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重在跟对人
如果你手上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一定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别让你的理想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埋没了。有“分寸”的人知道不能把一身才华白白浪费在注定无所作为的主子身上，他们会选择另攀高枝，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让自己的理想再度萌发。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只有选择对了，优秀人物的才华和抱负才能实现，如果你一时不慎看走眼，没关系，另攀高枝是你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愚忠之臣，他们死守做臣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昏庸无比的皇帝，也死心塌地地跟着，到头来一腔热血洒在了崩溃王朝的废墟中，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却实在是有待商榷。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也应该不断跟着前进，姜子牙助文王灭纣成为永垂千古的美谈，而那个可怜的比干则是愚忠之臣的镜鉴。识时务者为俊杰，择主依时而变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做人准则，穿透千年历史风云，有“分寸”的人能够悟透这一秘密玄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谋臣之一的刘基（字伯温），便是这样一位“喜新厌旧”之人，他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最终为大明王朝的开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基少有大志，14岁的时候便才华横溢了。
少年得志的刘基，颇想为元朝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整个社会统治已是大厦将倾。但刘基并没有感到独木难支，他一方面以身作则，清廉为官，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作斗争。可是不久之后，刘基的行为便让他碰了个灰头土脸，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得罪上司，被排挤回家。
不过，官场的第一次失意并没有使年轻的刘基灰心丧气。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刻苦钻研易经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刘基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与诸葛亮相比。刘基觉得，自己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适值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杀仇家，率兄弟3人聚集数千人骚扰江浙，朝廷几次派兵都没能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睦尔都被其活捉，于是朝廷决定许以高官厚禄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深居简出十几年的刘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现了光明，他一到任便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但刘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正在布置出兵之际，朝廷令下，说他擅作威福，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管在绍兴。刘基一气之下，头发都白了一半，弃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隐居。
这次官场失意对刘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时的刘基已年近五十，他以为此生将不再有什么机会了，一身的才华抱负也就要付之东流。不料，此时农民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再度请刘基出山，刘基对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愿意出山，经过朋友再三劝告，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到了朱元璋驻扎的应天。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心情仍然很抑郁。朱元璋召见他那天，他懒懒散散地来到朱元璋的帅府，见朱元璋时只略略一拜。当朱元璋问及关于如何建立功业时，刘基随机想出了治国十八策，说得朱元璋点头称是，亲自为刘基斟茶，继续向他征求有关军事作战等方面的意见。
朱元璋为了笼络像刘基这样的文人，专门修了一所礼贤馆，给予文人们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听到他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便立刻予以采纳。刘基感到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朱元璋，决心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从此，朱元璋把刘基当成心腹谋士，事无大小，都要同刘基商量。朱元璋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别人谈起也常把刘基比作汉初的张良。这就更加增强了刘基报答知遇之恩的愿望。
刘基审时度势，不盲目愚忠于元朝，最后得以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这与他的“良禽择木而栖”的择主思想是有相当大关系的，刘基也终于在元末乱世中一展身手，使自己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理想之花也在适合的气候与土壤中萌发了。
必要时，敢于炒老板“鱿鱼”
做人要辨别是非曲直，不要做愚忠之臣，否则自己的命都被小人暗算了，难道还要到阴曹地府去实现自己的宏大志愿？所以说，做忠臣未尝不是忠君爱国之表现，但做愚忠之臣却也有悖于自己的一番报国之志。
章邯是秦朝的大将，对朝廷忠心耿耿，屡建奇功。
陈胜、吴广起义后，章邯受命讨伐。由于军力不足，章邯便把刑徒和官奴也组织起来，在他的调教下，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也颇有战斗力。
章邯性情直率，不喜谄媚，他对当时掌控了朝政的权臣赵高也不逢迎，还私下对人说：“秦国以武立国，如今赵高专权，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有人便将此事报于赵高，惹得赵高十分恼怒，他为了报复章邯，竟对章邯的大功视而不见，更无封赏之意。
项羽崛起后，章邯和他交手多有败绩，为此章邯向朝廷频频告急，不想赵高为置其死地，不仅不派兵援助，还把他的告急文书一律扣压，从不向秦二世禀报。
章邯连连失败的消息，有一天终于让秦二世知道了，他大惊失色，立时慌乱胆寒。秦二世身边的太监对秦二世说：“章将军勇冠三军，若他有失，秦国就危险了，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呢？”
秦二世怒不可遏，说：“章邯深负皇恩，罪该万死，他还想活命吗？”
太监摇头说：“章将军如今已是败军之将，必心多惶恐，斗志有失。陛下既依靠他杀敌保国，就不能任性责罚他了，否则他惧祸投敌，陛下岂不更加危险？陛下若能忍下气来，略作抚恤，章邯不见陛下怪罪，定能定下心神，再为秦国建功。”
秦二世于是再找赵高议论此事，赵高故作惊讶地说：“章邯此人自高自大，向来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他从不上报军情，原来是想脱罪啊。这样的人不加责罚，哪能显出陛下的天威呢？”
秦二世一听又来了怒气，便要下诏指责章邯，有的大臣便上奏说：“时下国家危难之秋，章邯实在是不可多得之良将，这个时候不求全责备，对谁都有好处。一旦诏书降下，万一章邯投敌，陛下岂不是得不偿失？”
这时，赵高在旁阴声道：“皇上赏功罚罪，理所应该，章邯若心怀异志，正好可将他除去。他若为忠，又怎会因皇上责罚而叛敌呢？”
于是秦二世下诏，对章邯大加指责，言辞甚厉。章邯接诏，又气又怕，一时六神无主。长史司马欣前去咸阳替他探听消息，一住三日，也无法让赵高召见他。他从别人口中知晓这其中的缘故，便赶紧返回对章邯说：“赵高对将军有心排斥，看来无论你有功无功，都不免遭他陷害了。如今皇上下诏责罚，也一定是赵高从中作梗。”
章邯大吃一惊，情绪更加低落，他徘徊多时，哀叹不止。值此时刻，赵将陈余派人送书前来，劝他反叛秦国，信中说：“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大功臣，可他们的下场却是被赐死。将军为秦卖命奋战，到头来却为赵高陷害、昏君猜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天意亡秦，如将军认清形势，反戈一击，不但没有灾祸，还有除暴济世之大名，何乐而不为呢？”
章邯见信落泪，久不做声，司马欣长叹一声，出语说：“皇上不识奸佞，反责忠臣，这太让人心寒了。这不是将军欲反，而是不得不反啊，将军就不要犹豫了！”
章邯自感走投无路，于是向项羽投降。秦朝失去大将章邯，更加速了它的灭亡。
识时务者为俊杰，章邯的反叛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和一个新朝代的建立，这与姜太公助周灭商是一脉相承的。择主依时而变，不但顺应天理，而且对己有利，这种两全其美的事，对于有“分寸”的人来说是不难选择的。
该走时就走，不要犹豫
人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有人表现得很明显，有些人善于隐藏和隐忍，而做人若想成功，就应该懂得什么时候该隐，什么时候该显，什么时候放弃旧主而另投明主，在这拿捏和把握分寸之间，便正是一个人做人的“分寸”所在。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巨着《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界进化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便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竞争激烈的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这种竞争格局的存在，导致了在特定的时候必然有适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政权出现，也必然有被时代所淘汰的政权没落。在这种情况下，有“分寸”的人便会选择投靠代表新生和希望的“新主”，而那种脑袋一根筋的人才会依然追随没落的旧主，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殉葬品。
以敢于劝谏而名垂青史，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一起忠心辅佐唐太宗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一代名臣魏征，便是这样一位懂得“喜新厌旧”的人，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才使自己在历史上享有盛誉。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便合理而有远见的建议，李密也不予采纳。李密的刚愎自用，导致了被王世充部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
魏征已看出李密决非改变天下的人，但恰好此时李密走投无路，率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便抓住这个机会，成为李渊手下的一员谏臣，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李唐王朝建立后，太子李建成见魏征颇有才华，便把他找来当做心腹。魏征忠心辅佐，李建成的势力便愈来愈巩固，岂料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李世民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说道：“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过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魏征以勇于劝谏而名垂史册，他的理想和抱负也只有在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才能得以施展，倘若换了别的帝王，魏征恐怕早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