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90 年重阳，66 岁的武则天实行“革命”，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登上了洛阳的则天门楼，宣布废唐为周，改元，大赦。这年的年号原被称为永昌二年，后又改称载初，至此，又改为天授。武周帝国便这样建立起来，临朝称制也就随之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女主并非武则天一人，但只有她一人做上了皇帝。这难道是其他人的才具不如她吗？非也。武则天称帝是历史为她提供了“势”，而她也能不失时机地乘时窃势，从而制群生之命，掌至高之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东汉时临朝称制的皇后、太后有六例之多，但无一人能称帝。历史到底为武则天提供了什么“势”呢，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东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如隋唐坚强有力，体制也没有那么完备。这就决定了东汉的临朝称制是弱势的，而武则天的临朝称制是强势的。
第一，在政治上，隋唐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加强。东汉时，地方长官自辟僚属。这种地方僚属对长官的忠诚和友谊削弱了他们对中央的忠诚，甚至在事变时与中央为敌。这种体制，使州郡对中央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政策不容易推行下去。但是，在官员们全由吏部选授的唐代，僚属对于长官不承担任何履行家臣之道的义务，中央的政策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说到底，武则天时代，中央已把用人权掌握在手了。
第二，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军事上。隋唐之际，中央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便是府兵。府兵的建置，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谓“举关中之众，以监四方”。王夫之认为，唐置府兵，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武则天夺取天下。由于府兵集中在关中，全国各地的军队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和关中抗衡，所以武则天才能在夺取中央军权之后，转移唐祚。
第三，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东汉时，朝廷指名缉拿的人，往往受到了各种不同地方势力的保护，产生了望门投止的现象。而在隋唐
之际，这种现象是难以出现的。唐朝有发达的保甲制度，宗族更是社会结构中严密的一环。可以说，一个人犯了罪简直是北不可走胡，南不可走粤。严密的社会组织使得武则天把国家机器抓得更紧。她像是金字塔的顶尖，可以层层控制，在深宫中就能掌控整个政局。
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
唐朝继承了北朝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多次制定了均田令。规定，一般民户，成年男子每丁可以占有 100 亩土地，作为农户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根据这样的理想标准，政府向农户收取相同数量的赋税，实行按人头、户口征收的租庸调制。
在制度规定数量内的私田是合法的，超过制度规定的最高限额而占有私田，就是占田逾制，国家有权进行检括。为了进行土地管理和赋税管理，唐朝还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登记户口的名籍和登记土地的田籍两部分，民户严禁逃亡。
户籍是政府征收赋税徭役、控制社会秩序的保证。
武则天统治的时代，是唐代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创于北魏的均田制，是一种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被抛荒情况下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国家对土地和人口进行严格支配和控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地主阶级要求兼并土地、扩大生产，而大量的农户则力争逃脱国家的户籍，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
对于广大地主兼并土地，武则天政权没有惊慌失措。尽管土地兼并也会造成贫富分化，造成农民逃亡，但当时的社会是稳定的。所以，武则天没有采取行政命令去挽救这种与时代潮流不相符的经济制度，而是对地主兼并土地采取纵容态度，对广大逃户也实行宽容政策。
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户的独立生产和生存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唐代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并不像汉朝那样，失去了生活的依存，无法回到土地上，只能去做奴婢或流亡，而是可以重新以佃户的身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逃往一些尚未得到开发的山区进行垦荒。总之，他们大都能够回到土地上，重新与土地结合。所以，在汉朝的土地兼并中看到的是大量的“流民”，而在唐朝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大量的“逃户”。流民是浮游于土地之外的一种动荡力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力很大，逃户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流动人口，他们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有可能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但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土地集中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集中带来的也并非只有破坏作用，伴随着土地迅速集中，在唐朝出现的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长远来说，土地集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逃户，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他们出入关防，往来山泽，为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则天时期对逃户的政策，在前期主要还是因循前朝的做法，原则上由地方州县进行搜检，实际上却是流于形式。因为地方与中央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上在新的经济变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保留一定的逃户，正是地方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地方官取得政绩的一个重要基础。
武周后期，武则天察觉了这一问题，根据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对逃户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方面，继续对检括出来的逃户采取宽容优待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承认农户逃亡的现实，通过强力有效的手段，将逃户检括出来，如果逃户不愿意回到原来户口所在地，即允许在逃入地区落户，成为国家合法的编户。
根据这种政策，大量逃离乡土的农户，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国家的户籍上来。
这样，就把过去简单的简括、惩罚变成重新纳入政府管理范围之内。所以，武则天时代既有户口逃亡过半的现象，又出现了户口成倍增长的事实。逃户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致使武则天时代大量新置州县。
武则天称帝前后，因为统治形势的变化，选官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以及因为实行恐怖政策而导致的大量司法刑狱问题激增。高宗、武则天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作出的最初反映是扩大和完善尚书机构。吏部、兵部、户部、刑部和尚书都省的官员大量增加。
过去尚书令的职掌是“总领百官”，这是一个职务独掌相权的体制。尚书省的权力是必然要被分割的。所以自隋朝以来，尚书令实际上已很少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长官。但是自贞观以后，仆射的官职也长期空缺，而六部尚书入相参政的又日渐增加，这是以下属分割了上级的权力。渐渐地，尚书都省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对不断增加的六部事务总汇裁决。到了武则天时期，进一步分尚书省的权力。为了应付行政事务的剧增，增加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在武则天称帝之前的永昌元年十月五日，尚书都省设置左右司员外部。一方面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都省的勾检职权，另一方面，一个部门的权力就这么多，主要官员增加了分
到每个人手里的权力就少了。尚书都省作为总管六部的行政中枢的地位就逐渐丧失了。
强权的统治者大都把权力看得死死的，事事躬亲，对官员们不放心任使。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包揽的结果可能反而管不好。
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狄仁杰第一次拜相。他发现有个叫王循之的大学士要请假回家，居然得上表求得女皇帝亲自批准。狄仁杰当即借此劝谏武则天：
“臣听说皇帝只有生杀大权不借手于人，其余的事情都交由有关部门去处理。故左、右相的官，对流放以下的事就不管了，因为其地位太高。左右丞的官，就不管徒刑以下的事。那个学生请假，只有丞、主簿等小官才去管，如果天子为这么件小事去发命令，则天下的事怎么管得了呢？”这实际上是借以劝武则天只管作为一个皇帝分内要做的事，不要事事插手，越俎代庖，让各职司官员按职权各司其职。武则天赞扬了他。
武则天虽然专揽，但也肯把权放出一部分，那就是给她的私臣。什么人才有资格做私臣呢？打个比方：女皇是头脑的话，私臣就是手臂，只能以头脑指挥手臂，手臂自己不能妄动。私臣可以有能力，但不能有野心，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好恶，完全是一个忠实奴仆，武则天才肯放心让他们去办事。只可惜这种人几乎没有，她的私臣一个个都因“辜负”了她被她除去。只有二张兄弟相比较而言最合格，做了她的殉葬品。
出身北门学士的宰相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则天视之为心腹、为私人，所以肯让他当宰相掌大权。但刘祎之后来渐渐地和裴炎越走越近。整个裴炎集团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将睿宗李旦幽禁于别殿是反对的。垂拱三年（公元687 年），刘祎之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不满，虽未公言其非，却私下与人说出“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的话，结果被告密。
武则天大怒，她说：刘祎之是我起用的，居然有背叛我的想法，岂不是辜负了我对他的恩宠。武则天是把刘祎之当成私仆的，所以才给他权，现在私仆有了二心，是决不可留的。于是找个借口派人拘审刘祎之。当特使宣敕后，刘祎之坚持“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也就是不接受未经中书、门下两省宰相机关法定程序处理的圣旨。按太宗的成例，这个逮捕他的诏书是要经过他自己批准的。但武
则天以女主临朝，势必要破坏成例。罪名不是现成的吗。武则天另给他安了个抗拒天后专使的罪名。当刘祎之知道天子为他求情时，不喜反忧：“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只会让我的大祸早日临头。”五月，他被赐死家中。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京兆长安人，作风强悍干练，敢说敢做。
当然，他也是武则天的私人心腹。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给以大权。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八月，武氏子弟中的武承嗣罢相，武攸宁从门下省长官纳言被罢为冬官尚书。与此同时，武则天换了几个新宰相，其中就有李昭德。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武则天是绝不肯让大权旁落到对自己有二心人之手。
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时，李昭德为内史，在政事堂议政时本应与众人共议，他却偏要在皇帝许可众人之议后再越门下省之权进行封驳，确有刚愎自用，显示于人之嫌。而且在武则天高卧之时，他不甘于依附皇权的地位，而想脱离皇权这个本体、自树私威。史书说，地方州县和中央各台寺的官员，都去拜见李昭德。
这些都破坏了“君臣一体”原则，是李昭德倒台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大臣丘愔提醒武则天：“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一句话打动了女皇的心。然后他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罢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愔代替了他。
成就大业的人必定不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他所借助的外力必定很多。所借之物，借钱较易，往往可解眼前之忧；借力较难，所以总有散财以求赢得人心助己的；而借势最难，有时非人力所能及。
武则天的监督分两个层面，一是对百官的监督，另一则是对更广大的社会层面信息的了解。对前者，她有一支监察队伍。特别是对重点人员，还设有长期卧底，专司监视。对后者，她发动社会下层的力量，让少数人处于多数人的视线之内。
在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革的时期，武则天急于需要了解各方面对自己政治举措的看法，她需要了解朝臣的信息、地方官的信息，把握整个社会的动向，这就需要畅通的信息渠道，也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耳目机关。
武则天对信息的重要性是早有认识的，对信息渠道的经营和耳目的重视从很
早就开始了。早年争夺后宫时，自己亲自在朝堂后的帷幕中监听高宗和顾命大臣的谈话，褚遂良言语不逊，她在后面忍不住出声：为什么不杀了这老贼！与王皇后的斗争中，她设在王皇后身边的耳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在武则天称帝多年后，她仍有派人直接监控臣下和对手的习惯。她并不满足于对一个人两个人的监督，而是要求一个监督体系能自动运转。
武则天在即位称帝的过程中，选官的公开和开放，在中国古代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其主要途径有科举、自举、告密、试官等。这对廉政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说，这些不拘一格，放手选官的做法无疑为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从消极方面看，必然使官员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武则天知道官员的冗滥必然导致腐败，造成致命的危害，因而采取了各种监督措施加以防范纠正。其中，改善加强监察部门的机构和作用是有实质意义的。
唐代沿袭隋制，朝廷最高的监察部门是御史台，负责检查自宰相以下各级官员遵纪守法的情况，举报弹劾处理各类违法乱纪的官员。在唐代政权结构中，御史台自成系统，在制度上具有从中央直贯地方的职能。自贞观以后就派遣大臣以观风俗使、巡察使、存抚使等名义出巡地方，但并未形成制度，而且出使的人员也并不固定。武则天时期，御史机构有了明显的扩大。唐初时，其纠弹的重点是京城的各级官员。这种职责范围明显是失当的。因为：一是京官本身处于比较严密的监视制约中；二是地方官员是直接的理民之官，他们的清廉与否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和社会的稳定。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远见卓识。自此以后，肃政台的官员监察御史、侍御史便一年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对地方实行严密的监察。
监察官员的职权范围不但扩大了，权力也大大加强了。由于武则天时期的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嗜好滥杀无辜，他们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武则天时期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乏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强大到何种程度！
监察官员虽说大都品级不高，但他们所享有的地位权势却远比其他官员的高。武则天规定，监察官员只对皇帝本人负责，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们职权范围内的活动。只要他们的行为合法，即使违反她本人的意愿，她也不滥施权威。这种特殊的权力，显然为监察官员行使职权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无须事先请示，
便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任何官员。长安四年（公元704 年），武则天为了表示对宰相苏味道的青睐，下旨令他改葬已去世多年的父亲。苏味道受此殊荣，于是大兴土木，修建墓地。此事为监察御史萧至忠侦知，当众弹劾苏味道借改葬其父，“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等事。武则天对苏味道爱莫能助，只好把他贬为坊州刺史。事后，肃政台长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责备萧至忠道：“近日你弹劾的事，不请示御使大夫，怎么行呢？”
萧至忠答：“依照就例，御史台中无长官。御史是人君耳目，允许各自弹劾，不相互通气。如果先请示了御史大夫才允许弹劾，如果要弹御史大夫本人，不知向谁请示？”
不只是对朝中和地方的官员，武则天甚至想发动社会各阶层都上传信息，以求对最广泛信息的占有。
武则天在做皇后的时候，是不怎么奖励告密的。临朝称制以后也曾有告密的事例。扬楚事变前夕，二月政变之后，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群参加了二月废立的“飞骑”（禁卫军）兵士，在酒店里聚饮。其中一人发牢骚道：“要是知道废除皇帝之后不给赏赐，咱们何必去逼着皇帝退位。”片刻以后，同座的一个人飞驰起身离席，他奔赴北门，向当局揭发了那个飞骑的言论。那场聚饮还未结束，所有在场者均被逮捕。发牢骚者虽然被处决，未发牢骚者，也因为知反不告而被处决。但总的来说，这时的告密事例不多，告密风气尚未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尚未发动起来。但在扬楚事变以后，形势就变了。
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以后，武则天首先采取了一系列保证信息渠道畅通的措施。这年二月，她决定：“放置在朝堂上的登闻鼓和肺石，不需要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就派御史接取状纸来告诉朕。”登闻鼓是武则天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之言或冤抑之情所设的悬鼓，让臣民百姓击鼓上闻，一般设在西朝堂外。肺石是武则天让百姓控告地方官吏犯罪（包括谋反）所站立的石头，设在东朝堂门外，因石块色赤如肺而得名。现在撤除防守，由御史接受申诉的表状之后，直接进呈武则天，打通了臣民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武则天此举可以达到双重之目的：一是可以了解下情，于政事有益；二是借以使人放心告密，了解百官动态。
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三月，武则天又下令设置铜匦四枚，放置在朝堂之中，以接受天下表疏章奏。四枚铜匦于六月问置成。铜匦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
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改善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陈诉，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铜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了解社会动向，所谓周知民间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则天此举不失为伟大的创举。在制度上为帝王之尊直接受理臣民申诉创造条件，听取百姓对于治理国家各方面的意见及陈诉各种冤屈。
铜匦的设计者是鱼保家。在徐敬业谋反的过程中，鱼保家暗中教他们制作刀、车及弓弩。徐敬业失败，鱼保家侥幸逃脱了追查，但内心还是不安。他得知武则天急于想了解社会动向，就上书献上一计：“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并且设计了铜匦的式样：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邮政信箱之类的东西。武则天对其大加赞赏，接受了这个建议。鱼保家暗自庆幸，以为获此大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料铜匦制成后，其冤家很快投了一状，状告鱼保家为徐敬业制作兵器，造成了官军的惨重伤亡。
于是，鱼保家成了铜匦受状的最先受害人。从以上事件之中，武则天得到启发，通过鼓励告密，可以尽快得知外间的各种动向。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急于想专权的武则天来说，也确实异常险恶。所以，铜匦臣的作用很快脱离其“周知民间事”的本意，成为告密的重要工具。
随着安装了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县颁布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发阴谋，要控告言论批评朝廷的，不论其地位贵贱，地方官长，当一律妥为招待，即使是监狱里一个囚犯，也应当优礼有加。对于这样告密的人，武则天竟然亲予召见。
假若他长于辞令，可以做爪牙，便立即封予官职，或授予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予绸缎金银。假若告密的人情报不实，也任其自去，并不处罚。武则天这样做，是因为需要把监督告密的人形成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形成无处不包的谍报网。
武则天终于扫除了障碍，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以自己的权威向天下人昭告：武则天是大唐的女皇，是可以主宰朝政的君主。
武则天与佛教渊源颇深。陈寅恪指出：武则天幼时，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可证明矣。
武则天对待几大宗教思想的策略是：打击道教，利用儒教，扶持弘扬佛教。
大凡改朝换代的事，不仅要抓住群臣的心，还要引导民心向己。意识形态领
域的争夺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则天以弱势斗强势，助力者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巨大挑战，当时思想信仰的两大主流——儒学和佛教都已为武则天所用，前者为她的“革命”理论铺好了路，后者则给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
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坚决，基本上是打击与抑制并用的政策。
太史令傅奕运用儒家理论三番五次地请求废止佛法，道士们攀附皇室无中生有地诬陷，都使佛教在夹缝中应接不暇。同时，高祖、太宗朝两次诏令道先佛后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狱流放，都严重地打击了佛教徒的气势，使初唐佛教在整体上处于低迷之中。反观道教，因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攀附前人，说老子是李唐的先祖，尊崇道教。史学大家陈寅恪指出：太宗于此等事皆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则诚如其责萧瑀诏书所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
者也。当日佛教处此新朝不利环境之中，唯有利用政局之变迁，以恢复丧失之地位。也就是说，唐太宗对佛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玄奘回国是佛教兴起的一个转机。当时正值太宗朝晚期，对佛教的态度较以往稍显温和，也给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较高的待遇。一进长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学术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时，盛况空前，“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另外，在玄奘的恳请下，太宗允许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组成译场，翻译佛经。这些，都使玄奘的社会声望大大地提升了，也使同时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
然而至高宗时，佛教与儒、道的矛盾逐渐尖锐。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宗教思想争夺的背后可见武则天的影响和操纵。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书，引发出了关于政教之别、儒释之别的大讨论。这道诏书要求僧道人士见到皇帝、皇后、太子及本人的父母要下拜。这是要求僧道遵从世俗的礼节。佛教僧侣的反响极为激烈。京邑僧二百余人还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高宗收回成命。群僧后齐聚于西明寺，谋划着向高宗和当朝权贵上表，以便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达到废止该诏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的僧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此时的李贤年仅 6 岁。
道宣等上启于 6 岁的孩童，无疑是想取悦于武则天。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
上启荣国夫人杨氏。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杨氏非常崇信佛教，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杨氏贵为皇后之母，可将下情上达于武则天。事实上，杨氏的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当然，杨氏政治活动能力的动力直接来源于武则天，而道宣的上启杨氏，也无疑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武则天在这个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议论此事。群议纷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六月八日，高宗面对众官悬殊难定的商讨结果，只好发出《停沙门拜君诏》，下令“于君处勿须致拜”，作出了让步。众僧仍频上请表，请求依旧不拜父母，只是此时的声势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渐渐地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
至此，“致拜君亲”事件告一段落，在该事件中高宗并没有占到多少上风。在该事件中武则天的身影可以说是在幕后若隐若现。
自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十一月，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开始，她就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与高宗争夺最高领导权，在生活上钳制高宗。武则天势力的膨大，使高宗对其不能不有所猜忌，并试图将权力夺回。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上官仪劝帝废武后事件，即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例证。
令人惊异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会相信佛教，以至成为尼姑呢？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荣国夫人笃信佛教，武则天幼时受家庭环境之熏习，自不待言。后来僧徒即借武氏家庭传统之信仰，以恢复其自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之权势。而武氏复转借佛教经典之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实有长久之因缘，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在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之后，佛教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也在于其作为一种争夺权力、营造声威的良好的工具。武则天的佛教行为表现得最为醒目的，当属其与玄奘的相互酬答、为法门寺舍利造金棺银椁以及请玄奘为李显剃度等等。如果把这一切看做是武则天从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领域中与高宗一争高下，则是更为恰当不过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高宗利用佛教这一貌似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乘武则天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的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图打击武则天的气焰，试探朝野各界的态度，为把即将失控的大权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做一个准备。但在武则天
的幕后操纵下，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最终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亲”后亦不了了之）而告终。
这些宗教活动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公元 666 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造观（这是第一次）。道教就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公元 675年，皇帝下令编撰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公元 678 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州举考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援手，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了。皇后需要这样广泛的支持。史书说：在武则天做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禁止天下屠钓八年，收天下僧钱作大佛像。长安洛阳两京译经的人特别多，其中以实义难陀和菩提流志最为著名；义净法师留学天竺 25 年，前后约两次前往，证圣元年（公元 695 年）归国时，武则天到上东门迎劳，下诏让他在佛授记寺译经；大师神秀也是武则天迎入京都的，自此，禅宗势力闻名全国。武则天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助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上元元年（公元 674 年），武则天称天后。这一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
武则天也没有丢掉儒家这块阵地。毕竟，儒家的思想才真正是当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武则天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她让自己的学者班子北门学士修撰典籍，为她的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用自己名字监修、或径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除去《烈女传》之外，还有表现武则天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则天本人写的，正文反复提到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
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长寿二年（公元 693年），她用《臣轨》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是她打击道教的一大措施。
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还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
儒家原典反对牝鸡司晨，不语怪力乱神，但后世儒生为了统治需要加入了天人感应、五行学说、上天示警等私货。武则天就利用这些大造“革命”舆论。
祥瑞是上天对人君的嘉意。自打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大唐的祥瑞一下子多了起来。特别是当了皇帝以后，祥瑞应接不暇。河里出了绿毛龟，水中拣出了赤心石，都有人进献，对这些可笑的现象和行为，武则天很少怪罪。
武则天还大兴神道教化的设施。她兴造天枢、明堂、九鼎，以及封禅泰山，乃至一再改元，似乎只有借助这些她才能获得信心，才能强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觉得如此才能够向天下臣民“证圣”，才能够彰显自己是“天册万岁”。
李君羡事件反映了武则天要影响控制世人的头脑。开国功臣李君羡某日当值玄武门，时值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当有女主昌。”民间又谣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对此很忌讳。后来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想起太史和谣传之言，找个借口将他杀了。到了武则天称帝，李君羡的家属诣阙诉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复李君羡官爵，重新礼葬。
她是想让人们相信，她称帝是天意。其实是否真有所谓谣传，还是有人加以渲染，是无从考据的。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武则天要急于寻找理论依据。朝廷百官挖空心思，翻遍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只有春官尚书李思文（徐敬业之叔，李勣之子）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则天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武则天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很高兴，以此昭示天下。
在垂拱四年五月，她把旧的称号放弃，自己改称“圣母神皇”。因为“皇”
字可以男女兼指，总之是帝王之称，所以存心选择这个意义含混的字。“皇后”
只是皇帝之“后”，不好。她是真心要自称“皇帝”。黎民百姓对她称“皇”习惯了之后，她再改称“皇帝”，早晚是要改的。“圣母”二字表示的是坐在万象神宫里的女神，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武则天当皇帝最初所做的舆论准
备和试探行动，她要知道天下人是否会接受她当皇帝。
在武则天看来，“武氏”是对她歧视的称呼，决不能以此来把自己写进历史，武则天希望有一个响亮而能体现她的地位身份和业绩的名字。宗秦客正是迎合了她的这一需要。武则天自己取名字为“照”，宗秦客把“照”改成“曌”字，这字不仅是巧在“日月当空，恩被天下”的寓意上面，而且还巧在这个字对儒士的攻击做了回应。儒士认为武则天是女子，只能主“阴”，不能处阳位，当皇帝。
而现在武则天名字里既包含了月（为阴），又包括了日（为阳），阴阳调和，主宰天下。她说，这个字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敦煌和当时的碑文，表明了这些字的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这些都显示了武则天对象征符号持久的兴趣。
在儒家经史里面，她能做的文章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几乎全是对她不利的东西，正统儒家是反对“牝鸡司晨”的。道教她曾经尊奉过，但那是李家的东西，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所以，武则天最终只有向佛教寻求奥援。
7 世纪时，弥勒净土宗在中国广泛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武则天是弥勒转生的说法。一种弥勒转生说最初出现于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这年四月，武承嗣伪造瑞石，称瑞石从洛水中得来，石上有铭文曰：“化佛从空来。”从空而来的化佛，便是弥勒。这是武则天所倡弥勒转生说的最初形式，它是以“灵异”、“祥瑞”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佛经的形式出现，这种说服力还不很大。
武则天的情夫薛怀义在这方面立有大功。史书记载：薛怀义与法明等人造《大云经》，陈说天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李唐气运衰微，武则天代表天命建立周朝。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武则天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预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薛怀义发现《大云经》里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旧译本加以新的疏解，巧为附会，为武则天篡位制造舆论，证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记。
他们还将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下生，套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萨”的说法，把女皇塑成当今的“皇帝佛”。
武则天非常高兴地颁布了这一教义。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
把《大云经》布告全国。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恩准披紫色袈裟。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之说了。
弥勒转生说的正式出笼时间是在公元 690 年农历七月。两个月之后，武周帝国便告建立。由此可见，此说与武则天称帝，关系何等密切！自此以后，一般的官僚，也大讲弥勒转生说。武则天称帝后更是力倡佛教，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佛。
在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武则天下旨，凡在行进的行列之中，和尚与尼姑必须排在道士之前。
佛教在武周帝国建立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与恐怖政治构成帝国的两大支柱。但薛怀义事件对佛教这根支柱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薛怀义是个粗暴冲动的人，他在公元 695 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这对武则天的弥勒转世理论是个沉重的打击。根据佛教，相传弥勒在元旦诞生，故信众于每年元旦举行弥勒诞生法会。佛教传弥勒在兜率天宫弘法，而武则天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明堂就是要表明自己要仿照弥勒弘法，明堂正是兜率天宫。当时人们描述女皇御明堂的意义，是“百神受职，万国来朝。既配帝而严禋，亦统天而布政”。可见明堂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它却偏偏被弥勒转世理论的倡导者所烧毁，这是多大的讽刺啊！武则天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薛怀义诱至宫内秘密处死。
近现代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的大家汤用彤认为：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前，武则天与佛教僧徒的关系主要是“勾结奸僧”。而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则是“崇礼高僧”。由“勾结奸僧”到“崇礼高僧”是武则天与佛教关系史上的重大变化。
在高僧中，华严宗的法藏、实义难陀，禅宗的神秀最受宠礼。在武则天与以上三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与薛怀义无任何关系，他们的被礼尊，是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他们与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氏家族，以及酷吏均无任何关系。
他们的被礼尊，纯粹是因为本身所具备的条件。
臣民对佛教的信仰因薛怀义事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武则天想维护这根支柱，便采取了礼尊高僧的办法。礼尊高僧使得武则天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薛怀义等都是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的欺骗作用有限。而法藏的哲学、神秀的修行，在信徒眼中具有极高的威望。高僧们也利用武则天这一心理，为她制造了一些灵
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三月十八日那一次。当时，法藏在佛授记寺讲经，突然发生了地震。武则天极为兴奋。地震被解释成“如来降迹”，武则天就是要引导人们相信，神仍在宠爱武周帝国，它并没有因薛怀义事件而减少了对武则天的爱护。神秀所起的欺骗作用更大。自从武则天对他下拜之后，许多人也跟着对他下拜。王公以下，数以万计的京都臣民对神秀顶礼膜拜。武则天的下拜，掀起了一股宗教狂热。武则天挽回了薛怀义事件给她带来的损失。
史学大师陈寅格认为：“武则天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举。
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则天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佛教在李唐初期为道教所压抑之后，所以能至武周革命而恢复其杨隋时所享之地位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其经典教义可供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要为一主因。”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色子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皆有原因可寻。
武则天崇尚佛教，正是她利用神道巩固统治的聪明手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写到武则天的用人之道：“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隋唐以后，门阀制度虽已衰落，但其历史影响根深蒂固。是武则天顺应历史潮流，加大步阀破坏门阀制，让寒士大量进入政权内，淘汰了大批反对她的旧贵族。
国学大师钱穆在提到科举制时说：“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度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的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低级贵族来说，它是提高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它在削弱官僚集团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是在武则天时代获得空前发展的，以至成为封建社会选官选材的主要制度。在武则天执政的五十多年中，取进士达一千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过去考试贡生，考卷都要用纸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废除糊名制，这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甚至出现了官职贬值现象。
高宗时期，制举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公元 684 年阴历八月，安葬完高宗以后，武则天于九月下令改元光宅，改换官名，同时以三科举人。垂拱四年（公元688 年）平定宗室叛乱之后，当年十二月便开科举人。自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在武则天走向皇位的进程中，制科连年举行，策问的内容都是围绕着“革命维新”而展开的。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二月，武则天还到洛阳皇城南门之内的洛城殿上亲自策试举人，这被认为是科举三级考试中殿试的开始。武则天希望能从这些人中选拔出一些为自己“革命”称帝服务的人才，所以非常重视，亲临考场，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向举子们和盘托出。武则天亲自担任主考官的另一层考虑，是不假他人之手，既可以增加“贡士”被录用的光荣感，又可以阻止“贡士”与考选官之间派系恩怨。
武则天还推行“武举”考试，以期由此唤醒人们的尚武精神和从中选拔将帅之才。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在长安的禁苑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武举”考试。
武则天死后半个世纪出生的名相陆贽在他的《翰苑集》中，有一段话对武则天用人之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
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
所荐必行，所举辄试，以致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唐玄宗所谓“开元盛世”中的一些名臣宰相、文人学士，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所培养出来的。
这与武则天选拔贤良、任人为能是分不开的。
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在破格用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大胆的举措。史书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在亲祠明堂及南郊、拜洛受图、及封嵩岳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抽取许多弘文馆和国子监的学生，充当祭祀时服务的斋郎，典礼结束后，都给他们做官的资格，直接参加铨选，获得职事官。通过这样
途径获得官职的人，不可胜数。
武则天在历史上受到批评最多的政治措施，除了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之外，大概就算选官太滥了。最有名的一个事例是，武则天称帝后，迅速派出以宰相史务滋为首的十人巡抚诸道，称为十道存抚使。他们的任务除了安辑地方之外，还负有向中央举荐人才的使命。
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冬，他们带着从各地举荐出来的人，回京复命。武则天在第二年一月接见了这批人，并将这批低级的地方官吏都提拔为中央各部门有特殊地位的官员。不问他们的品行才能，一律加以擢用。由于原有编制已满，就让他们做试官。职位高的，做试凤阁舍人、给事中；稍次一些的，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用“试官”的名义将他们安置，具有见习、候补的意思。这是唐代设置“试官”的开始。这次破格用人有着特殊的背景，其“滥以禄位收人心”的色彩尤其明显。
此次被擢升为拾遗、补阙的有 60 人，擢为御史的有 24 人，擢为著作佐郎及大理评事等的有 24 人，擢为卫佐的有 22 人。仅从拾遗、补阙的人数就可看出其扩充官僚机构的严重程度。这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新创设的官，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官品虽不高，位置却很重要，分属门下、中书两省。这一次新提拔的补阙、拾遗就达 60 人，难怪人们要编出这样的歌谣加以讽刺了：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当时举人沈全交更续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表示对滥授官爵的不满。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哪怕别人胡说八道呢？”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批十个字说：
“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授官虽滥，但重视政务官员的任用。政务官员是理民之官，承担着国家日常的行政事务。武则天对高级政务官，尤其是宰相的任用，极为重视。宰相是最高政务官，日理万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否得人，关系重大。武则天虽然把武承嗣、武三思等宗亲以及一些私人心腹也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但时用时罢，即使任用时，也主要利用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来监视其他朝臣，而行政实权，一般都掌握在一些确实德才兼备的宰相手中。
对中下层官员，虽说有过滥之讥，但武则天能够依据官员们在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政绩，做到“能者留，庸者去”，或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监察司法官员使用严刑酷法，不断地对不合格者进行淘汰。这样，就保证了在行政一线工作的官员的廉能。正是在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之中，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武则天总是尽量使臣下人尽其才，可谓用人用到了点子上。分析一下那些著名大臣的任官经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武则天的每一个任命都不是随意作出的，可以看出她既谙世又知人的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女主，她的用人眼光又有独特之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入女皇的法眼呢？
许敬宗：忠心有学问。许敬宗一直是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外朝的主要支持者。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了厚厚 80 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则天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吉顼：魁梧有辩才。吉顼原来与来俊臣关系密切。但来俊臣准备罗告吉顼。
原因是，来俊臣独揽办案的功劳。俩人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吉顼是权变之士，当他得知来俊臣的意图之后，便采取了反告密的方法，被武则天召见，得以幸免。
另一方面，他敏捷的辩才和魁梧的身材，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之一。当然，他也因一张利口而得罪了许多人。
徐有功：耿直有原则。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著名。李冲谋反时，家奴与贵乡县尉颜余庆相好，后李冲战败，有人告说颜余庆知道李冲之逆谋。来俊臣也审出他们有信件往来，连魏元忠也落得该问死罪。但徐有功却说：
“永昌赦令说，与李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颜余庆赦后被告，可称是支党。今以支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认为朝廷处置不当。”武则天恼怒地问：“你以为什么才叫魁首呢？”
徐有功说：“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武则天说：“颜余庆还不能算魁首吗？”
徐有功答：“魁首者，李贞是也，已经伏诛。余庆今天才治罪，不是支党是什么呢？”武则天怒稍平，说：“那么大家再重新议议吧。”结果还是免了颜余庆的死罪。当时，在朝堂上有数百人，都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只有徐有功却像没事人一样。
郭元振：胆大有见识。郭元振 18 岁举进士，授梓州通泉县尉。他为人好结交雄豪，尚侠义，年少时多为劫财济人之事。在朝直言敢谏，遇事敢争，杜甫赞其“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他的诗《古剑篇》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武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元振并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原诗照录如下：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郭元振曾屡次参与边事而立功，曾在凉州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军，控制要冲，拓州境 1500 里，从此吐蕃不敢兵临城下。他还令甘肃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兴修水利，继承娄师德的屯田事业。后来还招来民众耕种，所积的军粮可支西北军队数十年之用。
万岁登封元年（公元 696 年），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钦陵在素罗汗山交战，这一仗唐军大败。但这年九月，吐蕃派使者来东都，请求和亲。为了探听虚实，武则天派郭元振前往吐蕃。论钦陵接见了郭元振。原来吐蕃停战是有条件的，他们要唐朝从安西四镇撤军，再将突厥十姓的一部分土地割给吐蕃。郭元振和他据理相争。回到洛阳后，郭元振向武则天如实禀告，并说，割地事关利害，不可轻易举措。如果断然拒绝吐蕃的“好意”，让他们得了理，可能会明目张胆地侵犯。不如先稳住他，再想办法。郭元振还让武则天相信，论钦陵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吐蕃百姓都希望和唐朝讲和，唯独论钦陵拥兵专权，不愿和平。
可以年年往吐蕃派和亲使，论钦陵必不同意讲和，长此以往，内部对他的不满就会越来越大。于是武则天派使者前往吐蕃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果然，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吐蕃发生事变，赞普和论钦陵发生斗争，论钦陵兵败自杀。
武则天对郭元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的胆识大加赞赏。郭元振以一个六品参军而迅速升为大将。
娄师德：稳重有气量。娄师德长期在边疆任职，有丰富的治军、屯田经验，
委以陇右诸军大使的身份，足可抵御强大的吐蕃，不管山东、河北凶险有多大，始终没有挪动娄师德的位置。到天授元年（公元 690 年），累授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依旧知营田事。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娄师德被召回拜为夏宫（兵部）侍郎、判尚书事。第二年，拜为宰相。为了边疆营田的需要，武则天让他以宰相身份充任河源、积石、怀远等西域驻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其官阶也不断得到升迁。
娄师德荐贤而不居功。狄仁杰的入相，部分是得益于娄师德的推荐。但狄仁杰并不知道，做宰相后，对这位忠厚的老好人颇有轻视，几次把他排挤出朝。武则天看出狄仁杰对娄师德的有意排挤后，曾问他：“师德贤乎？”狄仁杰答道：
“为将能谨守边障，贤则臣不知。”武则天又问：“师德知人乎？”答曰：“臣尝与之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告诉他：“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狄仁杰后来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
娄、狄之间的这段佳话，又何尝不是女皇知人善任的一个剪影呢！
娄师德自上元初年入为监察御史，至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在武则天驾下历仕 30 年。由于他器量过人，大智若愚，虽大狱屡兴，罗织不绝，他却从未被殃及。面对个性很强的女皇帝，刚直者遭忌，阿谀者被轻视，都难逃武则天的铁腕，唯有娄师德却能一直保全功名。
唐休璟：山川要害，了如指掌。唐休璟，京兆始平人。高宗时被破格提拔为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司马，委以在中路抵御突厥的重任。垂拱年间（公元685 年-688 年）迂为安西副都护。永昌元年升任西州都督后，积极筹划收复安西失地。他上表请求收复弃于咸亨元年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后来武则天命王孝杰率军击吐蕃，于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冬收回了四镇。
圣历年间（公元 698 年-699 年），唐休璟升为三品的司卫（卫尉）卿，实际职务是凉州都督、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久视元年（公元 700 年）秋，吐蕃侵凉州，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之，六战皆捷，俘获其副将二人，斩首 2500 级。这是长期以来与吐蕃交战中少有的大胜利。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武则天设宴招待，回京述职的唐休璟参加了宴会。吐蕃使者论弥萨几次过来窥看唐休璟的模样。武则天问论弥萨，为何对我大将这么感兴趣，他说：“此将军勇猛无敌，数败我军，故想认识认识他。”武则天听了，即命提拔唐休璟为
右武威、左金吾二卫大将军，并任命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唐休璟是在边疆成长起来的将领，对边疆事务非常熟悉。东起辽西的确石，西至西域的四镇，绵亘万里的边疆地带，唐休璟皆能记住其山川要害，用兵之时了然于胸。当时，西突厥发生战事，武则天令唐休璟与诸宰相讨论此事。一会儿，奏疏就上来了，武则天令依议而行。后来十几日，安西诸州请兵接应，路程日期都如唐休璟所画的。武则天说道：“恨用卿太晚哪。”接着又对诸宰相说：“休璟熟习边事，卿等十个抵不了他一个。”
长安三年（公元 703 年），唐休璟因筹划西域事务有功，随即被任命为夏官（兵部）尚书同三品，成为著名的军人宰相。
上官婉儿：此女非凡骨。武则天选拔人才不仅不计门第，而且不避仇人。上官婉儿是武则天身边的机要秘书。照常人看来，上官婉儿是不能重用的。因为她的祖父上官仪曾与高宗密谋，要废武则天为庶人。武则天以“大逆之罪”将上官仪打入狱中致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也被处斩。上官庭芝唯一的后代，年仅一岁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因为是女性被充为后宫的宫婢。婉儿自幼聪颖，和宫人经常同去习艺馆，开始跟宫教博士正式学习经书、史书、书法、算术、吟诗以及宫廷的礼节、棋弈，均获得优秀成绩，尤其是在诗词方面，更有非凡的才能。婉儿的才能，传到武则天的耳里，武则天下令召见，命婉儿用“剪彩花”为题作一首诗，婉儿当面写成“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的诗句。武则天问婉儿：“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婉儿答：
“是假的花，要以假乱真。”武则天问：“你是否有意含沙射影？”婉儿答：“诗是没有一定解释的，要看解释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是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武则天叹道：“做得这么快，又这么切题，又这么敢直言。”再让她执笔写字，强劲、雄浑的笔法，不像出自少女之手。武则天在内心感叹：“此女绝非凡骨”，立刻命婉儿离开掖庭（宫婢住地），常侍身边，专掌诏命。
裴炎：倔强而难制。裴炎虽被武则天杀死，但武则天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倔强难制”，被武则天认为是难以制服的人，在那个时代，确是比较难得的人物。
他和武则天有三次冲突，每一次都是言人所不敢言，没有屈服过。而且他一生耍弄了不少阴谋，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称得上武则天对手的人。
裴炎从下狱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态度。有人劝他改变提法，
由原来的反对太后临朝称制，改变为拥护太后临朝称制。照建议人看来，改变提法以后，裴炎就可以转危为安，保住身家性命。但裴炎拒绝了。他说：“宰相下狱，哪还有保全的道理！”从历史的经验看，贞观朝宰相 29 人，下狱者 3 人，即侯君集、刘洎、张亮，结果都被杀。高宗朝宰相 47 人，下狱者 3 人，即长孙无忌、韩瑗、柳臾，结果都被杀。如果是一般的过错。宰相不可能下狱，下狱就必定是宰相与皇帝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利害冲突，裴炎与武则天的冲突正是这样一种冲突。
武则天虽然杀裴炎，其实内心惜之。虽按唐代法律，谋反罪应诛九族，但武则天却保全了他的宗族。
魏元忠：几生几死，从不屈服。魏元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仪凤三年（公元 678 年），还是太学生的魏元忠赴洛阳上书言事，为国家抵御吐蕃献计献策。高宗召见之后，授以秘书省正字，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不久任命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魏元忠升为殿中侍御史。徐敬业叛乱，武则天让李孝逸率军平定。但是，李孝逸缺少带兵打仗的经验，两位副将也未有过什么特别战绩。
所以，武则天派魏元忠为监军。魏元忠早先已表现出特殊的军事才华，经历又很简单，完全是在武则天掌权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武则天对他很放心。
李孝逸攻都梁山，守将韦超坚守不出。军中诸将面对这一难啃的骨头又产生了迟疑、犹豫心理。诸将说：“不如先攻徐敬业，徐敬业败，则徐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徐敬猷，则徐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魏元忠则说：“不然，徐敬业率领精兵，尽在下河，乌合而来，利在一决。如我军万一失利，大势去矣！
而徐敬猷是一个赌徒，根本不懂打仗，其军单弱，容易动摇。大军临至，立马即克。徐敬业虽欲救之，根据路程来看必来不及救援。今不先取弱而先攻其强，不是好计策。”李孝逸遵从魏元忠之计，先引兵击韦超，韦超趁夜色逃遁。又进攻淮阴，徐敬猷仅单身脱逃。
魏元忠为监军，为平叛立下大功，被擢升为司刑（大理）正，不久升为洛阳县令。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魏元忠与刑部尚书张楚金等一起被酷吏周兴诬陷下狱，将被处决。由于武则天的醒悟，改为免死流放贵州。不久后又得到起用，由侍御史升为御史中丞。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魏元忠与狄仁杰等一起被来
俊臣、侯思止陷害几经周折之后，他又一次从屠刀下生还，被贬为涪陵（今属重庆市）县令。
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九月，魏元忠被召拜为御史中丞。他历经多次死刑和流放而不屈服，使武则天更为看重，成为狄仁杰之后武则天倚为栋梁的人物。
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拜为宰相，又兼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先后检校并州、洛州长史，多次为大总管带兵抵御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李显被复立为太子后，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以宰相检校太子左庶子，委以辅佐太子以保证安全接班的重任。
后因请逐去二张而得罪，再次下狱。由于张说出面作证，免于一死，贬为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县尉。由于专制政治体制中权力斗争的影响，魏元忠在武则天晚年再被贬逐，但纵观其在武则天时代的经历，基本还是受到信任和被重用的，几起几落而大难不死。
姚崇：头脑清晰，办事周密。姚崇是难得的和平宰相之才。在平契丹时，武则天看中了他的才能，提拔他为凤阁侍郎，后狄仁杰推荐认为可以为宰相，女皇即提拔他为同平章事，长安四年又委为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凤阁莺台三品。同年七月，武则天又让他兼夏官尚书事。姚崇明智地上奏说：“臣事相王，不宜任兵部尚书典兵马，臣倒不怕死，但恐对相王无益。”女皇觉得亲王属官而掌兵部确属不当，但又坚持让他改兼春官尚书。为防突厥，武则天令姚崇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接着即任灵武道安抚大使。
狄仁杰：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狄仁杰才能见识超过群宰相，又老成可靠，直率坦诚，公正无私，出则定抚一方，政事远播；入则定夺大事，稳若磐石，在朝野均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他能针对武则天个性很强的特点，每决大事，必能打动武则天的心，从而得到她的赞许和支持，武则天尊重他，常称之为“国老”
而不呼其名，每当入见跪拜之时，武则天总要阻止他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
久视元年（公元 700 年）九月，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哭了，并说：“朝堂空矣！”
后来朝廷上遇有大事而众人无法裁决定夺之时，武则天总要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一件小事很说明狄仁杰的官品。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九月，被贬为洛州司马的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则天对狄仁杰说：“卿在汝南，很有善政声誉，但被人陷害，卿欲知是谁要害你吗？”狄仁杰说：“陛下以为臣有过，
臣请改过自新；陛下知道臣无过，是臣之大幸。臣不愿知道陷害我的人的名字。”
武则天听了，很赞赏他的品格。
此外，还有一些人，如李昭德强干；王及善为人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敬晖以清干著称，他们也因各自的特点而被武则天重用。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只要给人甜头，就能让人为你死心塌地卖命。实际上，用人之本在于贴心。在武则天因为政变而被迫逊位迁居上阳宫的时候，在政变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宰相姚崇痛哭流涕。张柬之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
恐怕你的大祸就从这里开始了！”姚崇说：“元之侍奉则天皇帝时间很久，突然与她分手，实在是悲痛难忍。前天我同你诛杀奸逆，是臣的情义；今天离别旧君主，也是臣的情义。即使因此得罪，也是心甘情愿的。”
武则天当上皇帝，运用自己独特的用人方法，招揽到了一批对自己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人才。
《资治通鉴》中说：武则天自从徐敬业造反后，怀疑天下人大多对她有所图谋，又因为自己久专国政，知道宗室大臣心怀怨恨，武则天就打算大肆诛杀以威吓天下。
武则天是女人，她要登上皇位，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即使“革命”成功，无论在朝在野都有大批李唐王室的拥戴者和儒家伦理的捍卫者伺机而动。她是坐在火炉上的。她“以刑法理天下”、“肆斩杀怖天下”，用恐怖和狂杀营造高压的气氛，消灭了第二种声音。
武则天制造压力最主要的方式是实施恐怖政策。武则天的恐怖政策，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千百年来，人们犹谈虎色变。清人钱大昕诗云：“四时鬼扑换匆匆，罗织争夸告密工，此际模棱已难得，不矜獬豸触邪功！”
公元 684 年（嗣圣、文明、光宅）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武则天安葬了高宗，撤换了新皇帝，改变了高宗留下来的政治结构，镇压了徐敬业的叛乱。告别了这年，武则天想从劳顿之中暂时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从紧张的权力斗争转移到巩固政权、建设国家方面来。第二年正月初一，她宣布改元垂拱，大赦天下。垂拱之意为垂衣拱手，是古代无为而治的代名词。
事态的发展使武则天很快放弃了“垂衣拱手”的打算。随着临朝称制的实现，走上了政治前台的武则天，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毕竟在中国的政
治传统中，以女主的身份临朝称制，总是要受到官僚士大夫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为官僚士大夫所左右的整个社会舆论的谴责。武则天面临着无可回避的矛盾：为了稳定政权，必须将紧张的政治形势缓和下来，否则会造成人心的混乱，甚至社会的动荡；但果真实行“无为而治”，对一切听之任之的话，就有可能给一些反对者以可乘之机。
要制造恐怖气氛，她有两件事非做到不可：要有一群忠心残忍的办事人，结成死党，做一个坚固的中心，这群人是否读过书，倒无关紧要，而是通过她的暗示，凭她的颜色，不用吩咐，就能行事无误；她还得要一个效力强大的间谍网，要有充足的特务人员，谁要敢造反，就能立时捕获。
恐怖政策是以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出台的奖励告密的规定开始的。在帝国建立前，恐怖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它以两个大酷吏为标志。
第一个是索元礼阶段。索是个胡人，最早以告密起家。他的最大贡献是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法律禁令。古时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对贵族可以定罪处罚，但不加以肉体折磨。现在，索元礼把刑罚用在高级官员身上，结果便是那些达官显贵在花样翻新的刑具之下失魂落魄，一下子尊严扫地，吓破了胆，见到这些昔日最看不起的小吏如同见了虎狼。
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索元礼立刻平步青云，成为政要，为当时以告密而致身显贵的第一人。索元礼的上升绝非偶然，比起别人，索元礼单独逮捕得多，定罪也多。因为他有一系列对于刑审和拘押犯人的“创新”。
索元礼对刑讯的工具作了重大的改进。此前唐代系囚的刑具，如枷、锁、钳等都有定制，而索元礼创造了许多新式讯囚刑具，最有名的是他的铁笼。史书称他做的铁笼夹在囚犯头上，打入楔子，使铁帽逐渐缩紧，至口供逼出来为止；因被告顽强不屈而致头脑夹裂的，并不少见。在逼供方面，他也有许多骇人的创作，全是一些极为残忍的刑罚。比如，使囚犯躺平，以大石上悬梁上，下垂在囚犯的头上，可轻击，可重击，视囚犯的神志而定。索元礼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监狱——制狱。其所以要在一般监狱之外，另置制狱，是因为犯人太多了。
索元礼总是逼使犯人牵连别人及亲友相识等，所以每逢一人被捕，便有十余人受株连。武则天对索元礼的作法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她接见并赏赐了他，目的是为这帮酷吏壮行色，加声威。从此，大规模的刑杀之风兴起了。
第二个是周兴阶段。索元礼杀害的对象，是与扬楚事变有关的人，而周兴杀害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李唐皇室成员。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武则天的下一个目标轮到李唐宗室官位次一等的王公了。她的用意是要在正式宣布改朝换代以前，把唐室的宗族斩尽杀绝。所以在鞫讯之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重要。在光宅元年，徐敬业起兵作乱失败之后，徐敬业的一个弟弟想逃往突厥。当时幽州两个地方官并未帮助他逃亡。后来，徐敬业之弟被捕，两个地方官遂被逮捕。这两个地方小吏没有资格，也没有福气认识唐室王公或大臣，也无法知道王公大人在京都的行动。而且光宅元年徐敬业之起事与唐室王公之起兵平乱也风马牛不相及。这两个小吏当中有一个要自己活命，朝廷给了他一张朝廷要杀害的人的名单，又吩咐他在判官准备好的那张有关那项阴谋及联系关系的宣誓陈述书上签了名。这样，就可以随便将唐室的皇族杀的杀害的害了。
由永昌元年下半年至天授元年上半年，残杀是一次又一次，密密相连。镇压了反叛后，在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三月至四月这一批处死的是 12 个王公。
几百户人家要跋涉两千里之遥流配到南方去。这一次过去，第三次残杀跟随而至。
在武承嗣、武三思的教唆煽动下，王公、文臣、武将被杀者 36 人，其中包括很多鸿儒学者。到第四次残杀到来之时，唐室皇族已经零落殆尽了，第四次残杀主要是针对唐室宗族中的文武官员。这个阶段基本完成了摧毁李唐王室的任务。合法而有系统地屠杀步步加紧。武则天是使老百姓死心塌地地相信唐朝的天下已无可挽回，而秉命于天的圣母已然兴起，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
真正的恐怖高潮是第三个阶段——来俊臣阶段。天授年间，以来俊臣为首的新酷吏集团受到武则天重用，他们采用了一种“罗织”的方法。
来俊臣在讯囚中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能很迅速地得到口供。就榨取口供的能耐而言，索元礼只是残酷而已，而来俊臣则采用心理战术。例如，他制造了十种大枷，每一种都有一个可怕的名字：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落，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来即死，十曰求破家。每次审讯，先把刑具摆在囚人面前说：“这是刑具”，犯人见之无不魂飞魄散，赶快承认以免皮肉之苦。来俊臣在刑讯上也有发明。对被密告的对象，来俊臣第一步先从鼻中灌醋，然后抛置于臭气难闻的土坑之中，不予饮食，犯人
据说饿至自咬衣絮，再继之以神经疲劳。犯人被接连盘问，不许睡眠。犯人一睡着，就被猛然推醒，所以数夜不眠之后，头脑便昏昏迷迷，于是问什么招认什么，结果便被处死。此法极其灵验，而被告并无受刑痕迹。来俊臣还有一种诱供的方法，就是所谓“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即任何囚犯，不管其罪如何，只要第一次审讯时招供就可免死。这实际上是诱供。这个方法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
在许多政治案狱中来俊臣的丽景门之狱则是最森严的一个。来俊臣有一所监狱，奉武则天旨意设在丽景门内，在皇宫西面不远。同僚王弘义戏呼丽景门为“例竟门”，意谓被告一进丽景门便一例无治。
最可怕的是长寿二年（公元 693 年），武则天下令对六道流人进行了屠杀。
被流放在六道的人，大多数是政治犯及其家属，武则天在大肆屠杀李派士族之后，唯恐那些流人将来会出来捣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肉体上干净彻底清除隐患。来俊臣的党徒万国俊被派到广东，调查朝廷残杀者留下的孤儿寡妇不满朝廷的谣言。万国俊把他们传到官府，命令他们都去自尽。官府的厅堂里哭声振天，一片阴森凄惨。他回到京师，向武则天回奏罪人的妻儿对朝廷极为不满，正急谋反叛，幸而他及时赶到，才使阴谋不得逞。万国俊因此官拜御史大夫。
恐怖政策的顶点是黑手伸向李旦。李旦在武周建国后降为皇嗣，赐姓武，但被软禁在别殿。皇嗣的位置使他处境危险。他有一个奴婢叫韦团儿，深得武则天信任，李旦却和她发生了矛盾，团儿就诬告李旦的两个妃子。窥视太子之位的武承嗣乘机和来俊臣勾结，最后罗织出李旦有异谋的结论。长寿二年（公元 693年）恐怖之手伸向深宫了。但在来俊臣讯问李旦左右时，一个叫安金藏的人坚持认为李旦无辜。来俊臣不听，安金藏就抽出佩刀，部开自己的腹部，顿时五脏俱出，血流满地，嘴里还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就割开肚子证明太子的清白。武则天知道后赶来了，她感动地说了句“吾有子不能白明，使汝至此！”李旦的命保住了。
武则天的目的达到了。朝廷内外官吏诚惶诚恐，莫不畏服。高压总是被人唾骂的，但高压的作用又总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尽管它是统治者武器库里最危险、最不好驾驭的东西，可是，那些权威之主总舍不得扔掉它。不过，高压政策虽有奇效，但其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压力越大，反弹越大，高压政策不能长久使用。
在血腥的压力之下，人人无以自保。在这种气氛下，反对的力量只是被消灭或沉
潜。但这种压力终究是一时的，没听说高压可以压服一世，沉潜的力量终究会爆发出来。
武则天对满朝文武有不言自威的气势。她制造威势的一种方式是以我为主、特立独行，以显示君主的特殊性；另一种方式是刑赏交互运用、恩威并施的统治术，主要表现在对臣下的处理上。
处理完裴炎的案件之后，徐敬业的叛乱也很快得到了平定。杀裴炎、平徐敬业、斩程务挺，武则天显示出极强的政治威慑力。无论对于武则天本人，还是对于当时百官，回想起来都会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武则天因此变得更加果敢和自信。据唐人小说《唐统纪》记载，当年年底，武则天在盛怒之下曾经这样训诚群臣。
武则天问：“朕并未辜负天下百姓，群臣皆知之乎？”
群臣说：“知道。”
武则天接着又说下去：“朕辅佐先帝，三十余年，为天下忧劳，竭尽忠智。
汝等爵禄富贵，全系朕所赐予。天下太平，全系朕休养生息之功。自从先帝弃群臣，朕以社稷为重，不敢自惜，只知爱人。叛军兴起，首魁竟系将相大臣。”
武则天越说越激动，大声训斥起来：“你们当中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超过裴炎的吗？有将门贵种、纠合亡命超过徐敬业的吗？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一时人杰，不利于朕，朕轻而易举地就将他们除掉。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能超过他们三人，尽可早日起事，如若不然，忠心事朕，切勿自作聪明，为天下耻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齐声奏道：“唯太后所使。”
武则天这一段训诫至今读起来如飞瀑高落、酣畅淋漓、王气十足，在群臣心中留下的印迹之深可想而知。
刑赏交互运用、恩威并施的统治术是武则天制造威势的另一种方式。
武则天在以周代唐的非常之际，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任用了一个以近戚和亲信为主的执政班子。这些人多是些不学无术的奸猾之辈。这些人既得志，乱政滥刑，贪赃求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武则天一方面要任用他们，想依靠他们来巩固新王朝，压服反对者；但另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只要这些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因为她知道，任用这些人，要非常小心，否
则反会扰乱朝政，引发更多人的怨言，影响她自己的声誉。
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三兄弟，是武则天姑姑的儿子，为武则天外家。在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前后，他们表现得异常积极。宗秦客在武则天即位以前就已做到了凤阁（中书）侍郎，为位列四品的近侍要职。在元载初年之前，他是暗中为武则天革命称帝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大周帝国建立后，他成为第一任首相——内史（中书令）。
宗氏兄弟因此得意忘形起来，大肆贪污受贿。这种为大周帝国抹黑的行为，使武则天大为恼火。在任命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的下一个月，将宗氏三兄弟全部流放到岭南。宗秦客被贬到钦州遵化县（今广西灵山西南）任县尉，后来死于贬所。
内史邢文伟想通过包庇宗秦客获得武则天的好感，不想武则天并不领情，反而还治他阿附之罪，贬为珍州（今贵州正安县）刺史，他听说有使者到州办事，以为武则天要诛杀他，惊恐自杀。
傅游艺，是武则天夺权过程中的辉煌人物。武则天称帝前夕，他首先以外臣的身份，向武则天上书请求改唐为周，不仅在上书中大称祥瑞，制造“天命”，还组织了几百人的请愿团，诣阙上表。他从一个九品的合宫县（即洛阳所在的河南县）主簿，很快升为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跻身于朝廷高官的行列。改唐为周前后，傅游艺更是加入了宰相班子。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五月，加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在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傅游艺从九品一直做到了三品官，其服装也因之变换了四次，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过高的荣宠，使得暴发分子很容易飘飘然，傅游艺变得越来越忘乎所以。有一次他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他又神使鬼差地讲给亲信人听。亲信立即上告，武则天命将他下狱。结果，傅游艺也自杀，时在天授二年九月。
在赏罚互用方面，武则天的统治艺术所表现出的作风是喜怒无常，让下属永远摸不透上锋的内心，心中总有畏服的压力。
武思文本姓徐，是开国功臣李勋之子，随父被赐国姓而改姓李。徐敬业起兵前后，官至润州刺史，武思文因反对徐敬业起兵并事先告发其叛乱阴谋，被徐敬业抓获后予以数落：“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叛乱平定后，他被免于连坐，为司仆（太仆）少卿。武则天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令侄徐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武思文写此上表请姓武，他成了被赐姓武氏的第一人。荣获国姓之赐
的武思文，在武则天建周后做上了地官（户部）尚书。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一月，他带领这 2800 人上表请封中岳嵩山。因为封嵩山是武则天的夙愿，几次准备终而放弃。但武思文此番率众上表，似乎也不是时候，没有引起武则天的多大兴趣。武思文的结局颇富戏剧性。当年八月，因拒不与徐敬业合作而被武则天称为忠臣的他，被告发当初与徐敬业通谋。武则天下令将其流放岭南，并恢复其徐氏本姓。武思文的戏剧性结局昭示着，在政治波浪中家族和个人命运的不可捉摸性。
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四月，武则天因重佛教，命令在全国禁止屠宰及捕鱼虾。当时，左拾遗张德添了一个男孩，为了表示庆祝，生子的第三日，私自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赴宴，他悄悄地藏了一块羊肉，宴散后上表告密。次日，百官上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爱卿生了一男孩，向你贺喜。”张德拜谢。武则天又问：“从哪里弄的肉请客的啊？”张德一听，魂飞魄散，忙伏地叩头请罪。
武则天说：“朕禁屠宰，但红白喜事宴请并不限制，此乃人之常情。不过，爱卿今后宴请客人，须要加以选择啊。”乃把杜肃之奏表出示给他看。杜肃羞愧得无地自容，百官皆欲向他吐唾沫。从这事，官员们很难把握住女皇的准脉，无法窥测武则天的天威。
武则天具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风范，她总是站在群臣之上而不是陷入群臣的矛盾中来处理各种纠纷，所以她能在权力斗争中泰然镇定，游刃有余。
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 11 位有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珣、郭霸和吉顼。
酷吏集团是武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恐怖时期的制使一部分后来成了酷吏，这些酷吏能量之大、触角之深广、手段之残忍都超出了预先的想象。
特派员在武则天实行恐怖政策时最为普遍。武则天除了派私人心腹到外朝去做宰相外，还设立“制使”——皇帝的专使，他们是武则天个人的特派员，随派随撤，既保证任务的完成，又保证权力始终不脱手。
在实行恐怖政策时，为了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就必须使下层的告密制度化。因此首先必须解决告密受理权由谁掌握的问题。过去，告密者很少奔赴首都告密，而是就近向所在州县告密；受理者往往是当地地方官吏，如刺史、
长史，或出巡本州的监察御史之类。如果事情发生在首都或首都附近，接见者往往是宰相，或者是各有关主管部门的首长。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大臣是李唐皇室或与李唐皇室有关的人，当事情牵涉到皇室成员的时候，他们可能设法巧为掩盖，恐怖政策的实施将遇到层层阻力。
武则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告密受理权揽到自己手里：有告密的，臣下不得过问，官吏不得斥责，包括自中央宰辅至地方州刺史等全部官员。武则天成了帝国的大检察官，接见所有告密者，她的工作量就相当繁重了，所以对案件的审判，就必须另外找人，武则天不得不把一部分推鞫权交出来。但是她不放心大理或刑部的一般官员，于是武则天亲自挑选，这些被挑选的人便是制使。从这一点来说，制使就是她的私人法官。她既可以指派他们，又可以撤换他们，他们必须秉承她的意志办事，每一个制狱的结果，其实就是她个人意志的体现！
制使所起的第一个作用是承制，即接受内状——武则天下达的“公诉书”，然后向被告宣读制书。武则天的内状，大体上近乎一份公诉书。她的受理告密，略相当于检察官之向社会作调查。就她直接掌握告密受理权与下达内状而论，从法律观点看，她起了一个检察官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个检察官具有一种高于法律的特殊身份，她是称制的太后，所以她下达的内状就具有无可争辩与抗拒的权威性。制使的再一个作用则是审判。制使起了一个钦定的法官作用，也就是太后临时指定的法官。
武则天制狱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内状，在内状里，武则天的意志开始显露出来，而判决结果，则是武则天意志的全面实现。所谓制狱，就是由武则天告状，武则天派人审判，武则天定出结果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合乎法律程序的外衣。过去，门下省还有对皇帝旨意的详复权，也就是复审封驳的权力，遇有不当的决策，可以驳回，这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现在全没有了，君权极度膨胀了。
武则天高坐丹陛之上，对政府各部门、州府各地方的事很难了解得一清二楚。
她权威的触角也很难达到这些地方。于是，有了钦差大臣，有了皇帝专使。他们是武则天的耳目，是武则天的爪牙，代表她行使权力。不过，历来掌权者又都对自己派出的权力代表不放心，害怕他们滥用权力。武则天时代，虽然那些专使给政治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总的说来，武则天还是控制住了局面，方法是对
他们限权，保留一些制约他们的力量，对他们经常性地换血。
武则天控制酷吏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武则天对特派员的授权有限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
丘神勣：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李贤，逼李贤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
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公元 688年），率军镇压越王李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
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侯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李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
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年号确立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俊臣同按制狱。长寿二年（公元 693 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鞫狱讼。延载元年（公元 694 年）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人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勣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傅游艺：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
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人相。不久又
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珣：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鞫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刺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
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人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丞，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他似乎是酷吏中的特例，屡受武则天保护，他是武则天搞平衡的重要棋子，下面还会说到。但在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来俊臣还是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的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 11 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公元 700 年）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至于其他的酷吏，就更不能参与朝中大政了。由此可见，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酷吏的司法权限内，对他们加以限制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对酷吏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李嗣真质疑司法制度被破坏，提醒武则天权威下移会影响国家安全。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省的
详复权力。详复权是对君主集权的一种监督和制约，同时也有匡正的作用。其实，破坏司法制度正是武则天的用意所在和纵容酷吏的结果。但“权由臣下”却是她的大忌。李嗣真说：我看那些法官们，单人独骑奉命去审理定案，所有结果都是定好的，随审随定案，不走严格的司法程序；有的法官甚至不等向皇上奏明就临时自己专决。这种作法，将带来的危险后果是：权力流到臣下手里，这可不是审慎的方式。陛下让那些九品小官专管审判，反而不让刑部插手，不让门下省复查，如此下去就要出问题。李嗣真的这一劝谏正中武则天的心思。几个月后，酷吏中的几个魁首——丘神勣、周兴、索元礼都被除去了。
狄仁杰一案更加重了武则天对酷吏的不信任。长寿元年（公元 692 年），来俊臣以谋反罪诬陷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七位大臣，并由他自己来审问。
武则天曾有指令，凡是初审就承认给自己加的罪名，便同自首一样对待，可以不判死刑。来俊臣为了邀功，逼七大臣认罪。狄仁杰很快招认说：“大周既然建立，自然应当由新进官员掌握政权，我是唐室老臣，情愿接受诛戮，谋反是实。”来俊臣见狄仁杰招供得这么痛快，便没对他再施刑罚。
因为狄仁杰已经认罪，管理监狱的官吏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狄仁杰趁狱卒不在时将自己的冤情写出来，放在棉衣里，转给他的家人。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拿去向武则天告发。武则天召见了他。看过帛书，立即传来俊臣进宫，问他：“你说狄仁杰都招供了，可是他的儿子又来诉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俊臣掩饰说：“这些人总是不肯老实承认自己的罪过，对于狄仁杰，我确实没有用刑，他吃的住的都很好，连头巾和腰带都没给他去掉，如果不是事实，他怎肯承认谋反呢？一定是他反复无常，扰乱视听！”
武则天并不相信，派专使前去查问。专使也惧怕来俊臣的凶残，不敢到监狱里去看，只说了几句恭维话就走了。来俊臣又令人假造了一份狄仁杰的《谢罪表》，让专使转交给武则天。
恰在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召见。他年方八九岁，他的家已被来俊臣族灭。他告发来俊臣的刻毒，说来俊臣总是按照预定的罪名逼出供词。武则天又亲自召狄仁杰讯问：“你既然叫儿子前来诉冤，为什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道：“如果我不承认，早就死于枷棒之下了！”武则天立即明白了，免了狄仁杰的死罪，贬为彭泽县令，接着又下达了对其他六位大臣免除死罪的诏书。武则天如
果将审讯的全权下放给来俊臣，狄仁杰等必死无疑。但她始终不肯下放这个权力。
而在最后关头，采取了当面讯问狄仁杰的措施，狄仁杰的性命被保存下来了，事情真相也水落石出。
来俊臣自治狱以来，每次都博得武则天的赞许，这次却挨了一记耳光，心里好大不快，到武则天那里去申辩，认为这样处理太轻，应将七大臣全部杀掉。武则天不予应允。处理七大臣一案，表现出武则天对酷吏来俊臣信任程度的降低，也表明了酷吏在武则天心中的位置已有了明显的改变。
综观酷吏的任官情形和结局，可知武则天只是因为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对他们加以利用。他们的任官一般仅限于大理寺和御史台的中层官职，其影响局限于司法系统而不涉及行政机关。而且即使在司法系统内，也并非让酷吏一统天下。大理寺的长官大理（司刑）卿和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大夫，很少由酷吏担任。尤其御史大夫一职，大都由宰相兼任。而李嗣真、严善思、周矩、魏元思、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用法平恕之人先后担任法官，无疑也是对酷吏的一种抑制。
采取不断换血的方法，使酷吏之间互相牵制索元礼、周兴这批老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由此而来。
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女皇进言说，现在的法官不按程序，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他还拿出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认为现在把威权交给酷吏，不可不慎。“权由臣下”是她的大忌，她对老酷吏也下手了。
对酷吏，武则天始终不是专信一派，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在促使武则天对酷吏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二线队伍也发挥了促动作用。天授二年一月，来俊臣集团采取了行动。他们首先控告的是丘神勣。丘神勣家族属于贞观士族，这类家族本就是武则天疑忌的对象。丘神勣被罗织的罪名是“谋反”，结果下狱被诛杀。
紧接着发生了史务滋事件。史务滋是武周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纳言（门下省首脑，属宰相集团成员之一），此时正受命审判刘行感案。来俊臣参与了此案。
刘行感出身显贵，此时被人告密而下狱。
来俊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把握了史务滋事件这一时机，激起了武则天对一些法官的疑忌和愤怒。史务滋与刘行感有旧交，来俊臣发现这一情况后，立
刻上报武氏。结果是：武则天大怒，令来俊臣审讯史务滋。史务滋惶恐自杀。把同一办案的法官也列为指控对象，这是来俊臣的又一发明。既然女皇已经对法官有了怀疑，来俊臣就再接再厉，把矛头指向周兴。之后，有人上告周兴与丘神勣合谋，武则天要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就有了“请君入瓮”
的故事。
来俊臣先不露底牌，和周兴一同吃饭。席间向老前辈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说请兄人瓮吧。周兴一见到自己发明的刑具，精神立刻崩溃了。他伏地求饶。来俊臣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索元礼的下场与周兴有相同之处，在周兴被控告的同时，索元礼也受到了指控。他的罪名是贪污受贿。索元礼入狱，持抗拒态度。刑讯的酷吏说：“拿索公的铁笼来。”索元礼立即屈服了。来俊臣对待周兴的方法是请君入瓮，同样地，对待索元礼的方法也是“请君入笼”。笼和瓮都是周、索自己设计的刑具，现在还治其身了。由此也可见来俊臣的阴狠，他刑讯不一定用酷刑，那样做可能让一些软弱的人屈服，但遇到硬汉也未必好用；而且，更麻烦的是，刑讯易留下痕迹，如果犯人日后翻案，那是最好的证据；一旦刑讯的火候没掌握好，犯人死了，也不好向女皇交代。所以，他更愿意用心理战术，在刑讯之前先把你的意志摧垮，在兵家，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手段的智力含量更高，更不露声色。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真正杀害周兴等的不是来俊臣，而是武则天。《资治通鉴》记载了天授二年索元礼被杀的原因，说索元礼性情残酷，武则天也正好杀了他以安抚人心。审讯拘押犯人的权力长期落在某些酷吏手中，是相当危险的事。
正如宰相必须经常更换一样，酷吏也必须经常更换。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由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被武则天讥笑。但武则天是绝不肯让大权旁落的。
对内部亲信搞牵制，这是统治者惯用的一招。如果对一线掌权的人员不放心，或出于防备的考虑，可以在他背后安插替补人员。而且，对这些二三线的队伍，或暗中保护，或明里提拔，保持对一线的警示，必要时可以换马。
武则天在对来俊臣的处置策略中，表现了她对酷吏的基本态度。当来俊臣能威慑外朝，并为她的权位巩固发挥作用时，尽管他胡作非为，武则天也总是保护他；但当来俊臣存在的害处比他带来的好处更多时，武则天就会权衡得失，严加惩处了。
延载元年（公元 694 年），来俊臣曾被武则天外贬，但武则天舍不得扔了他，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又把他捡了回来。回朝后的来俊臣“不辱使命”，又搞了不少大案，清除了不少政敌。但他渐渐进入疯狂的状态，竟然打算把太子、武氏子弟全罗织进来，这简直是与所有人为敌，这就给武则天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女皇任用这样的人，精神状态是否也正常？于是，武则天将来俊臣逮捕入狱，但是否除掉他，武则天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一天，武则天和她的另一个近臣吉顼游御苑，俩人交谈起来。她向吉顼询问起外面的动态。吉顼告诉她，人们对于来俊臣死刑迟迟未批下来，感到失望。武则天说：“可他有告密之功啊！”“那算得什么呢？”吉顼指出，“来俊臣赃贿如山，被他杀害的冤魂塞满了路，杀他有什么可惜的！”吉顼的意见反映了外间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所谓“公论”。
吉顼的说法，不容皇帝不重视。当时，武周对外关系极为紧张。在西方，吐蕃正提出割让四镇的要求；在西北方，东突厥的默啜反复无常，极为值得忧虑；在东北方，契丹部队，正在包围幽州，南下威胁魏州，第一次河北事变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此之时，把一个民愤极大，象征恐怖政治的人保护下来，这合算吗？
吉顼的话提醒了武则天：处决来俊臣是一种平缓民怨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因为政治的需要起用了酷吏，借助他们消灭怨敌；同样，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将酷吏送进坟墓，她需要鹰犬的头颅平息危机。于是，武则天终于决定处死来俊臣。
时人无不对来俊臣之死弹冠相庆。国人无论长幼都恨他，竟然去割他尸体上的肉。武则天听到臣民们的反应后，急忙表态支持公众的作法。她下了一道制书。
这篇被后人命名为《暴来俊臣罪状制》的文章中说了不少安抚人心的话。制书最后说要对来俊臣施以族诛灭门之刑，以雪苍生之愤。
纵观武则天一生，不同时期的爪牙也有代表。早期是人称“李猫”的李义府，中期是来俊臣，晚期是二张兄弟。两头的都是被武则天的对手除掉的，只有来俊臣是武则天亲手除去的。从权谋的角度看，也是最有价值的。
公元 697 年农历九月，武则天又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演。她对侍臣说：“近年来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拘审牵连，朝臣们也都服罪了。国有国法，我怎么敢违法不办呢！这中间我也曾怀疑有冤案，派近臣去监狱里查问，但都得到了犯人亲手画押承认的供状，我又就不再怀疑了，准了那些法官的上奏。来俊臣死后，再也听不到有谋反的人了，但是以前的死者就没有冤屈了吗？”这当然是在作势，无非想声明自己只是被酷吏所误，并不是真心发动恐怖政治。
武则天既出此言，久苦于朝夕不保的众臣，何不乘势抓住结束恐怖政治的良机？于是，夏官侍郎姚元之向武则天进言保证以后决不会有人再谋反。
恐怖政治就这样体面地结束了，这是武则天完成了政策转变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