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梁启超也在《学校总论》中论证了兵有专学的重要意义。
康、梁等人废科举、重兵学的呼吁，像一枚重石掉进了水塘，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898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提出了“寓科举于行伍”的建议。
张之洞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皆以当兵为荣，“王子之尊，下侪戍卒，一队之长，荣若登仙”。社会敬重军人，以致军人自尊自爱，“修饬行检，过于儒士”。反观中国现状，士贵兵贱，其根源就在于士之倚科举而徒步可至公卿，兵之执干戈却以佣丐为归宿。“今欲重武厉兵，而积习已深，不能骤改，尽心劝勉，亦恐无裨，惟有厉行伍以科举之一法，使其非由行伍不得科举、非由科举不得将官，爵禄所在，则杰士争趋，流品既殊，则廉耻自立，将领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轻贱。”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14页。张之洞有关“开兵勇之升阶合学堂营伍”为一体的建议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同，他认为这样做“既可寓营制于科举之中，亦可容科举于营制之中”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91页。。
变科举取士为行伍取士，使行伍之士卒同样可以获得功名利禄，自然有助于唤起国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热情。
在这种风气的催引下，近代军事学堂迅速诞生于中华大地。
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开山鼻祖是李鸿章。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设了北洋武备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比较正规的陆军军事学堂。后来随着清末大规模编练新军，该学堂培养的军事人才已远远满足不了多方面的需要，因此，广泛开办新式军事学堂，就成为清末新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后，通过“查看情形，尤觉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在上清廷“请设学堂原禀”获准后，从此开始了他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生涯。
袁世凯最早开办的军事学堂是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一日开办，从新建陆军中招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230余人为学员，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工程队数班。校址设在保定。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新建陆军随营各学堂，也随之移到济南城外之新城继续开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改任直隶总督，移驻保定后，成立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个处，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担任总办。为培养北洋军的各级军官，培植自己的势力，袁世凯在编练北洋新军的同时，于保定又开办了一批军事学堂。
袁世凯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从“为救时之用”而逐步走向完善，从培养带兵勇将而逐步走向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其中北洋军官学堂便是以培养“他日将帅之材”《北洋设立军官学堂拟订试办章程请饬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2页。为目的的，北洋军事学堂在向各地输送人才的同时，又培养了一批才学俱优的留学人员。北洋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有不少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和权势。
据记载，袁世凯创办的各军事学堂，培养出来的北洋班底的主要成员有：参考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一卷）；《袁世凯奏议》；来新夏：《北洋军阀》（五）及王吉尧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等资料综合而成。
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运、张树元、张士钰、李仲岳、纪良、李玉麟、段启勋、冯俊英、郑士琦、何丰林、臧致平、丁搏霄、冯克耀、高鹤、田书年、卫兴武、李长泰等人。
保定参谋学堂：张联棻、师景云、熊秉琦、吴新田、杨文恺、陈调元等人。
保定测绘学堂：吴佩孚、曹瑛等人。
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杨文恺、卢香亭、齐燮元、齐振林、李景林、何恩溥等人。
保定军官学堂：师景云、熊秉琦、吴兴新、马毓宝、张学颜、张荣魁、方本仁、孙岳、唐国谟、胡龙骧、王都庆、李济臣、张敬尧、何遂等人。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李廷玉、刘槐森、刘汝贤等人。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张国溶、刘玉珂、杨文恺、陈嘉谟、刘询、孙传芳、周荫人、唐之道、王金钰、宋邦翰、蒋介石、张群等人。
北洋陆军讲武堂：卢金山、田中玉等人。
陆军大学：李济琛、徐永昌、秦德纯、刘光、魏宗翰、崔承炽、熊斌、刘骥、郭松龄、阮肇昌、陈文运、陶云鹤等人。
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学员大都脱颖而出，高升为旅长、镇守使、师长、将军、督军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爬上了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总长、总理甚至总统的宝座，对以后中国政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军营推行科举与行伍合二为一的举措，大大提高了行伍从军的吸引力。1901年，清廷宣布停罢武科，此举实际上敲响了科举取士的丧钟。武科的废止，使从军习武之人率先摆脱了传统武科武举的一套已经过时的考求方法，也使社会各阶层都获得了行伍入仕的机会。传统的科举入仕需要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方有希望步入仕宦之道。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85）》，第24—25页。然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毕竟成功者少，失魄者众。相形之下，行伍入仕则简捷便当，特别是晚清的形势与时局，需要大批年轻有为的军事人才，从而增大了行伍入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
以湖北的情况为例，据武昌首义功臣熊秉坤回忆：
南皮张之洞督鄂时，兴学练兵，同时并举，其学务之规程，军队之编制，多效法如欧美，致引起莘莘学子之兴趣，莫不负笈来省，期以有所造就。惟读书固可致其显贵，究不如从戎来得捷径。如是，以无用之秀才、贡廪诸生，今日入营，不出三月，而升调之令获矣。厚其禄而宠其身，较之于六年小学、六年中学，然后始获得一教职员清职，自不啻万万倍耳。
从军入伍进身快捷，这令读书士子趋之若鹜，“犹叹其投效之晚也”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383—384页。。至于像吴禄贞、蓝天蔚那样20多岁便跻身军界要津的新式军官，更是令人羡慕不已。
胡祖舜“既任帮董，复为记者，精神物质生活较泰”，本欲继续求学，但当他见到同乡蔡某身履戎装“厥状赳赳”，十分羡慕，遂转而入营为兵。《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7—48页。
到清末，不考学堂而入伍当兵者如水之就下，甚至已经考取学堂者，亦有人舍学堂而入伍当兵。如范腾霄本已考入文普通学堂，犹豫不决之际，与黎元洪商量，“黎谓一介寒酸，且有养家责，入文普通前途殊杳茫，不若将弁之直捷了当也”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转引自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此言一语道破了行伍入仕的天机，范遂依黎元洪之言转而入营当兵。
当时的形势发展表明，在清末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下，行伍入仕成了一条飞黄腾达的进身捷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都是不到30岁便已当上了高级军官，其级别已经相当于地方封疆大吏。其他在新军中任职的士官生和国内武备生一般在30岁左右也可做到管带（营长）以上的军官，如蔡锷28岁任协统，赵声26岁任标统，尹昌衡26岁任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30岁任教练官（副标统），徐树铮30岁任第一军总参谋，蒋作宾27岁任陆军部军衡司司长。“末世书生贱”，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读书人更是普遍感觉没了“戴顶子的命”。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学子士人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希望借此途径进取荣华富贵的话，那么从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却是已经大为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
在晚清社会价值取向发生重大改变、从军行伍与科举入仕出现“倒挂”的情况下，“法律、工业、文学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为将校，就为立身的捷径，因此，连有数之有钱人政治家的子弟，也志愿为军人”［日］松本龟次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沿革》，转引自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905年9月，清政府接受封疆大吏张之洞、袁世凯的建议，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从此，清政府彻底断绝了科举入仕之路，传统的做官方式只剩下出将入相军功之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已经成必然之势。
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能够沟通民官之路的社会流动途径，除了科举入仕就是行伍入仕。清末社会僧多粥少的严峻事实，极大地增加了向上流社会流动的负荷，在科举废除的情况下，行伍出仕对民与官的社会沟通更显得特别重要。近代军事组织所具有的科层制特征，为其顺利地实现民官之路的对接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近代以来，社会化的军营更多的是担负了社会导流与社会制衡的作用。因此，在20世纪初，行伍入仕不仅是代表职业地位，而且还与尊敬、财产、政治权力密切相关。这些事实，使军队的升迁比别的职业具有更大的价值。随着社会流动向近代军人职业的倾斜，使行伍入仕在清末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相当一个时期内，成为社会成员进身主流社会的一条主要途径，这种局面直到1949年以后才有了真正的改变。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据李宗仁回忆，当他这个乡下的农家子弟考入陆军小学，见到那些“穿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和长统皮靴，腰间更挂上一柄闪闪发光的指挥刀，因而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军官时，不禁“羡慕万分”，“能进入陆小，已觉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或队长，平生之愿已足”王序平：《李宗仁回首话当年》，湖北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5页。。清末行伍入仕的向上流动功能，使近代军人职业成为一种“新的崇拜”。不做秀才要扛枪，儒生士子纷纷焚笔毁砚而改学“万人敌”，投笔从戎、行伍取士作为一种替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方式已经为社会所认同。清末十年，入营当兵者有如过江之鲫，甚至有人以不能进入行伍为终身憾事。毫无疑问，整军经武的政府导向与弃文习武的社会风尚，使军事职业这一社会地位获得空前的提高。科举与行伍的消长，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结果，是行伍入仕者脱颖而出，军官的职业和在官僚政权中的文官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愈到后来，这条道路愈发显示出了它的无可替代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