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是一位另类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举；富弼也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阻挠（《闻见前录》卷一八）。嘉祐初，朝廷诏求隐逸，授作监主簿，后补授颖州团练，但他称病不就。
邵雍之所以“称疾不之官”，终生没有入仕，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以隐逸的身份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同上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
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园子；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程颢等联袂二十余家在洛阳天津桥畔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宅园。邵雍称之为“长生洞”、“安乐窝”（一说是邵雍在苏门山上读书处）。
这里的“长生洞”源于《老子》之“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而“安乐窝”出自《易经》，并非“贪图享乐、舒适安逸”之意。《易经》上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意思是说，君子处世，所以能够心安理得，不烦不躁，是因为他能效法《易经》的精神、条理和次序；而君子所能得到快乐，并且玩味欣赏的，就是《易经》中的爻辞了。故邵雍根据这种“安”与“乐”的含义把自己读书居住的地方称作“安乐窝”，还自称“安乐先生”。
为了避免交纳科税，邵雍的“安乐窝”的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庄契是王拱辰户名。由此可见，邵雍“隐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
在政治上，邵雍虽以隐士自居，也与新学首领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为友。希望在党争中明哲保身。但在熙宁党争中，他曾与反对派一起激扬文字讥讽新学。在邵雍的诗集中，记载了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安乐窝中常常喜作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人。有程颢之《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为证：“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二程集》P481）
被程颢誉为“风流人豪”的邵雍，是一个乐观派。其《逍遥吟》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茅屋任意自逍遥，山径崎岖宾客少。
看的是无名花和草，听的是牧野禽声叫。
喜的是青山隐隐，乐的是绿水滔滔。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唉！叹人生易老，总不如盖一所安乐窝，自在逍遥。
上悬着琴棋书画，下坠着渔读耕樵。
闲了把琴敲，闷了河边钓。
吃一杯杜康酒乐陶陶，这滋味谁能知晓？
邵雍与二程交游三十余载的美妙故事，大都发生在“安乐窝”。
一天，程颐应邵雍之邀请，相聚“长生洞”，专门切磋理学的真谛。邵雍问：“正叔兄，我发现你们昆仲往往将‘天理’称之为‘理’。从哲学角度讲，你们之‘理’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其着重点主要是探讨社会人生问题。”
“是的。家兄与鄙人之理学的核心是‘天理’论。它是有系统、有层次的，是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家兄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我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河南程氏遗书》）
“尧夫斗胆，有关‘理’的概念，韩非早就提出来了，张载、周敦颐诸兄，还包括尧夫本人都提出了‘理’的概念，热衷于穷‘理’。我不明白的是此‘理’与彼‘理’到底有何不同？”
“恕我直言，你们所讲的‘理’还不具有最高范畴的意义。我们所说之‘理’，是以继承儒家道统为要务，辨异端，辟邪说，将其建立为具有最高范畴、统慑万物之理学体系。”
“那么，具体而言，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理解呢？”
“概括地说，‘天理论’具有四个层次：首先，我们所说之‘理’是超时空的，完满的精神实体。其次，我们把具有精神属性的‘理’视为宇宙万物之根本和总根源。简而言之，‘理者实也，本也。’”（《遗书》卷11）
“窃以为，你们所说之‘理’的第三个层次，是不是包含着规律或法则的意义？”
“不错。‘理’或‘道’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亦即：‘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统有一理。’”（同上卷18）
“那么第四个层次呢？”
“最后，‘理’是伦理道德之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为也，礼之本也。’（《伊川易传》）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等上下、尊卑关系，只用一个‘理’字概括。在这些关系中，人们只能各安其位，各尽其事，一切视、听、言、动都只能按照此伦理道德行事，这才合于‘理’的要求。”
“呵，原来如此！今天可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矣！”
客观上讲，邵雍的“象数”之学以元、会、运、世、皇、帝、王、伯等范畴，建立了一套囊括自然、社会、人生的体系。与一般术数家不同的是，邵雍力图找到贯穿这个庞大体系的最高法则，也就是“理”。唯其如此，邵雍才称得上是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二程虽然对其“象数”之学颇有微词，但对邵雍学问中属“义理”部分给予了充分的首肯，尤其是对邵氏的“推数及理”极为赞赏，程颐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在“理”与“数”的关系问题上，邵雍与程颐完全一致，如程颐曾问：“知《易》数为知天？知《易》理为知天？”
邵雍答曰：“须还知《易》理为知天。”（《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
但程颐却批评其“《易》之义起于数”的观点，他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二程集》P615）
早在五代末年，河南辉县百泉湖畔的苏门山上就建立了第一所私立书院——“太极书院”（明万历十二年更名为百泉书院）。北宋初年，中国渐渐显露出太平气象，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显身扬名，居官从政”，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太极书院”由于基础较好，这时开始“大显身手”。到了北宋中叶，由于邵雍常年在此讲学，二程与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相继来到百泉，一边和邵雍切磋学问，一边讲学授徒。程颢与邵雍因此无话不谈。
那天，邵雍特地给程颢介绍了自己的“象数”体系的演化形成过程。他说：“我早年从学于北海李师挺之先生，挺之先生学于穆修（伯长）先生，故余与周敦颐先生一样，同出我朝初年道士陈公抟先生一系。但陈抟先生乃道家人物，以传统的道家学说为核心，偏于出世，无意于儒家学术，其道教思想融贯儒、佛、道三家学说，启我朝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
“据我所知，陈抟先生对《周易》之研究，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常常是手不释卷。”程颢说。
“是的。先生曾作《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又作有《先天图》，尧夫十分推崇先生之《先天图》。”
“据传，周师敦颐先生之《太极图说》即由陈抟先生的《无极图》衍化而来的，那么你的‘象数’之学是不是也受其影响？”
“不错，尧夫之‘象数’乃从《先天图》演化而来矣。不过，与周敦颐先生一样，尧夫之学虽出于陈抟先生，却因严守儒学立场而与之不同。而且尧夫之学与周先生亦有区别，大体说来，陈抟、周敦颐二位之学皆简明，而尧夫则将数术之学推演得极为庞大复杂。”（《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上》谓：“先生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
“尧夫兄，听说你的象数之学多出于自己之体悟，是这样的吗？”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你从前学于周敦颐先生，但其‘天理’二字不也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吗？的确，尧夫在从学于李师挺之先生之前，早已居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养父之余，刻苦自励几年了。在研究‘象数’时，你们昆仲之天理论对尧夫颇有启迪，委实受益匪浅！”
“尧夫兄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观物’思想，也令程某茅塞顿开矣！”
“是吗？若兄对‘象数’感兴趣，尧夫愿效犬马之劳。”邵雍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是因为二程仅知“理”，不知“数”，而邵雍却“理”、“数”兼知。 邵雍门人有王豫、张崏、吕希哲、吕希绩、吕希纯、李籲、周纯明等；弟邵睦、子伯温亦承传其学；私淑者则有晁说之、陈瓘、牛师德。可惜的是，真正得其“数”学之传者少之又少。
“我观先生之法，其实就是‘加一倍法’而已。况且我不像你‘安乐先生’那样悠闲自在，实在是没有时间领教老兄之‘象数’之学矣！即使有工夫，我想，恐怕没有二十年时间是难以达到尧夫兄之境界也！”本来，程颢对其“象数”就有看法，如今邵雍提出愿传授“象数”学，他惟恐泼其面子，就以没有工夫作为托辞，婉言拒绝其美意了。
正是由于名人效应，一时间，“太极书院”高朋满座，从师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太极书院”因此一跃成为驰名全国的书院。
当然，二程兄弟对邵雍对这位“风流人豪”有时大放厥词，竟然藐视圣人，妄自尊大，问诸天地等，曾大为不满。程颢批评他“无礼不恭极甚”。程颐说他“侮玩天理”。但他们仍把他的“象数”之学作为道学的一个流派看待，对他通过“象数”来讲万物之理，最后归结为理，表示称道。对他清明、超迈、纯粹的道德品性和为人处世也是非常钦佩的。称赞他为人宽怀大度，智勇断事，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程颢在为邵子所撰墓志铭中说：“先生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贸，然不事表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彻中外，接人无贵贱亲疏之间，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异于人，顾吾所乐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时行游城中，士大夫窃听其车音，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欢喜尊奉。其与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所以厚风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四）
圈内的人都知道，邵雍还有一种特异功能。他的颇多“神迹”被江湖术士描绘成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三百载的人物。
那是在王安石、吕惠卿入朝主政前夕，邵雍伫立在天津桥上，偶然听到杜鹃鸣啼，其声哀婉，愀然不乐。于是，他特意夜观天象，终于发现奥秘，当即预言：“南士当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果然，王安石主政后，真的被他言中，国家从此步入多事之秋了！又如，在他弥留之际，大家聚集外室议论其葬事，处于距离颇远的内寝的邵子却仍得知所议不合己意，他对在床头侍候的子女说，告诉好友们改弦更张，大家只好依其意治丧，这很有些类似佛家的“天耳通”功能。清初史学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是这样解释邵雍的“神迹”的，他说：“盖其心地虚明，所以能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术数比。”（《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上》）
邵雍与人相处，无论贵贱少长，都非常诚恳，平易随和；有人向他请教问题，更是有问必答，而且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据史书上说，当时贤明的人都折服他的德行，经常相互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情，恐怕邵先生知道……
他67岁在洛阳仙逝时，皇帝谥其为“康节”，意思是说他“温良好善，能固所守”。邵雍被后人称为邵子，和孔圣人一起被供奉在孔庙里。
北宋理学诸子周、张、邵、二程，可谓同时並起。他们的学术大多出自其本身对儒家经典的体悟，他们的著述和授徒等学术活动创立了理学。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以神秘的天命观解释这一现象道：“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周、（二）程、张、邵五子並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百源学案上》卷九）
所谓“五星聚奎”，即太阳系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于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古代星学家认为，五星代表五德（仁、义、礼、智、信），故“五星聚奎”或“五星联珠”乃文明昌盛之象。（《开元石经》卷十九）在今天，依我们看来，理学的兴起是中华学术、思想，尤其是儒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庆历以来儒家义理之学的兴起亦有密切联系。
二程兄弟与邵雍还认为，宇宙人生的真谛并非纯粹的名言所能表达，而诗歌能够表现人类心灵深处与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因此许多哲人和诗人认为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北宋中期，诗歌与哲学开始了加速度的融合过程。就理学家而言，不少人依赖感性直观来阐述抽象的哲思，将吟诗作为讲学的补充，由此形成了理学诗派。邵雍堪称理学诗派的开山祖师。他的哲理诗所包含的统摄万物、赋予万物以灵性的宇宙意识和寄寓社会理想的人文情怀，也是构成高深艺术境界的重要元素。其诗作在南宋被称为“邵康节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程颢也是理学诗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前面我们已经从他的《春日偶成》欣赏了他的“乐”，他的那首收入《明道文集》卷一的《秋日偶成》，又可体味到他哲理诗的另一番韵味：“万物静观皆自得”，“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不仅如此，他对邵雍的诗亦多有称赞。他在《邵康节先生雍墓志铭》称“雍有《击壤集》（亦称《伊川击壤集》），含古风、律诗二千篇”（《郡斋读书志》卷十九署作《击壤集》二十卷）。邵雍所作的《安乐吟》，就曾收录于《伊川击壤集》卷十四。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通过吟诗作赋过分卖弄其乐。但程颢从来没有这样批评过他，邵雍对这些非议也不以为然，他在《首尾吟》说：“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语道时。”其实，我们从他的诗中可找到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 （名教）的最好结合。理学也正是有包括以诗歌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才丰富多彩，才流传久远。其中，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及其门下，就是把《伊川击壤集》的诗歌当作哲学来解读的典型代表。
一言九鼎，临危受命身先去
再说熙宁年间的政局，如同魔术师玩魔术一样，瞬息万变。
本来，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度同事，彼此敬重，相处“特友善”，他们和吕公著、韩维四人，曾一度被称为“嘉祐四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
可是，在王安石当权期间，司马光为反对其变法，毅然站到他的对立面，曾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列举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种种行为，劝告他迷途知返。
面对司马光如此数落自己，王安石则在他那篇名传千古的《答司马谏议书》中，对司马光一一给予了驳斥，在文章的结尾，他是这样说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守旧之风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为国家大事操心，以附和旧俗之见来讨好众人为美德。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的多少，竭尽全力地去帮助皇上抵制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过去商王盘庚迁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去做，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你责备我执政很久了，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着老规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王安石一味固执己见，对司马光的谏言不屑一顾，导致二人在政治上彻底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