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暴力的滥用和分散化风险
国家既是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者，也是暴力使用规则的制订者。国家不允许其他组织与它分享暴力，也不允许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暴力。近些年来，由于制度运行中潜在的问题以及管理的不力，出现了两种滥用暴力的倾向：（1）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暴力；（2）暴力机器被某些职能部门用来完成工作或任务多，表现为通常说的“暴力行政”。暴力的滥用造成直接威胁到公民个人的生命权，损害了合法暴力的神圣性，并造成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
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也在通过有组织的犯罪分散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以建立起有效的融筹资和洗白资金的渠道，维持组织的发展。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黑社会除了有一套对抗国家的机制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向政治权力渗透，甚至跨国活动，并有可能与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结合。这是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所在，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
暴力的滥用和分散化也直接造成了社会安全感的下降。
5．信息的流动与控制风险
无疑，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跨国界流动不仅扩大了知识和技术的使用范围，有助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推动着全球范围内共识的达成，有助于跨越国界组织集体行动，从而使“全球村”更趋向于全球共同体。版权贸易、广播电视的覆盖范围、因特网的发展水平都是衡量知识和信息流动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因特网发展迅速。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从1994年接入因特网以来，到2003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总数已达2572万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9.5%，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29.9万台的86倍。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中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6800万人，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8.5%，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62万上网用户人数相比，现在的上网用户人数已是当初的国家统计局集中体制对于信息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保障了社会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能掌握在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所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任何一种控制都无法从根本上阻碍信息的流动，因为流动是信息的本质。小道消息的盛行是集中体制下信息自发流动的特有形式。然而，随着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被个人所掌握，信息实现了即时性的流动和跨国界的流动，对信息的集中控制无法有效实现。
信息流动的加快带来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大量信息出现产生的“信息爆炸”效应使得习惯于控制信息和引导信息流动的国家难以应对。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国家已经建立的信息选择和传播机制无法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分类，并主导信息的传播。二是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信息的突然增加也使他们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产生盲从心理和行动。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一些城市出现的“抢购”风潮就说明了信息流量增加与人们分辨能力有限的矛盾。
6．生态风险
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再是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个社会群体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每个社会个体和组织的切身利益。
目前，在生态风险中有两类风险最为突出：一类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与恶化。客观地说，中国庞大的人口与有限资源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非常脆弱，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更加重这种脆弱性。中国的多项生态指标一直呈恶化趋势。根据国家环保局“2005年全国环保统计公报”，2005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24.5亿吨，比上年增加8.7%。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43.1亿吨，比上年增加10.0%。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281.4亿吨，比上年增加7.7%。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414.2万吨，比上年增加5.6%。废水中氨氮排放量149.8万吨，比上年增加12.6%。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为91.2%和75.1%，比上年分别提高0.5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3万吨，比上年增加13.1%。烟尘排放量1182.5万吨，比上年增加8.0%。工业粉尘排放量911.2万吨，比上年增加0.7%。2005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3.4亿吨，比上年增加12.0%。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也可以通过环保行政处罚案件的增加得到说明。
第二类风险是人员和物质流动带来的有危害性的外来物种的侵入。据报道，世界上100种具有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有一半已侵入中国。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发现生物入侵者，尤其是低海拔地区和热带岛屿最为严重。外来物种的侵入造成了四方面的威胁：（1）造成生态破坏和生物污染：外来生物成功入侵后，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难以控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形成生物污染。大米草就是典型的代表。（2）生物多样性消失。外来物种如果生存和繁殖能力强，则会压制和排挤本地物种，形成优势种群，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3）造成农林业损失。许多外来生物造成农作物和牲畜死亡，对农林业生产造成巨大威胁。这些外来生物的入侵仅对农林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达574亿元。
（4）威胁人类健康。比如豚草、三裂叶豚花粉是引起人体过敏性症状—枯草热的主要病原。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每年收诊2000多名花粉过敏者，其中近半数是豚草花粉引起的。
7．金融风险
金融业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中介制度之一，不仅承担着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生产和保障的功能，还威胁着一个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金融业的作用更为关键，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国家信用对货币信用的支持。
中国成功地躲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解决金融问题的信心以及本国政府的自信心。但是面对资本的快速流动，如何有效地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依然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广大公众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一旦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对政府的信心大幅度减弱，整个金融系统就面临着瘫痪的危险。目前，四个因素值得特别重视：一是银行系统的呆坏账问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要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就必须解决庞大的呆坏账，提高资产的质量。二是银行系统的改革问题。目前主要银行正在大幅政协致公组度精简在各地的网点，减少人员。从长期看这肯定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效率，但是目前由于步伐过快，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网点正常工作停顿，当地居民到银行挤兑，造成了当地金融秩序的混乱。三是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设问题。中央政府加强监管机制的努力存在着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的危险。金融秩序的整顿如果不断侵害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就可能把金融问题社会化，动摇公众对金融市场以及整个改革的信心。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潜在影响。目前，人民币升值是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并且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必然的，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间调整则不仅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关系到居民的个人生活。
8.生活风险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安全问题，生活风险自然就突出出来。目前，有四大类生活风险特别值得关注：
（1）日常事故。由于个人财产增加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大，个人安全、交通、火灾等各类日常事故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并且产生的后果更加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从1993～2004年间，“治安案件立案率”增长了80.3%，年均增长率5.5%；“交通事故发生率”增长了96%，年均增长率为6.3%，“火灾事故发生率”增长了5.03倍，年均增长率为17.7%；“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生率”增长了24%，年均增长率为2.0%。
（2）食品安全。现在的食品安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食品提供不足或者食品变质过期等问题，而是食品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以及辅助手段所导致的问题。由于食品种类的增长和消费数量的提高，食品安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从胚胎到生命终结整个过程。近年来出现的“假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转基因食品事件”、“毒奶瓶事件”等不过是食品安全中的典型案例。而在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中，食品安全的投诉一直排在各种消费的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的食品生产有相当部分是自己生产的，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因为随着城市食品安全管制的不断加强，一些伪劣产品开始流入农村市场。安徽发生的“假奶粉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3）医药安全。医疗体制和药品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求医问药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这一方面体现为医患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体现为药品安全问题的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根本上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对医药行业监管的力度不够，另一个是医院、药品生产企业的过度市场化倾向，追求利润压倒了社会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医药安全问题不仅出现在设备技术水平不足的小医院、小诊所以及小医药企业中，而且也出现在大医院、大的医药企业中。“博士伦事件”、“齐二药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4）心理健康与现代疾病。快速的社会变迁必然产生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现代化疾病的扩散化。前者的代表是农村中自杀率的增长以及城市中心理诊所的增加，后者的代表是以肥胖、心血管类疾病等为代表的现代疾病的扩散化和“年轻化”。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的基础。如果各类疾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不仅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医疗费用的投入，削弱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也会诱发出更多的越轨行为和反社会行动，影响到家庭稳定、组织协调，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中国当前风险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轨同步进行的背景下，中国当前面临的风险是多样而混杂的。从这些风险产生的过程以及在整个风险结构中的位置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当前风险状态的基本特点：
首先，风险的来源日益多样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虽然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是中国面临的两大基本风险，但是随着社会行动影响范围的扩展和影响强度的增强，在整个风险结构中，人为风险在数量和潜在影响后果上压倒了自然风险，同时，自然风险也由于人为干扰因素的增强，而带有了强烈的人为色彩，这尤其体现在自然风险影响强度和范围的扩大上。人为风险不断产生了各种新风险。以风险影响对象为标准，可以划分出个体风险、组织风险、社会风险、体制风险、生态风险以及国际社会风险。而按照这些风险的基本来源，则可以划分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生活风险、环境风险等。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风险是交织在一些的，并且很多情况下，是同时出现的，相互增强，因此导致风险后果的严重化、风险应对的复杂化。