；后天之道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先天、后天的道理都是道教的基本教义，道教正是要告诉世人逆转先天之理，就可以使有生有灭的后天之身获得不朽，从而进入先天之状态。
无论是河图，还是洛书，其实都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由具象到抽象思维转化过程的产物。所以到后来，古代的一些圣人有感于河图洛书的图样，认为其中蕴含着解开天地自然大道的密码，于是以这些神秘的图案为基础，加以简化、凝练，并配上五个天数（一、二、三、四、五），五个地数（六、七、八、九、十），再加以推演而成八卦，就成为《周易》的来源。
古圣人长期观物取象，潜心思索宇宙自然的奥妙，又把它们跟阴阳、五行、天地之数等传统观念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用来解释宇宙自然和人类大化流行、生成变化，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的哲学系统。
老祖天师张陵从小就精研像河图、洛书这样能通天达地之类、通晓宇宙自然之大奥秘的学问，这些都为他日后创立道教作了最好的知识方面的储备。
另外，桐柏真人张太顺还让年少的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阅读了大量诸如《黄帝内经》等医学方面的书籍。这对于年少时就潜心于河图、洛书之学的老祖天师张陵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难事，因为中国传统医学从来与易理相通，少年老祖天师又极为聪明、用功，所以这都算不上什么太难的学问。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在本书的后文中将会看到，少年时代老祖天师所学的这些医学知识将会在其日后开创道教时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机会总是喜欢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这对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来说，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因为少年时代所努力用功学习的各方面的知识，将会使老祖天师张陵老祖天师日后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
四、经世致用：书香门第之家的读书传统
我们常用“书香门第”来形容某个家族向世人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并对那些出自书香门第之家的子弟们怀有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意和赞叹、羡慕之情。老祖天师张陵的先祖们曾世为公侯，虽称不上是完全正统儒家意义上的以诗书传家为显著特征的读书人家，但也可以称得上是有很深的家学渊源的公侯世家，因而向世人展示出了另一派清新的气象和精神风貌。
今天的中国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中所获得的有关读书人的形象，大致是这样的：脸色白净，身材修长，头戴方帽，手握香扇，有书童担书，并随时伴随左右照顾他的日常饮食起居；所读之书的内容，多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之类所谓的圣贤之书为主；话语之中常夹杂之乎者也，或者更夸张一点说，他们甚至于在很多时候要表现出一种手无缚鸡之力之感，这才会让人觉得是真正的读书之人。
一般来说，古代的读书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人想想也真觉得奇怪，古人为什么要把那么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寄托在那些脸色苍白、甚至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身上？
不过，我们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形象大多来源于明清戏剧和小说。那时候官方政府日益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专门指定科举考试的教材，做的文章也要按照固定的格式来写，所以读书人只好拼命背诵那些指定要考的书，写出的文章也多是一些千篇一律的八股官样文章。思想既然已被禁锢，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创造能力。故此，国人如上那种有关读书人的形象恰恰是一个社会文化及其精神气质日益趋向没落的时代的侧影。从中我们基本上找不到了汉唐盛世那种大气磅礴的气度、气象了。
其实老祖天师张陵的家族中也有读书的传统，可张家这一传统中却展示出一种与后世读书传统颇为不同的精神风貌，因为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张家读书传统中的永恒主题！
前文提到，老祖天师张陵的十世祖留侯张良，在青年时代就从黄石公的老者学习兵法；而留侯张良的祖上曾五世而为韩国的相国。可见，老祖天师张陵家祖上多出治国安邦的人才。前文还提及，张良一家三百余口死于秦始皇的刀下，后张良邀人共同刺杀始皇帝，足可见张良确实是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士风范的。张良还熟读兵法，虽不是特别擅长带兵打战，但在出谋划策方面，却是无人能及，以至于高祖刘邦都说，谈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啊！这绝不是表面上的君主对臣下的谦虚之辞，而确实是高祖刘邦的肺腑之言啊！这与后世读书人的文弱样子相去又何止千里？想想，当年老祖天师张陵的十世祖留侯张良与那手持一百二十斤的铁椎在博浪沙伏击千古帝王始皇帝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后来张良在辅佐刘邦，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及攻城拨塞之时，又该需要何种智慧和意气风发之气魄！
说到老祖天师的十世祖张良，就不能不说到张良的道德人品。高祖刘邦曾想封赏张良齐地三万户，可张良仅求封赐沛地一叫“留”的小地方，以此纪念当年二人在此地相逢的患难之交。张良一生淡泊名利，晚年屡次向高祖表达归隐山林之意，高祖一直就对他赏识有加，所以读者朋友们在前文中看到，即使刘邦对其他功臣一直是猜疑有加，因而导致像萧何、韩信、黥布、陈平等功臣不得善终，但对于张良的道德人品，高祖刘邦却始终是信任、钦佩和带有很深厚的感激之情的。
《道德经》中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做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从来不当众自夸，老百姓甚至审察不到是谁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样的人就是有最高尚的道德的人。无独有偶，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只记得那些成天夸夸其谈的权贵和所谓的名流，却不记得是谁在寒冷的冬夜搬走了横亘在路上的石头，从而使我们在行路的时候不至于跌倒，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并心怀感激？由此可见，道家道教对苍生、民众始终心存一种最深沉的爱，这难道是那些成天谈论为民请命而不会付诸实践的假道学家所能比拟的？
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张良一脉作为书香门第之家的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少年老祖天师张陵身上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从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所读之书就可以看出端倪。最根本的，这一传统还会被老祖天师张陵在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惠泽整个中华民族。
因此，从张氏这种书香门第之家的经世致用的读书传统中，我们现代人更要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又不易想明白的道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要写出华丽辞藻的文章，不仅仅是要能高谈阔论某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哲学道理，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谋取一个较好的职位，获得充裕的物质满足感。而更为重要的是，读书更应该要做到培养起一种对生民百姓的悲悯天人情怀，要有敏锐的感知力，以察觉苍生百姓的疾苦，还要有具体而可行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苍生百姓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知道，国外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应该始终对人类怀有一种终极的关切之情，而不仅仅是知道很多事实性的知识。从少年时代的老祖天师张陵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他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社会精英，是真正有良知、良能和良心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