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霎间，空气似凝固了一般，病房内出奇地寂静。然而不过几秒钟，抽泣声便打破了沉闷。过了好一会儿，妻子在医生的劝慰下抑制住悲痛，站起身和宗光一起褪换溥仪身上的衣服。这时才发现，他不仅外衣上别着一枚像章，里面的驼色毛背心上也别着一枚金光闪闪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纪念章！宗光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这枚纪念章，说：“这正反映了溥仪后半生的追求！”照他生前的习惯，溥仪换上了他成为公民后所喜爱的一身崭新的蓝制服。
一块无情的白布盖过了溥仪的头顶。
当天上午，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根据指示，了解溥仪逝世的情况后，将一份简略的死亡报告放在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报告，周总理心情沉痛，双手伏案，略加思索后，当即挥笔批示：
请富春告他们政协提方案，送批。
周恩来
十月十七日
可是，在那妖魅肆虐的年代，却没能召开正式追悼会。十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只是在人民医院为溥仪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溥杰、李淑贤、五妹金韫馨、李以，邱文升夫妇，以及全国政协的一位干部老王参加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仪式：默哀。这里，既无鲜花、也无哀乐，有的只是不尽的哀思。
次日，除了五妹和政协那位干部未能参加，其他四人随丧车护送溥仪的遗体抵西郊八宝山火葬场。附近一些农民听说溥仪逝世，风闻沾一下“皇帝”的遗体会有福气，纷纷前来抚摸他的头脚，一个传一个，人越来越多。平时冷冷清清的火葬场，一时竟出现了罕见的人群。一位农民掀开溥仪身上覆盖着的白布单，惊讶不已：“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吗？”
是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十月十九日，溥仪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如果说，清顺治及至康熙开启了皇帝火化之先河，那么，爱新觉罗·溥仪则成了被火化的“末代”。但截然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将皇帝的躯壳烧去，而将骨灰留在世上的惟一的奇特公民！
溥仪逝世，国内尚未公布，国外早有几家报纸捷足先登。他被火化的前一天，美联社就援引日本东京消息作了报道。
〔美联社东京十八日电〕日本记者今天从中国首都发出的一则报道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搞的前伪满洲皇帝溥仪，星期二（十七日）在北京病故。他享年六十岁。
溥仪死于尿毒症。
报道还说，他因肾癌一直就医。
据此，国际上猜测纷纭，《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遗憾地写道：“……北京的报纸和通讯社还没有正式宣布他的死讯。”
事实是，对溥仪逝世是否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确曾引起过异议。后来，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人民日报》总算于十月二十日刊登了这则噩讯，而篇幅小得可怜——在满版“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块文章缝隙中，只占了火柴盒大小的一隅。
〔新华社十九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十月十七日二时三十分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岁。
骨灰如何安葬，爱新觉罗家族的部分成员溥杰、李淑贤、溥任、宗光等人聚会在载涛家，引起了一次颇有意义的讨论。早在溥仪刚去世时，周总理就曾指示：根据家属的意愿，可以自由地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人民公墓寄放溥仪的骨灰或土葬。而这次讨论，载涛作为家族中的长辈，沉思半晌后，首先提议：“放人民公墓吧！溥仪将成为一名公民看作是最光荣的事。我认为最好把他的骨灰放在人民公墓。这也遂了溥仪生前的夙愿。”继而，溥杰、李淑贤等人纷纷表示赞成七叔的意见。家族的这个决定，由载涛和溥杰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溥仪的骨灰不放在革命公墓——他离‘革命’二字还差得很远，他是一个公民，最好放人民公墓吧！”
周总理表示尊重家族的意见。十二月十七日，他在百忙中又作了三点指示：一、抚恤五百二十元，按规定办。二、溥仪上交政协的稿费全部交其妻子。三、根据家属意见，骨灰放入人民公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爱新觉罗·溥仪的骨灰盒正式存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骨灰堂。
溥杰事后回忆说：“起初，周总理等人曾对我说，是不是要建一座漂亮的陵墓，但作为一个公民，我予以谢绝了。没有设墓石或墓碑之类的东西。溥仪的骨灰同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上的形式。”
历史是公正的。
在动乱的岁月里，尽管个别人图谋在溥仪身上作文章，周总理虽身处困境，但仍旗帜鲜明地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时隔溥仪去世四年后——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在招待美国《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威廉·托平、西摩·托平夫妇的小型晚宴上，首次谈起他。
“溥仪到去世前，一直住在北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久，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晚，周总理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时，再度提起了溥仪。
“‘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死了。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
这时，他从秘书手里拿过一本《我的前半生》，深情地指着书说：
“你们都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吗？对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但刚到六十岁就死了。如果不得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发人深省的是，溥仪去世时并未引起世界多大震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后半生的变化，却引起愈来愈多人的兴趣和深沉的思考。
七十年代初，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北京。七十七岁的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这位七十九岁的皇帝。在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见里，塞拉西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见一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当听说溥仪已不在人世时，他惋然兴叹。为了弥补这个损失，他用整整半天，参观了溥仪曾居住过的紫禁城。离开中国前，这位耄耋之年的非洲皇帝，又对周总理虔诚地说：
“没有见到中国末代皇帝，是我终生的遗憾。”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前半生》仍风靡世界，甚至掀起了一场“溥仪热”，几个国家争相将溥仪的形象搬上银幕。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纳多·贝鲁多鲁齐的见解或许能代表那些依然不断深入研究溥仪的西方学者。
“我遇到了一个我所喜欢的人物……我想在当今世界上，还找不到另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像溥仪那样，一生集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经历了皇朝的传统，又有现代人民共和国进步的经验。另外，溥仪后半生接受再教育的经验，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能够使西方观众接受这一点，我认为将是一大成功。”
光阴荏苒，当溥仪去世十三年后，他与王耀武、廖耀湘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三十分。
大厅里哀乐低回，花圈布满了祭奠的灵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乌兰夫、彭冲，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蕴山，政协全国委员会季方、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及全国政协、中国统战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群众出版社等单位送了花圈。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刘澜涛、胡愈之、以及黄维、侯镜如、贾亦斌、溥杰、赵子立、文强、沈醉、杜建时、郑庭芨等人暨溥仪的亲属参加了追悼会。溥仪的遗像摆放在大厅正中，像生前一样怀着敬意注视着厅内熟悉的人们，遗像上的笑容仿佛更加舒展……
与动乱中完全相反，《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次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九日电〕原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宁一致悼词。悼词说，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三位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极左路线的迫害，先后在北京因病逝世。
爱新觉罗·溥仪委员是北京市人，是清朝末代皇帝（号宣统），以后又任伪满洲国执政和皇帝。一九五九年特赦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一九六四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三位委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任职期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断地参加学习，注意思想改造，对待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们生前都极为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神圣事业，并为此而努力做了些工作。
炎热的气候里，下午三点五十分，追悼会结束。缓缓西去的大轿车载着溥杰、李淑贤等十六位亲友，护送溥仪的骨灰赴八宝山。四点二十分，众亲友在八宝山公共灵堂向溥仪的骨灰盒三鞠躬，再次表达了对后半生成为公民的爱新觉罗·溥仪的深深悼念。
翠竹摇曳，松涛阵阵。溥杰手捧溥仪遗像为前导，李淑贤随后怀抱溥仪的骨灰盒，将其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第一展室东侧。当时，李淑贤与溥杰商议，决定请作者代为溥仪的新骨灰盒题字。一九八〇年六月二日，在八宝山展室内，一番斟酌后，我以稚拙的笔锋，蘸着白漆在梨木雕漆的骨灰盒正面留下了这样几行隶书：
全国政协委员 爱新觉罗·溥仪生于一九零六年正月十四日，殁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
这里，生年袭用旧历，而卒年却采用了新历。它的含义是：新与旧在溥仪身上得到了神奇的统一。他生在衰败的清末，成了旧封建王朝的最后代表，而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逝世于新时代。这岂止是一个人的生卒记载——溥仪的变化，分明是中国划时代巨变的缩影。
“一九三”……我默默地望着溥仪骨灰盒上的编号，伫立良久。蓦然，一个联想涌入脑海，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这个绝妙的“天赐”编号——似乎概括了他的一生！
“一……九……三……”
“一”位普通的公民安息在这里，他逝世于人民医院的“九”号病房，生前曾“三”次称“帝”——，“三”岁时便做了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朝末代皇帝，然而，“九九归一”，他终于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位普通公民。我并不“迷信”，倒相信，骨灰盒上的编号，纯出于偶然，但是“一九三”的命运落在他的身上，却绝非偶然。
他以一位获得新生命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世人（这里无国度的概念）述说：这个数目字，就反映沧桑变化而言，早已镌刻在了历史的里程碑上！《三字经》开篇第一个庄严的字——“人”的含义，以及最早见于《周易》中那个神秘莫测的“九”的组合，已为愈来愈多的世人所揭示。
历史的沉思是隽永的。也许追忆本书开头的“引子”会使人有所回味。这里，无妨重复溥仪生前的一句话：
“我再说一遍，在人道主义的光辉下，我获得了人的尊严，开始懂得了人生的乐趣！”
啊，广袤的土地，古老的民族，在呼唤重新认识人的价值！
然而，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若哲学只是作为思辨的工具，而非大棒；若健全法制起初就作为立国之本，而非恃于人治；若致力于民主建设，而非依恃某些“运动”以摧毁“复辟基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减却多少令人痛悔的噩梦？历史已经也正在证实这一点：何时，人的价值真正得到确认、尊重，社会便有光明，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能够幻术般地化腐朽为神奇——溥仪灵魂的新生即是无可辩驳的明证！反之，则将可能酿成令人遗憾的历史悲剧乃至“浩劫”。
倘有疑问，那么，无妨探究一下他那骨灰盒上奥秘而又普通的数目字，以及他成为公民而凝聚了丰富内涵的平凡生活——
爱新觉罗·溥仪的后半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