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连鬼都来创业
张书嘉小姐《创智赢家》节目第二季中荣登榜首，赢得百万奖金。她的”手艺中国”计划也赢得了宝贵的种子资本。但是评委们其实很清楚，她的计划并不是那种最有成长性的计划，而是相对传统的一个创业计划。实际上，整个这季创业的计划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更明显的在传统领域创业的特点，”小生意”的色彩更浓，这一反以往推崇新经济带来的IT或者网络概念浓厚的风险创业计划，实际上这才恰恰是最为反应当前创业主流的生意之道。正如著名风险投资家IDG的章苏阳和贝恩投资的黄晶生所说的那样，那些日常的生活之道中到处都是创业机会，尽管能够被VC看中的项目是有限的，但是真正被VC看中的项目也不见得是好项目，绝大部分的创业项目并不属于VC喜欢的那类高成长项目。
我于1992年下海创业，当时适值邓小平南巡讲话，政府部门一时间纷纷意图改革，工商部门对各种新业务公司的注册态度空前开放，因此我去注册市场调查公司也就比较容易获准。在我下海的同时，同部也有三名同事一起下海——处长老夏去当了深圳一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团委书记李明春去捣腾汽车买卖，政策法规司的笔杆子吴允下海作了律师，只有我干的这个算新鲜玩艺儿。记得当时还有人注册了私人侦探、信用调查等公司均获准试营业，事实上1992-1995年正是中国第三次创业高峰期，包括张朝阳等在内的网络门户公司也差不多在那时开始创业，我犹记得张朝阳经一位使馆签证处老美朋友介绍与我认识，他期望我能向他所代表的Internet Security公司提供数据代理的权限,不久他就创办了自己的搜狐公司。这次创业高峰中第一次有如此多的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海归下海，与城乡已经形成一定声势的个体私营经济一同合唱，社会的流行意识中第一次感到”个体经营经济”已经不再是”下三烂”干的没出息的事情了。
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基础上，以刑满释放人员、城镇待业青年、部分农村不愿务农青年为代表掀起了第一次创业潮，我的六哥袁杰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电工，就不听父母所劝，办了自己的五金杂货商店，他也是我国的第一代个体户呢。而到了1986年左右中国改革向城市发展，在提高企业效率下当时仍为主要就业供应渠道的国企在承包制下用人需求减少，裁减冗员相当普遍，这导致了城市中待业者与待岗工人的创业潮。但这两次创业潮的主要群体在社会底层，虽也有太子党发财、官商勾结致富的情况，但平民事业是这两次创业的主要特色，且创业范围主要限在一般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那个时候牛的是”万元户”，可不是今天这样的”富豪榜”呢。
第三次创业潮则扩及国际贸易、房地产、大型创造业领域，但这些范围显然不如当下的第四次创业潮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多及门类之细。第四次创业潮以大约2003年为开端，下及农村日渐外流的劳动力，上及海归知识分子、高校毕业无业生及国有企业二次创业者；创业者类型多样，涉及到高及高新技术、创意产业，低及大量的社区服务、家庭服务、一般城镇服务业，其中更因政府、高校、VC和投资银行对创业的推波助澜，而使得更多人把创业看作是一个平常事物，第四次浪潮中不仅出现了许多快速致富的财富新星，更有由媒体创业节目如《赢在中国》和《创智赢家》等掀起的社会创业风暴。
我在很多大学的职业讲座中都说过，在我们一般人中也许只有5%的人适合创业，因为创业需要有超好的身体、超强的神经、前瞻的见识与面对黑白两道的胆色，因此大多数的人实际上不能承受创业的压力，但如果你不试你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那5%。因此，这个创业热潮时代不独指着正儿八经的创业者说，也是对着更大部份创业探索者说的。总之，在创业体验中，行动的价值大于说话，大家动手试试，然后会对自己的创业潜力或就有些迥然不同的结论。
创业大赛里的演员
遇到几位大学生朋友，很得意地告诉我他们现在是专业地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而且已经有好几次胜绩，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几乎不思考真正的创业，他们思考的是怎么样掌握评委的思路以及让评委们欣赏他们的思路。这已经非常象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训练，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再是创业而是拿创业赛的奖金，实际上整明白了路子他们就发现拿奖金比创业容易多了。而我作为一个经常被邀请去做创业大赛评委的人士就变得格外敏感自己是否被参赛者当傻冒玩弄了。
在以下情况下，某个创业计划书是很容易引起我的怀疑：一是选手的背景是在多个创业大赛中获奖还在继续参赛的；二是如果是以前在其他赛事中出现过或者类似的项目计划书；三是创业项目而创业核心成员不从事具体工作而做所谓”管理方向把握”的；第四种也是我最忌讳的一种，就是用家庭不幸或者个人悲惨的出身换眼泪的，而这类表现在电视或者视频类大赛中常常能获得观众或者某些八卦评委的认同，我也因为有人跳不出这样的框框，曾经明确拒绝了一位我本有意投资而最终决定放弃的媒体创业大赛的优胜奖获得者的项目。
实际生活中的创业其实是个残酷的游戏：艰辛、麻烦、缺少资源、不确定的危险，有钱进去没钱出来才是更经常的情况，简单的姿态、个人背景或者所谓感人故事不能打动市场，人们是非常功利地看你能给大家什么，最好是给的东西好而价钱还便宜，创业者最严峻的考验是能不能获得第一批顾客的欣赏，而顾客出于安全的原因往往不会很青睐小小的、不成熟的、刚起来的创业企业，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竞争失败的可能远大于总是成功的可能。当然开始创业并不难，只要有一点点技术、一点点产品、一点点资金、一点点商业模式知识、一点点协调能力、一点点服务精神就可以开始创业，但是坚持创业就很难，因为创业的过程是对于个人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承受能力、勤劳投入度和朋友交往能力的很大考验。而真正的创业成功则来源于对于清晰的目标的坚持，来自于在不断学习中的自我否定与构建新模式能力，来自于不断扩展的整合资源的能力。
而在创业大赛中，对应计划书逻辑的熟悉、商业模式表述的熟练度、评委的口味的把握、现场表现中的沉着与某些适当的戏剧性，这些东西不能说对于一个实际的创业毫无帮助，最多算是创业思路与前期表现的一部分，而且在这里我们假定评委能够代表了创业者在实际市场上面临的来自投资者、政府部门、用户、合作伙伴、员工等群体的需要与挑战，而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评委主要的思路来自于投资者，如果是媒体操办的大赛则更会有八卦评委。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赛的获奖者更象娱乐加规范格式考试的获胜者，而不是挑剔与变动不居的消费者选择中的获胜者。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规矩，创业者们得明白，今天我们大部分创业大赛所传递的不是创业之道而是来自创业素材的娱乐之道。
能说话的企业家快绝了
柳传志轻易不出面了，张朝阳据说也轻易不出面了，江南春也不太爱抛头露面了，连一向爱秀的潘石屹也开始尽量省着露面了。如今如果你是个跨国公司的高管，你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规定，违反者，斩！如果你是上市公司老总，你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规定，违反者，斩！如果你是国有大企业老总，你也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讲究，违反者，斩！如果你是民营企业老总，现在也不能乱说话，因为现在规范化了，有公关了，有管理规范了。结果我们就越来越听不到企业家与高级职业经理人稿子以外的声音了。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对于企业管理防范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祸从口出”有帮助，尤其大企业，七嘴八舌，难免话说得有闪失，现在大家有了这个”风头之上有风险”的意识，知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利害。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不是好事，关于企业的信息只能从格式化的新闻发言人或者老总的新闻稿上念出来，大家要知道点快信息真信息难度更大了。我自己做《头脑风暴》节目，感到我们的企业家的嘴巴真的是越来越紧了，掏点东西那个难啊，而且很多时候人家干脆不来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你啊。
所以啊，当初的那些个说话有趣有味有料有胆的企业家们将会纷纷从媒体上消失了，我们从他们的暴料里面得到娱乐的机会也大大萎缩了也，企业家如果要发言，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教育家、运动家、媒体明星与生活家了，他们因财富而得以有话语权，而净说些与企业和生意不相关的事情，俨然的，我们有成堆的三八人物，他们原是企业家，又不以企业家身份说话。于是，比尔盖茨、李嘉诚、牛根生等等等的一大票人，以企业兴，以慈善终。这倒也让我们另外一些人可以明白一些道理，财富不见得完全是用来享受的，它也可以用来满足更多的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是富人有更多运用财富的权力。所以到处做点生意就大喊大叫的行为让位于悄悄地挣钱，热闹地花钱的行为。我们少了很多大嘴巴的企业家，但是我们有更多大嘴巴的慈善家，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好，不说就不说吧。
创业正如吸毒
牛文文兄创立的《创业家》杂志一周年的时候，庆典就在他们举办的创业家年会上举办，同时也举办了成立企业创始人俱乐部的典礼。这个活动上来的人特别齐，不只是因为大家给牛文文面子，也是因为在这个场合大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柳传志、王文京、冯仑、冯军、包凡等在会上的发言都很实在，与现场创业者观众的互动也很好。我主持全天的会议非常受益，这样的活动我也非常乐于参与，正像一群同好者聚饮时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牛文文说，创业者在创业前或有种种疑虑，一旦参与创业则很快不能自拔，后来再去打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创业固然困难重重，但是创业中所感受的掌控感与自主性是任何其他工作中所没有的。我也理解这是为何不少企业的创始人在企业上市之后宁愿再套了现去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掌控感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亚洲人所占的创业比重是高的，而中国人又是高创业群体的集中地区，当然中国的创业者也有三个特点：一是为生活所迫的创业者与自主选择的机会创业者几乎一样多；二是中国创业者中不甘团队所限，宁愿自立创业者更多，因此小而多是中国创业者的重要特点；三是与美国人大致接近四十时才创业比，中国的创业者群体非常年轻。由于财富观念在中国的流行，因此创业本身在社会上富有魅力，很多的年轻人仅仅是感到自己不得其门而入而已。在经济危机中，创业本身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倡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业也就有了特殊的热度。
当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出于爱好的创业，与出于交易价值而进行的创业，在这两类中今天前者得到的倡扬少很多，而迫于生活的创业则更不容易在今天的创业中得到人们的注意。《创业家》本身是一家创业型媒体，他们倡导基于交易价值的创业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政府与社会一般组织来说，只是热衷于谈论这一种创业，既不符合创业的基本面，也不合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本份。也就是说，在创业这个词汇下，不同的社会组织所说的创业与创业准备似乎不是一回事情：年轻人为正式创业而做的创业准备、大学生创业实践、社会青年的创业尝试、有模式可循的娩出型创业（或者如我们会议上所说的创二代）、可以得到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的创业，可能要在不同意义上为不同人所强调——有人可能为热情而创业，有人为他所拥有的一点资源而创业，有人觉得除了创业别无出路。
韧者神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