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促成阎敬铭出山相先后，张之洞又保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6人。
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上《胪举贤才折》，“举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必当代人才第一”。其他被推荐者如吴大澂、陈宝琛等14名京官，也多为张之洞在北京当翰林清流时的同列。此外他还推荐外官29人，八旗大臣6人，武职10人。一份疏稿荐举近60人，为前所未有，所以“疏入，枢垣惊诧”。张之洞虽然声称，他一秉于公，毫无私情，“素无通识者居其什之七”，即与十分之七的被推荐者他原来并不熟识，但他大加推崇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同党，又举荐妻兄唐炯“堪军事”，难免也让人看出了他的“栽花”意图，从而招致物议。
在张之洞担任封疆大吏时，他深知在官场中要想屹立不倒，除了要有稳固的靠山之外，还应该及时掌握朝中政要的想法与动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在朝廷身边为自己安排一个“内线”，于是他将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杨锐。
杨锐，字叔峤，出身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崭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15年中，凡是张之洞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凉山和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饬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
此时，杨锐还只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举人，如果按照清朝的科举入仕制度，最多只能在地方衙门担任一介小吏，要想进入中央政府，若无得力之人援引，显然是万难之事。张之洞这时任湖广总督，在权力和重要性上仅次于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此，他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皇帝密保杨锐。由于张之洞的有力推荐，杨锐不仅进了中央政府的机要机关，而且当上了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是内阁中的官职，虽然官位并不高，但位置却很重要，因为在内阁负责拟制敕书、诏书、诰命、册表、题奏等机密文书，而且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中至各省督抚，下至京师各衙门小吏的各色人等，容易联系他人，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信息。因此，杨锐得张之洞举荐担任中书舍人后，对这位恩师感恩戴德，视为己父。
杨锐进朝之后，也确实不负张之洞所托，凡是他所知晓的一切事情，不论宫闱秘事、朝廷动态，还是官吏升降等，巨细靡遗地及时向张之洞写信禀告，每月书信一至二封，绝无疏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召见杨锐，加赐四品衔，充军机章京，参与由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这对杨锐来说，既是一次重大机遇，又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因为变法一旦成功，他将与康有为等成为首功之臣，必将得到进一步重用；而变法一旦失败，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杀身之祸。是福还是祸？杨锐一时还不能确定，但当他将这一消息告知张之洞时，张之洞大惊，根据多年来的官场经验，他要杨锐立即抽身引退，不要卷入到这场政潮之中去。
杨锐对张之洞的政治预测当然不会怀疑，而且当他进入中枢以后，也立即发现自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当他想退出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变法三个月之后，因为帝、后矛盾激化，在慈禧太后的一手策划之下，维新运动被扼杀，刚进入军机处不及一个月的杨锐便遭逮捕，与谭嗣同等其他五人一同被处死在京师菜市口。
对于杨锐之死，张之洞痛惜不已。在杨锐被捕时，他曾急电盛宣怀，让盛宣怀转请顺天府尹陈夔龙及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等人设法营救。张之洞甚至还致电天津荣禄，“愿以百口保杨锐”。但是张之洞的奔走努力终因慈禧太后的严厉态度而没有成功。杨锐被杀的噩耗传来，张之洞悲痛不已，“数日泪未干也”。1902年，当张之洞再任两江总督时，常去过去与杨锐昼夜饮酒畅谈的鸡鸣寺哀思不已，于是捐资修建“豁蒙楼”，以之纪念杨锐。
杨锐死后，张之洞不久又在朝中找到了另一个内线袁昶。
袁昶，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办理外交事务，后任江宁布政使，迁光禄寺卿，官至太常寺卿。
杨锐之后，袁昶不断给张之洞提示朝廷的动向，使张之洞在戊戌至庚子年期间能够及时得到朝中重要信息，得以游刃有余地调整应变策略，始终能够与上峰保持一致，一次又一次在固权之路上占据了有利的先机。
事实上，固权并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的固结，更是方方面面的智慧与心眼的较量。在形势日益复杂、官场动荡不定的晚清社会，如果不掌握兵权，固权就是一句空谈。因此，老谋深算的张之洞除了在朝中不停地寻找权力靠山，在朝廷身边安置耳目之外，还利用自己督抚一方、大权在握的有利条件，积极编练新军，创办洋务实业，从而成为清末除了袁世凯之外的又一个实力派人物。
对于编练新军，张之洞晚年曾对密友说：练兵一事，是鄙人身心性命之学。竟将练兵与自己的身家性命联系在一起，可见张之洞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以说，编练新军是张之洞固权以求自保的又一种聪明的手段。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于1895年冬开始编练“自强军”，成为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创始人之一。对于这支军队，梁启超在《记自强军》一文中描述道：
自强军全军操练仅八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人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
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袁世凯在天津组建的新建陆军南北相应，成为庚子事变前夕中国两支最为新式、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张之洞还创办军事学堂来解决军事人才的不足，以减少对外国军官严重依赖的问题。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江宁陆军学堂和湖北武备学堂先后创立。这两所军事学堂开设的课程仿照德国标准，学限为三年，培养出了一批年轻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这大概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
自强军的编练成功，使张之洞成为清政府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实权派人物，这使得他的权力更加稳固。
张之洞不仅在朝中培养靠山与内线，同时也极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真正做到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可谓尽得其中奥妙。
戊戌变法时，张之洞本来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他却和维新派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一部，为自己预留后路。结果真的正如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缉捕康、梁。面对形势突变，张之洞又马上摆出一副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事后，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独言新派的张之洞却因为《劝学篇》中老到的观点而安然无恙。
庚子年间，张之洞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的情况，所以才敢于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派员向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恭请圣安，进献财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3000支，大炮16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张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此取悦朝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因与庆亲王奕劻争斗失败，被慈禧太后遣放归里。两日后，张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与张之洞私谊甚笃。瞿鸿禨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想渡江拜访张之洞。张之洞没有同意，只是将瞿鸿禨约到隐秘的地方叙旧，以免引起朝廷怀疑，对自己不利。凡此种种，无不显现出张之洞干练老辣的保官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直到1908年去世前夕，张之洞都能够在官场上进退裕如，左右逢源，在高位上始终稳坐不跌。参见朱元璋等原典，华文渊解译文：《权经：通权治世的领导学智慧》，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